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香港一处寓所内,沈醉与一位多年相识的旧友发生争执。这个细节,藏在他的回忆文字里:来客先是打趣他午睡,随后因言语不合,拂袖而去。沈醉没有点出姓名,却留下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空白。
这位“老朋友”究竟是谁?若仅凭文字,答案不能轻率下定论。但把沈醉、吴景中的交往经历,与军统系统的人员关系放在一起观察,确实会发现不少线索彼此相连。
吴景中并不是电视剧中的吴敬中本人。电视剧人物经过了艺术加工,历史上的吴景中,则曾在军统临澧特训班任电讯教官,后来担任中苏情报所总务科长,又先后进入西北、东北等地区的特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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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醉与吴景中早年关系密切。沈醉回忆过,吴景中曾因一件事情求见戴笠。那不是普通的叙旧,而是涉及莫斯科中山大学旧同学徐冰的情况。吴景中希望借此获得戴笠的重视,沈醉在其中起到了引见作用。
当时,戴笠听说吴景中掌握有关人员的消息,态度很快发生变化。他原本不太愿意见吴景中,经沈醉提醒后,才让两人进入办公室。
戴笠问:“你说的那个人,现在还在重庆?”
吴景中回答:“人在,但他未必肯来见您。”
戴笠随即安排宴请,并让几名有相同留学背景的人作陪。可是徐冰没有赴约,精心安排的场面落了空。戴笠对此十分不满,吴景中也因此受到斥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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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没有就此结束。对于军统内部的人来说,能否把一条消息送到戴笠面前,本身就是一种资本。吴景中虽然在这次行动中没有办成事情,却让戴笠看到了他的“可靠”和主动。此后,他的仕途明显加快。
有意思的是,吴景中的升迁并不只是靠办案能力。他在中苏情报所担任总务科长时,掌管财务、物资和人事安排,这类位置看似不显眼,实际上最容易接触到各方关系。谁能得到照应,谁能获得经费,往往都与总务部门有关。
他后来担任西北区负责人时,辖区范围相当广。抗战时期,军统将兰州站扩大为西北区,涉及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和西藏等地,并以第八战区司令部调查室等公开名义作掩护。吴景中身处其中,掌握的并非一处普通机构。
抗战胜利后,东北成为各方争夺的重要地区。吴景中又进入东北特务系统,担任东北区负责人。有人把这种频繁调动解释为能力突出,也有人认为,他与蒋氏家族及郑介民等人的关系,为他提供了额外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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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系统中,关系网络并不比职务本身简单。吴景中与谢力公既是留学同学,又曾在特训班共事;沈醉也曾在回忆中提到,谢力公在经费和交际方面颇为宽裕,引起过内部人员的不满。此类记述未必能直接证明某人贪腐,却能显示当时机构内部的运作方式。
吴景中的经历还有一个明显特点:局势一变,他往往能够迅速转移。西北局面恶化后,他去了东北;东北形势变化,又转往天津。天津解放前后,他再次离开。这样的行动,既可能是上级调动,也可能包含个人判断,不能简单归结为某一种身份。
离开大陆后,吴景中长期在香港活动。沈醉于1960年获得特赦,1981年赴香港探望前妻粟燕萍。按照沈醉的说法,那段时间有不少旧相识前来接触,其中是否包括吴景中,回忆录没有明说。
真正引发猜测的,是沈醉对那位旧友的处理方式。他没有留下姓名,却写到对方先来谈笑,后来突然变得不客气,甚至没有告辞便离开。以沈醉与吴景中的交情来看,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但没有直接证据,也不能把文学化叙述当成完整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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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要紧的是,沈醉写回忆录时,常常会隐去一些人物姓名。有时是顾及旧交,有时是出于安全考虑,也有时是为了避免牵扯更多人。因此,他没有写出名字,既不能证明那人就是吴景中,也不能证明两人没有见面。
如果香港争执者确实是吴景中,那么问题便不只是一次旧友反目,而是涉及吴景中晚年立场和活动的问题。一个长期与旧部、旧友保持联系的人,究竟是在叙旧,还是承担某种任务,单靠几段回忆无法判定。
电视剧中的吴敬中,被塑造成善于周旋、见风使舵的特务头目。历史上的吴景中同样有复杂经历,但不能因为人物相似,就把所有情节一一对应。尤其“潜伏者”之类的判断,更需要档案、书信和多方证词相互印证。
沈醉为何没有写出那位旧友的姓名,吴景中在香港究竟做了什么,现有材料仍然留下缺口。这个缺口,或许正是历史人物难以被简单归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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