婚姻中，数千万次，救自己于水火之中｜三明治

文｜匿名

编辑｜珍妮

我们的人生应该算是丰富的吧？我们曾经单身，遇到彼此，做过朋友、恋人，一起莽撞无知地搬到语言不通的第三国，你从博士后做到研究员，又凭实力和加班拿到了终身教职助理教授。我成为了妈妈，学习了陌生国家的语言，也学习了在这里骑载小孩的自行车。

每天早上你抱一下睡的懵懵懂懂的儿子，亲一下他，再亲一下我，然后背着你的双肩包，步行去你上班的大学，我们居住的区名里面有一个山字，因为需要先走下缓坡，再上一个陡坡，盘旋的路向上继续走，进入大学校园，迎来一个猛的下坡，向右拐个弯，穿过自行车减速路障，就到你的大学的实验室。如果去儿子的保育园，不要向右拐，向左拐，爬两个向右弯曲的陡坡，穿过郁郁葱葱的树林，开阔的空地，就是儿子的保育园。在大学的校园里，从你的实验室走到保育园，你说你需要5分钟，我也走过，我需要10分钟。

我摸清了去公园和保育园的路线，太阳直射的时候，我会先把自己的胳膊包上防晒袖子，防晒外套，再戴上遮阳帽。后座的儿童座椅自带防雨和防晒，他还有安全帽和五个方向的安全带。每天我骑车带他走一遍这个山路。我再反方向回来，收拾好家，带上语言课本，骑车去地铁站，换地铁去上课。

这里骑车，法律禁止戴耳机，会有带着袖章的人抓，也抓闯红灯，每一辆自行车也像是机动车一样有备案记录。据说连续被抓后，可能会被吊销签证。

被你提醒后，我不敢再骑车戴耳机听外语了。晚上再骑车上山，接上小朋友，推着车跟他一路走走、停停、玩玩，在户外磨蹭晚上的时间。我们有时候还会遇到补习班放学的小孩，他们的书包比他们的人还要大。

你每天往返学校的一小时，是属于你的时间，即使有公交车，你也选择步行。你总是戴着一副巨大的耳机，把世界隔绝在外面，你有时会听披头士、涅槃乐队、U2、皇后乐队，有时会听各种播客，比如讽刺“穷爸爸富爸爸”这类内容糟糕透顶却异常受追捧畅销的书----作者投资都破产了，靠买这本书生存，比如听各类足球、时事评论。金色头发的你，个子比旁边黑头发的人群高出一头，迈腿速度比旁边的行人都快，一眼望去总能轻易发现你。

你曾经带我去过你的实验室，刚进门就是一个沉重的门帘，让我想起了东北冬天每个商场门口都有的冬大衣门帘，这样才能把零下十几度的冷空气隔绝在外面。你们的门帘是把实验的蚊子关在里面。除了这个门帘，还额外有一道门。

你告诉我在英国的时候，不需要这样戒备森严，因为天气寒冷，蚊子飞出了实验室也无法存活。但是这里，大家对实验室里的蚊子都有焦虑甚至恐惧，尽管实验室里养育的蚊子才绝不会带病，是最纯净的。你告诉我它们叫初代伊蚊。还教我看它们肚子上的黑色条纹，头上的耳朵和嘴，分辨公母——长耳朵的是公蚊子，需要随时捕捉母蚊子在哪里，好进行求偶交配。母蚊子的耳朵很小，它们不需要知道公蚊子在哪里。嘴长长的是母蚊子，嘴短短的是公蚊子，前者需要刺破哺乳动物的皮肤吸血，后者像蜜蜂一样无害只喝花蜜。

你给我指透明保温箱的手指白皙又纤长，熟练地划过贴在上面的标号记录贴。它们是哪个品种，出生几天，属于改过基因的第一代，第二代，还是第三代。你划过便签的手指，像一个钢琴家跟着神秘的乐谱拨动黑白琴键。实验室里到处有标号数据，像是一串串未解的密码，有一台巨型计算机，储存了更多的实验数据，你的笔记本可以远程控制它，让它连着云端昼夜不停地运算。房间里费力地保持着蚊子喜爱的高温，湿度控制器发出有频率闪光，提醒着屋子里的人，它们在卖力运转。

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便不再做晚饭了。我开始带儿子吃街边的面包超人快餐店，里面聚满了中学生、大学生和打工人。饭店是机器人送餐，一共四个机器人，排成一排，等着服务员出餐。每当餐食做好，服务员会把热气腾腾的食物从后厨端出来，放到等待的机器人的托盘上，输入桌号，机器人就出发去送餐。有时候去送餐或者送完餐的机器人，会突然出现在我们想去饮料区的路线上，但我们已经见怪不怪。它也会及时停下，主动避让。儿子埋头吃儿童套餐的时候，我会盯着这穿梭的机器人，通过食物的分量猜测它是去那个独自坐着的大叔一桌，还是互相开着玩笑、青春洋溢的四个高中生的一桌。我一般会点一杯白葡萄酒，唇齿间如流星般经过，空腹吞这一口，可以点燃小酌的微醺，稀释了白天的语言学习密度。我并没有想过骑自行车会不会查酒驾，只是写到这里，忽然想起的。

