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白崇禧让薛岳放弃长沙，薛岳道：能打不打，我还算军人吗！

1939年夏秋之交，湖南长沙，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面对一份要求后撤的意见，没有立即签字。他清楚，长沙并不只是地图上的一座城。它连接湘北、湘东与湘南，是中国军队在华中地区的重要屏障，一旦轻易放弃，日军便可能沿湘江南下，继续威胁衡阳、桂林等地。

这场争论，表面上是守城与撤退之争，背后却牵动着抗战全局。白崇禧当时担任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熟悉大兵团作战，主张保存有生力量。他认为，面对装备占优的日军，不能把部队全部压在一座城市上，必须留出回旋余地。

“长期抗战，保存实力要紧。”

这类意见并非毫无道理。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和武汉会战之后，中国军队损失很大，日军虽然占据大片城市，却始终没有消灭中国军队主力。对中国方面来说，怎样避免被日军拖入消耗过大的正面决战，确实是必须考虑的问题。

然而，薛岳看到的是另一面。长沙位于湘北要冲，地形并非无险可守，湘江、浏阳河以及周边丘陵，都能为中国军队组织防御和反击提供条件。更重要的是，日军发动进攻后，兵力分散在赣北、鄂南、湘北几个方向，并没有形成绝对集中的突击力量。

白崇禧与陈诚奉命前往湖南，劝说薛岳调整部署。蒋介石让陈诚同行，也有平衡关系的考虑。白崇禧出身桂系，薛岳则长期在粤军系统任职，两人过去便有派系隔阂。陈诚是薛岳受蒋介石重用的重要推动者，由他出面，谈话不至于一开始便陷入僵局。

会面时，白崇禧反复说明后撤的必要性。在他看来，长沙即使守住，也可能付出过大代价；若部队保存下来，日后仍有机会在更有利的地点反击。这个判断体现的是战略家的计算，重心在整个战区，而不是一城一地。

薛岳却没有接受。他的态度很明确：“军人守土有责，长沙不能轻弃。”据相关回忆，他还表示，若有条件作战却主动放弃，既难以向上级交代，也难以面对湖南民众。

这句话的分量，不只在于个人脾气。薛岳判断，日军此次进攻的目标虽然是长沙，但真正要打击的，是中国军队的士气和华中抗战的信心。若中国军队在敌军尚未完成合围前便主动退出，日军很可能把撤退理解为防线崩溃，并乘势扩大推进。

陈诚随后提出了另一种设想：湘北各线不能一退再退，应该利用层层阵地迟滞日军，必要时把敌人引入有利地区，再集中兵力打击。薛岳并不是要把全部部队困守长沙，而是准备以长沙为支点，实行逐步抵抗、诱敌深入。

这正是争论的关键。白崇禧强调“空间换时间”，薛岳则认为，换来的时间必须通过战斗取得。如果只是不断退让，却没有给日军造成实质损失，那么空间换时间就可能变成单方面的撤退。

蒋介石后来得知薛岳坚持作战，并没有强令他立即放弃长沙，而是要求避免同日军进行没有把握的硬拼。命令中的变化，说明国民党高层最终采取了折中办法：长沙可以守，但不能死守；部队要作战，也要保留机动兵力。

1939年9月14日，日军第十一军首先在江西北部发动进攻，随后从赣北、鄂南、湘北多个方向展开行动。冈村宁次指挥的日军约十万人，得到空军及海军部分力量支援，企图以多路突进牵制中国军队，使其无法集中兵力保卫长沙。

薛岳掌握的第九战区部队约四十万人，兵力规模虽大，但装备、训练和部队整合程度并不完全一致。因此，防御计划没有把希望寄托在某一座城墙上，而是依靠纵深阵地、交通线和地方地形，逐步消耗进攻部队。

江西方向的高安、奉新一带，很快成为激战区域。日军使用飞机轰炸，并施放毒气，试图迅速突破中国军队防线。中国军队一度放弃高安，但没有因此全面溃退，而是重新组织兵力，在其他方向牵制和反击。

湘北战场同样没有按照日军预想发展。中国军队利用河流、丘陵和道路条件，反复阻滞日军推进，使其难以保持持续突击。日军占领部分据点后，后方补给和侧翼安全便受到威胁，前线部队逐渐失去快速推进的优势。

9月下旬以后，中国军队开始由守转攻，在甘坊、找桥、修水等地展开反击，并逐步收复部分失地。鄂南方向的阻击，也迫使日军分散兵力。日军原本希望通过多路进攻压垮第九战区，结果各路兵力之间反而难以形成有效配合。

到10月上旬，修水等地相继恢复。日军继续向南推进的势头被遏制，只能重新依托奉新、靖安、武宁一带的原有阵地。10月13日前后，日军开始退却；至10月14日，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战线大体恢复到战前态势。

这场战役没有改变抗日战争的总体力量对比，却改变了许多人对日军“不可战胜”的看法。薛岳守长沙，并不是简单地把军队压在城里，而是把城市作为战区部署中的一个支点，配合外围阻击、机动作战和反击行动，迫使日军在推进后又退回原阵地。白崇禧所担心的兵力损耗仍然存在，但薛岳用一场有组织的作战证明，长沙并非只能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