我们还去萨莉亚，里面有儿子喜欢的披萨。这品牌是我大学时期常光顾的餐厅，一直以为是一家意大利餐厅，结果发现这个国家才是它的发源地。整个欧洲都没有听说过，披萨饼上有甜玉米和色拉酱的搭配，竟然是我混血小娃的最爱。我尝过，让我想起了玉米烙的味道，只是没那种焦脆的口感。

你的晚饭是怎么解决的呢？你告诉我，中午是大学便利店的便当或者饭团，晚上也是，你很少花时间坐在大学食堂里慢慢吃一碗面，时间都榨成汁水，挤给了工作、科研和学生。

如果你在大学的食堂坐下来，经过的人就能看到你日渐稀疏的头发。虽然学校的留学生也很多，经过的人总是不经意多留意一下——那个外国人还能用筷子吃米饭。

你没有给人太多这样被观察的机会。你总是把别人去吃饭的时间拿来做实验，因为精密的实验器材也很难预定到，做实验也像是看病一样需要提前预约。你总能抢到吃饭的时间和深夜的空档。凭着经验和技术，先用人的头发丝蘸上强力胶，把蚊子固定在器材上，再操作器材可以把蚊子的脑袋切27层，这样可以进行一层一层染色，分析和画出蚊子大脑里，神经传输的活跃路线。家里收集我掉在地板上的头发，还可以择粗录取——我的黑头发比你的黄头发硬实。不知道我的头发粘住了蚊子几只，贡献了多少科研价值。

你曾经给我看过你学生做出来的漂亮染色照片，里面有一对对称的触角，形状有点像马桶刷，只是蚊子的那“两把刷子”看起来更有攻击性，根根立起来的毛，看起来也很锐利硬实。荧光绿的照片里，蚊子的嘴和耳朵的生物切面，呈现出抽象的形状，带着生命密码的点点和色块是科学家眼中的生命艺术。我光顾着看一百来张里的一张，没去看你的表情，但是我记得周围的空气都是轻盈和愉悦。这个学生是你的第一批在读博士生。拍出是一张可以刊发在学术期刊的照片，怎么不值得庆祝？你知道自己可能错过吃晚饭的时间，学校的食堂和便利店都是7点就关门了，而英国晚饭时间常常是8、9点。所以你经常在中午就提前买了晚饭——你不介意中午和晚上吃一模一样的饭。

周一到周五，你工作13-16小时，我像是单亲妈妈一样带着儿子，陪他睡觉。周六，你工作8小时。周日，你说给我放假，会自己带儿子去公园玩一天。你把生命里的所有时间给了别人，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当我说你太自私了，没有把家庭放在第一位，你是那么愤怒。

你热爱科研，像北极星一样指引你人生的方向，给了你生活的意义，你觉得你多一分的研究，可以帮人类在传染病研究上有突破，可以拯救更多因为蚊虫传染病死去的小孩，你说他们太可怜了，和我们的儿子一般大。

可是如果你不曾有家庭，有我和儿子，你也会如此地拼命工作。花时间收集真实的数据，花时间阅读论文，花时间处理零碎行政要求，花时间做自己的科研，花时间申请研究基金，花时间与学生相处，甚至有时候还需要安抚学生受挫的情绪。你把你的工作放在了家庭前面，你以为兢兢业业的工作，就是爱我们的表达。你的父亲是一位警察，他日夜颠倒出勤的时候，家里是你和妈妈，后来还有了弟弟。他错过了你成长的很多时刻，但是你的心里记得父亲的榜样，这样努力工作赚钱，就是爱的行为。

但是在我看来，你的那些工作时间，吞噬了本来属于陪伴我和儿子的时间，你加班的时间，远远超过对我们的陪伴时间。

我发短信问你什么时候回家，越来越多的时候，是没有回复。很晚等你还不回来，我不确定自己应该笃定相信你只是沉浸于做实验的心流，还是应该担心你是不是回来的路上遇到了意外。甚至下班路上那步行的半小时里，你拿起手机连上蓝牙，调整音量开始听播客，你并没有顺手给我发一条你已经在回家路上的消息。我发给你的那些短信并不是空气，而是束缚在我心口的紧张。

我提出过几次，你听进去了，过了几天，我不再收到你的告知短信。我的手机屏幕右上角有一片蜘蛛网一样的裂痕，手摸上去能感觉到它的凹凸，但是位置上不影响手机的任何功能。等短信的时候，我经常把手插在口袋里，抚摸手机这一块疤痕。

多年以后，坐在伦敦的公寓里，想起那个离开日本的前一天的下午，还能记得坐在三越百货的咖啡馆，背后传来每一位顾客进出时，反射着街道绿植的玻璃门的叮咚声。咖啡喝尽后的褐色痕迹蜿蜒留在杯底，呈现着过去也呈现着未来。

跟随你刚来日本两个月，我就起心动念要回到英国。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没有收入又没有工作的日子，远比上班还累。每天需要给自己做规划，人呆在家里还会生出家务，我掉的头发，做饭留下的痕迹，忽视了上班的时候，其实是有专业清洁工在劳作，现在我要自己动手。亲力亲为了家务之后，也明白家务事是没有那个休息的间隙，不仅如此，当人开始把它当成一份全职，而不是顺便维持整洁的时候，心态也有很大的改变，社交从离开家的工作单位，变成家，可一点也不容易，虽然可以修心，洗碗禅，扫地禅，做饭禅……

本来以为我热爱写作，绘画，想象中的小确幸就跟宫崎骏电影一样，一帧帧轻盈地展开。然而真的生活起来，插花、茶道、禅，我没办法把他们塞进我的生活，它们坚挺着いけばな，さどう，ぜん的平假名，藏在某个日语小巷，没写出来的汉字生け花，茶道， 禅，看不到它的邀请外国人的诚意。

也许因为我需要到处跑注册手续，约志愿者陪伴我去签日本手机，开日本银行账户等的琐碎占据了时间。而且我对周围生活一无所知，周围的邻居既不认识我，也完全没兴趣认识我。直到三年以后，我才从日语课学习中知道，作为“外来人”，新搬家需要做“挨拶”的拜访，带上伴手礼向周围人介绍我是谁，请大家多多关照。大学受教育比例极其高的日本，根本没有给我使用英语的机会，和展示我中文语言的能力，面对日本中介、日常商铺，我仍然时常觉得手足无措。

日子如西西弗推石头循环往复。

后来读到伍尔夫的《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500英镑和一个房间， 伍尔夫当年的500镑，类似于现在的30万人民币。一年什么也不做就有这笔钱，关键是稳定地持续地拥有，没有了生存底层的担忧和焦虑，是写作的先决条件。而那时，我的生活里，是需要先告诉你，你翌日去银行取出现金，再给我。日元的面额巨大，数以“万元”计，拿在手里仿佛是地狱银行的纸币还发烫。我突然地把自己的身份从习以为常、有收入的职场人，变成“手心向上”又笨拙的全职主妇，釜底抽薪地带走了自己的安全感。动荡内心，是无力安放任何需要专注的事情。

但是当时我觉得自己是带着高尚使命来，这使命就是协助你追求理想。我在读书和工作的时候，想回家过“相夫教子”的日子，女人天然退回家庭，支持男人的事业，是家庭幸福美满的图景，美剧描摹的家庭主妇的悠闲。你的愿景是通过研究蚊子的习性，帮助人类有效控制传播传染疾病的蚊子。听听，这么崇高的理想，为人类做贡献，我听到都会热血沸腾。你一直觉得，做会计金融的公司，对社会的危害有余。我也一直没有想到过反驳，全盘接受了你的观点：我们这些人心里只有钱和资本最大化，没有道德感，责任心，完全不为世界不发达地区需求考虑。

我习惯不反驳你的观点，用英语和我谈论任何事情，我都要反应慢1秒。你事事非常有主见，论述逻辑性清晰，总能比我更早能看到事物深一层的本质。我自然养成了接受你的判断和观点的习惯。

时间久了，我仿佛不能发表自己的看法。面对去哪里旅游，面对点菜吃什么，我失去了了解自己喜好的能力，仿佛吃什么去哪里我都不在乎。我不是不在乎，选择偷懒不去思考和判断。

也许是顺从的行为多了，我也就听不到自己的声音。我经常摇摆而不稳定，我仍然能感觉得到，让渡自己喜好的顺从，对自己一次次无视带来的煎熬。但是我宁可逼自己迸发出巨大的毅力，来对抗这样的内耗，而不是想到去锻炼表达我的偏好。

我们开始了异地的家庭生活，一段时间，你带着儿子；一段时间，我带着儿子的跨国生活接力。

孩子跟着我的日子里，你说你难以适应一个人在三个枕头和两床被子之间入睡，于是把实验室的工作时间延长到深夜，延长到无休。你开始在半夜离开实验室，步行15分钟，去凌晨一点的健身房，不期待遇到任何人，洗完澡回家把浸满汗渍的衣服一丢，可以倒头就睡。

我们在电话里商量下一次见面的日期时，你没有告诉我，这样的分别让你对相聚产生了恐惧，因为每一次不多时间的相聚，还有一场尾随的分别。那是不是每一次的通话，也因为你对说再见的恐惧，就不愿意开始呢？我看着手机里多个我发起而对方未接的视频申请，窗外的满月距离遥远，总被城市的灯光打断。

在一片黑漆漆的海里很久了，一个被称之为亲密关系的锚拉住我，既不能缓步向前，也不能自由地向上。我仿佛是在自我欺骗，想再多点时间，或许他就有改变。我的一天都缺乏生命力，我的问题不是没有割舍一段情感的决心，而是被耗尽了感情和向公司提出离职后，现在只想躺着，不想讲话。

我们唯一的那次婚姻咨询是我情感海浪最凶用的一次。咨询师问我们对这段亲密关系的感受。我说，这段亲密关系让我痛苦，而你说你在我们的亲密关系里面，感觉到安全和放松。

你可以超过24小时不回复我的微信，而我一边要屏住自己企图每隔一两分钟就要翻看手机，看看是不是之前扔出去的话有了回音的冲动，一边勉强地应付着并不容易的工作。

你说，因为我对你有足够的信任和爱，所以我放心让你带孩子回英国。

我反问，因为爱和信任，所以不参与给孩子选学校，安排活动，不实时回复，不时常联络？我想在这句话里找到蛛丝马迹的逻辑关系。

我反问的时候，我感受到你的声音也挂上了严肃的表情。你不要用我的话当武器攻击我。你说。

我说，我没有那这句话当武器攻击你，你这样做，让我觉得你不再爱我了。

你说，那是你的感受，我有我的感受，我当然很爱你。

你还说，从现在起，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以后用你接受的方式爱你。

我说，你如果心里有爱，自然而然就知道如何表达出来，我不能给你一份行动的清单。

你说，但是我和你不一样，你很自然地知道该怎么做，我不知道，需要你给我具体要求出来做什么，怎么做，怎样的频率……

在我尽可能压低声音地对着电话里的人，做这样探测晦暗心灵、揭露平日不见阳光的隐私的咨询，我没有私密的环境。我是在商场的休息区做的，这里离儿子上中文课的学校步行只有7分钟。穿着商场巡逻服的保安，还凑过来，叫我把挪开的椅子搬回到靠近旁人的区间，我似乎不敢相信耳朵刚刚听到的那句，是在叫我把椅子搬回去。他盯着试图回避的满脸是泪水的我，重复着刚才下达了的，为了彰显自己恪尽职守的命令。然而比起在心思细腻和敏感的五岁儿子面前流眼泪，我宁可自己是当街示众地哭在一群陌生人面前——谁会在乎呢？温布尔顿温网的故乡，藏匿着英国有钱的人家，露富不是英国的文化，低调奢华才是。我庆幸我是哭在这个不特别喜欢主动刺探旁人的国家，没有大惊小怪的议论，彼此礼貌地保持着距离。

接下来的两周里，按照约定，我开始收到你定时发送的微信短信，早上：你好吗？祝你有愉快的一天。晚上：希望你度过了愉快的一天。附的照片总是你一脸疲惫的自拍照，仿佛是还要用来做证件照，特意选了家里的白墙做背景，灯光下这个白人的面孔，还是比背景多了皱纹和阴影。

我盯着手机上那一串英语，如同我初中英语课本的对话一样，干瘪和苍白。是不是能力不足，就可以不作为了呢？工作消耗了他的全部精力，是该去棒喝那个实验室里剥削他加班工作的老板，还是该去逼迫他必须拒绝这样不合理的加班——猝死的例子还不够多吗？

我总是给予很多benefit of doubt，替你想一个原因。而这个原因，从来没有：我们的爱情不在。

我僵在英国的公寓里，面对这段异国的感情的无能为力，我不会有为自己着想的行为。

你在十几岁获得过全英阅读竞赛第一名，却给了我几句初中英语课本的短信。

要需要怎样的爱与善解人意，才能主动看见别人的需求？或者，我该怎样相信，你没有不爱我，只是我们异国恋，现在你还在事业上升期。

写下这几句我都要笑自己和爱情小说的女主角一样，还能逻辑自洽地自欺欺人。我感到亲密关系踩着老套的生活剧本，走进了艰难地沼泽。我用力拉绳子不要陷下去，希望靠着短信和视频，可以维系爱情和家庭。但是只有我一个人在拉着绳子，我的短信在空气中漂浮超过24小时，不堪抵御沉默的空气，就默默碎成眼睛里的水滴。

带着蜘蛛网伤痕的手机，跟着我从日本来到英国。我的焦虑被我不断地编辑成短信，像炮弹一样砰砰砰地发射到了对面，很快，一切都石沉大海，24小时,48小时，更久的杳无音讯。

我在伦敦的健身房里跟跑步机发泄，愈发上爬的年龄自然过渡为肚子上的肉肉，它跟我亲密得如同子宫房子与胎儿，而你随时来随时走，自由得了无牵挂。等待回复的漫长时间里，眼看着自己的焦灼和不安，如同爬温度计的刻度一滴滴攀高到爆裂。

比起古代的车马慢，我们的一年三、四次的见面已经是算频繁了。但是古人的那些日子，是怎么熬的呢？是便捷的沟通方式，改变了我们对待感情回应的速度的期待吧？几天、几周、几个月的期许，压缩成24小时、1小时、10分钟、甚至“秒回”，科学纪录片里展示物理学的压强，这一方电子屏幕和一折信笺承重，接得住什么样的感情的形状。

英国拨到日本的视频电话里，我讲儿子因为没有按到电梯楼层而在地铁里放声大哭，没有得到柠檬茶而踢我的肚子，讲到婆婆一家突然的到来，和礼貌地接受我做全家的饭菜，安排全家的日程。你说我总是在表达着抱怨，你觉得遇事，我总是很谨慎地联想到一些比较糟糕的动机或者结果，对人有“恶意”动机的揣测。你会觉没有实锤证据，听到我这样的推断，显得莫名其妙。

这些在我看来，是我在陈述事实，等待你情绪的理解和回应。我开始举例子，你可以说“我小时候也这样“，或者”真的难为你了“。过了大概半年努力，你终于开始试着回应，“你做的真好”——你的语气像极了我老板对我工作的点评，我说谢谢你，老板。你说，“感谢你付出”——英文翻译过来就是这么一本正经，原文挺简单的，thank you for taking care of our son。

男人就是这么笨啊！

但是我们的沟通，也就止于此。

我说，我也不是在所有事情上都这么“悲观”，我不把情绪假装给别人看，从不“明明不是开心”却还要“积极乐观”。那些不属于我的积极乐观，听着好像正能量的面具。

你用沉默回应了我的这句话。反而是我害怕这沉甸甸的沉默，说，我以后会注意不要有负面的推演。

这以后，我们的沟通频率并没有增加。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二月底的视频电话，我再次追问为什么我们的沟通如此奇怪，完全没有情感交流。你说，因为我曾说过一句话：人需要向前看，这句话让你感到受伤，你觉得我拒绝了体谅你的感受，由于害怕再一次受伤，就拒绝和我再聊任何感受。因为我曾表达了你工作上某人某事无聊的意思，你感到受到伤害，就拒绝再和我聊工作。

然后，你说你觉得愧疚，不能陪在我和孩子身边，更加没法对我表达爱的语言。

我不记得他说的任何一个场景和我们当时在聊的主题。窗外是草长莺飞二月天，而我只是感觉浑身冰冷。

我激烈地要求一个情感的交流，在视频里，在短信里，我甚至开始给你写邮件，一次一次。

你终于开口跟我有了一次正常的聊天，而不是我单向汇报。你说了实验室蚊子幼虫被bug吃掉，温度潮湿长了苔藓，于是细菌也杀死了你的蚊子。你正在用酒精消毒实验室角角落落。如果来不及拯救幼蚊，你需要向海外实验室求蚊子卵，重新培育，实验也要重头再来。

原来你是可以如此自然聊天的。这么聊天对你来说有多刻意？你原来是在“惩罚”我吗？我在电话里大声喊，你没有在那个当下说出来指出来，不指出来我怎么知道，我完全没有记忆说过那些伤害过你的话，真的太委屈了。

英语沟通多费劲，有说please的功夫，能不能直白地说，“你说的那句话很伤人。”何必我们不尴不尬的视频这么久，两个人关系僵在那里，我还在反复回想，你是不是不再爱我了。爱我？不爱我？甚至请教我正在离婚的朋友：你们男人拒绝亲密，这么做，是为什么，是不是不再爱的表现？

这遥远的距离，我们曾经熟悉的、可以接住彼此爱的语言已然陌生，却没有长出新的表达。如果我想要一缸爱情，而你可以给我一勺，那是你爱情的全部，我能不能接受？

我真的很心灰意冷，年轻的群体表达着对爱情的美好描述，我也是写下那些文字的人，我也深以为我经历了过那些美好，可是终究也是被文学作品描述过的那样，天长日久不过云云。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孩子呀。昨夜，儿子凌晨三点突然哭着醒来，“我要爸爸，要回日本的家。”我躺在床上搂着他，窗外漆黑，台灯下给你打电话，让儿子看到你和听到你的声音。你问儿子有没有去学校，有没有好好吃饭，告诉儿子你很快就会回来……二十分钟后儿子睡着了。电话挂断，我并没有感觉这是悲苦，或者我其实是缺觉后的大脑一片空白。这也不是婚姻内单身妈妈的凄苦，需要向你哭诉自己的心碎。

如果爱是一种存在，是否需要不断有表达爱的行为，来维持这种存在呢？你那么笃定地不表达的行为，是一种自私还是一种松弛？而我一直是个基因里自带努力行为的人，甚至在我还未出生的时候就开始了。

我的妈妈在怀孕期间托关系找了医生看B超，好像那个年代并没有更高明的办法识别胎儿的性别，然后每个人都迫切地想知道胎儿的性别，然后决定胎儿的去留。在我到来之前，我的妈妈曾经在某个夜晚的医院手术床上，流产过一个预判不是男孩的胎儿。她把这件事讲给十几岁的我听，却从来没有向我描述过她的心情，也没有向我描述过，几个月胎儿的人工流产，是不是需要一个漫长的疼痛和恢复。就像我是在生育后才知道，生育完小孩，还要生育胎盘，在接下来几天里，要排出“恶露”——这丑恶的名字和丑恶的液体一样，需要三周左右的时间，从我的身体里慢慢流出去。

人工流产这件事在她的叙述中就合情、合理、甚至合法地，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当我妈妈怀我的时候，她再一次找到了医生，让医生看B超，听胎心。医生听完我努力的心跳，说，这心脏咚咚咚有劲儿，准是男孩。

其实我的爸爸是八十年代罕见的研究生，我妈也是当年罕见的大学生，他们俩组成了在那个年代是凤毛麟角的「精英」家庭。他们接受的教育里，并没有质疑”要有男孩“有什么问题。我也没觉得这有什么问题。三十年后，当在医生说我肚子里的胎儿是男孩的时候，我竟然是长舒一口气的喜悦。

我出生的当天，医院产房排队生出来一个个男婴，我妈妈躺在手术室里面，是她的医生同学为她预先打了催产针，在没有无痛的年代，把手伸进去戳破羊水，试图把我从子宫剥离，旋转着给我寻找最合适的出口。我爸爸就守在外面摩拳擦掌，为他即将要当爸爸而激动，更为即将要有个儿子更激动。

然后手术门打开，护士端出来我这个丫头。据说，我爸爸没抱我，转身就走了。

我其实并没有试着去理解我爸爸的沉默，和我先生的沉默是不是如出一辙，面对不那么令人愉快的事实，男人需要一个空间去消化自己的情绪激荡。女人也需要面对，但是女人很少会选择去一个独自的空间，女人怀里有一个需要唆她的奶水的婴儿，需要她一天天的日子里接连地挨下去。

我的那颗天生的运动员的心脏，用力地跳动，骗过了医生，幸运地活了下来。

但是这个社会也一直给我描绘的理想生活里，还是需要有一个男人，女人的人生才完满。在我等待你回复的时候，看到了一边在独自一人的养育之路上快步前行，一边在工作岗位上日日精进的女人。

让她活下来的心脏，一半像个“男孩子”那样跳动，一半像“女孩子”那样跳动。即使生活里许多次次，力竭的身体呼喊要休息，她仍然拽着自己去做事情。如果不努力跳动，就有她无法解释的恐惧袭来，害怕一个生产钳从黝黑的阴道里，伸向深红色柔软的的子宫。

今天你在视频电话里说，不希望我回来日本，也不想我续配偶签证。你给了一个我现在也无法理解的理由，你觉得我来了日本还是会离开日本，所以宁可不要我来。我问你，为什么？哪怕有申请签证的繁琐，但可以换来接下来确定的三个月，一家人在一起真实的生活，你也不愿意吗？你是因为手续繁琐吗？如果我自己申请旅游签证来日本呢？

我把能想到的其他选项一个个拿出来，得到的答案仍然是否定的。在听到你给出这个否定答案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英国与日本之间，除了8小时的时差，还隔着将近1万千米的飞行距离，还有一纸入关需要的签证。

你承认，如果我去了日本开始几周会很开心，但是一想到我肯定会讨厌日本的生活，然后就会离开日本。想到这个画面，你过去的创伤卷起巨大的恐惧，恐惧分别后你需要重新适应一个人的生活。

我是不是应该像心理咨询一样问你，为什么宁可不要一家人在一起生活的真实，而聚焦于不知道可能什么时候到来的短暂别离？

你开始例数我7年内6次离开日本。当然，决口不提我的每一次看起来的“离开”，都是和你商量过，又按照约定地回到日本。最后这一次的延长，也是各种现实的因素撞到一起。

我以为我们一直在努力让一种异国的家庭关系平衡生长，但是你却反复让我承认你眼中的事实，”是不是都是你离开我？”

如果是从前，我一定会陷入很深的自责，作为女人，怎么能做出看起来是“抛夫弃子”的行为，看起来是“去父留子”的行为？站在道德高地，我应该重重审判这个不履行传统妻子责任照顾好丈夫的女人。

不过今天听了这句话，另一个我站在了道德的对面，是这个我在心里问自己，电话那头的你，为什么说出这句话？是想让我产生愧疚之情吗? 在这次视频电话前，你有超过48、72小时短信不回、电话不接，我不知道该担忧，是不是什么糟糕的事情发生？不知道是该宽心地入睡，还是应该一直打电话直到你终于接起？我躺在床上，儿子已经熟睡，黑暗里我摸着带有蜘蛛网伤疤的手机，担心是不是发生了什么意外。你像一位对乐谱了如指掌的指挥，我的乐章音符需要等待你挥手的开始。

没有消息的黑洞吞噬了我所有的能量，我无法工作，无法专心。

哪怕去年圣诞节的见面，我在电话和当面，一个字一个字地向你提出，请你哪怕是没有频繁看手机的习惯，在异地期间，要记得对微信有回应，因为那是彼此唯一可以保持的一丝联系方式。

也是那一次，你第一次告诉我你内心的芥蒂，是我公开写了属于我们的隐私——也就是你没有起床来，照顾发烧儿子的那一段。我把这篇文章发在有我们共同朋友的朋友圈，这非常不合适，这会让别人怎么想你？里面还有你的学生。

你说着这些的时候，我们正并肩地走在去公寓健身房的路上，夏日的草散发着沐浴过雨水后的香味，儿子跑跳着走在我们的前面，等着我们一起运动的时候，他可以坐在健身房窗户边看动画片。植物的潮气从脚底板传上来，我开始向你保证，再也不把涉及隐私的文章公开发表。我一边使劲拉开钢制门，一遍接着保证——比起写字被共情的快乐，我更害怕它会分裂我们的关系。

现在回想起来，也许从那个被你学生拿着我发的文章突然地来”关心“的时候，你内心就开始酝酿一段充满正义的“无声复仇”。

其实你可以告诉我，你被你的中国学生问到了我在公众号写的文章，你非常不满，你希望我不要公开写出我们的隐私。写作者对于写一篇公众号没那么多阅读量的文章，并没有心理负担，我带着尽可能多的真实排列、叙述。写作是属于我个人的、也属于这个社会的。

如果你读了我写的文章，那你就会知道，我的每一次我去英国都是在试图不麻烦你地自救，而且每一次千万次害怕日本的孤独，我都还回到了你身边。我在里面深情地写下，我们努力理解彼此，支持彼此成为原本想成为的人。你愿意忍受三个月的分别让我带着小孩去英国赚钱，因为你觉得这样我低落的心情有所缓解；我没有要求我们立刻从让我不适应的日本搬回英国，我希望你在日本可以继续你的研究。

你告诉我，是我让你一年里，有半年没有见到儿子——这句话就是我文章里面写的，那时我想尽办法不让自己在全职带娃的日子里，陷入抑郁的时候，哪怕迎着疫情，带着1岁的儿子，飞测核酸的国际航班，去英国完成养育和短期的工作。对于那时候的我，可以把孩子送进幼儿园，与成年人对话，是我能继续生活的稻草。溺水的人是发不出声音的，我以为我会在水塘里默默地沉下去，幸好我还是抓住了内心深处求生的稻草。

你跳过了这些，只是反复说，7年前来日本，是我们共同的选择。

来日本是我们共同的选择，仿佛从前的决定，像定海神针不可以撼动。可是连你也承认，在做这个选择之前，我们也无法把所有困难预料到。你觉得我需要作为一个成年人，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你不负责解决我的问题。就像你会解决自己工作上的问题——你从来不把工作情绪带回家一样。我还有一句藏在心里的话，如果没有家庭，我不会在日本生活四年；但是如果没有家庭，你依然需要解决工作的问题。同时你可能忘了，人是会改变的，儿子每一天都长大一些，他被我们拖着一会儿跟着爸爸，一会儿跟着妈妈，我也在近期的生命中，眼看着陪伴一生的家人的离开，切身去明白别人翻来覆去说的那句：拥有的一切随时可能失去。我也在无数的夜里问自己，什么才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我想重新排序，也想再试一试——也许现在的我，可以在日本扎根，克服从前无法克服的困难。

你没有说过，“你这么不适应，要不我们……”这样的句式，可能只有女人才回说得出来？真的好想求证男性朋友。我也在想，如果去年新加坡给了你工作机会，那我们家庭小船，是不是可以平稳地驶过另一片海域，根本就不会遇到这些”异地“、”沟通“、”不满“形状的礁石？你告诉我，你有投英国的工作机会，当你向我描述你找工作的方式，你打开电脑，看一下邮件，订阅的几个网站推送了哪些新的岗位，把这些新发的岗位都评估完完，才然后才开始自己的工作。

你说你不愿意回到英国，如果回来，只会是因为家庭。很多人问我你为什么不愿意回来，问我的人都是和我一样，在二十几岁毕业后，奋力地在英国的求职海洋里，找一份英国本地人和欧盟人要么是无法胜任、要么是不愿意赴任的工作。拿到有工作签证的工作，每个白天都兢兢业业地超额完成任务，每个晚上都不满自己不够标准的英语，恨不得掐自己的大腿。我们来自没有像英国那么有世界影响力的国家，我们对你这个想要逃离英国的英国人不能理解，就像6年前公众对”哈利王子“要离开英国王室独自闯荡世界那般惊讶。

你说你感到极度的恐惧和痛苦。你觉得因为我的几次离开，“剥夺”了你本来应该有的连续7年和儿子朝夕相处的生活，我还“剥夺”了你本可以在日本有家庭朝夕相处的幸福。我听到你对我说的这几句话，感到胸口有火车冒着蒸汽、鸣着笛咆哮驶过，声势浩大地经过后，又留下的真空紧紧束缚了我的呼吸，我还尽量克制自己的颤抖，“你说的都不是真相，那是你的想象。如果我没有那几次地回到英国，你现在只会有一个抑郁的妻子。”

去年九月，我还热忱地向儿子学校的家长解释，你在日本工作，我有伴侣。扮演着仿佛还有人与我像热恋时期的爱情，但是时间啊，异国啊，它们毫不留情地割断我对远方人的依恋。对爱情的想象变成了气泡，我仿佛刚刚从二十几岁的小姑娘的梦里醒来。

今年的九月，你决定不再回应我，我给你发消息，打电话，写邮件，它们坍塌成宇宙的黑洞，吸食干了我的眼泪。桌上我买给自己的白色的玫瑰花凋落了一半，闭上眼睛，想象自己在执行星际穿越的任务。远处星星的光都要过四年，才能被地球上的我们肉眼捕捉到，我的归期未到，还需要耐心。

会展中心站，金丝雀码头站，利物浦大街站，银行站，女王线在这座古老的城市地下一路向西，从地下钻出来的人，抬眼就能俘获伦敦的碎片大厦割碎了天空的画面，碎片大厦最高层用玻璃罩着人造花园。在伦敦住了多年，我没想过走入这座如刀锋造型的玻璃建筑，吃米其林一星的新式中餐——这笔钱该为家庭未来开支节省下来。碎片大厦与泰晤士河，中餐与伦敦的肤色面孔。我不是唯一的亚洲面孔，却是这家餐厅里唯一的一人桌食客。

我花了一个小时咀嚼蒜蓉蒸虾和米饭混在一起的口感，唇齿间的米粒粒分明。

工作日的午间餐厅里不留一个空桌。坐在我旁边的是商务带队导游，两个人一直关注包厢里的十二位领导们有没有上菜、有没有够吃，而他们面前的招牌肠粉则一直被晾在桌上，炸俩鼓着肠粉清透的薄皮，被厨师用酱油精心淋过，呈现出诱人的姿态。一动未动，我真想上前去咬一口。

斜对面的女士用勺子舀蒸鱼的汤汁，淋在白嫩的鱼肉上，穿插着青的葱红的辣椒丝，配上米饭，她背对着我，看不见她的表情，想必回味十足。她对面的男友西装革履，用勺子把炒得咖喱色的米饭，从碗里挖到碟子里，右手拿刀托到左手握着的叉子背，再抬手用叉子送到嘴里。

瞥到服务员托着的餐盘走过我身边，宫保鸡丁这种家常菜盛在高级餐具里，就立显身价不凡，老抽的颜色挂在鼓鼓的鸡丁上，精心挑选的坚果丁配菜隐藏在盘子深处，低调地不露声色。

伦敦的餐厅里没有高声喧哗，但每一桌都热闹地聊天。聊天的人，怎么能有足够的感官用来专注这一道道美食呢？我把视觉、味觉和听觉都拿来给面前的菜，我用一个小时的光阴，做了人生最重要的小事。

在我星际穿越的孤单里，吃饭的心流拯救了我。人为什么要反复咀嚼自己的烦恼呢？不如去咀嚼眼前的四季豆。

这场婚姻的穿越，无论如何，我将数千万次，救自己于水火之中。

本文来自三明治「非虚构短故事学院」，10月短故事招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