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明清时期列朝列国志】明朝（三十）：明宪宗2

②经济 a.皇庄

《明史》认为，“皇庄”之名始于宪宗朱见深。天顺八年（1464年），朱见深没收宦官曹吉祥在顺义的田地，设为“皇庄”。类似的说法，在明代夏言的《勘报皇庄疏》中也能找到。后世学者考证则认为，明代皇庄始于永乐年间的黄垡皇庄，不过，此时皇庄还是偶然的、个别的。及至天顺、成化以后，皇庄则渐次增多。嘉靖初年曾在表面废止皇庄，改称官地，但不过是换汤不换药。

皇庄土地一般来自以划拨官田和侵民田为来源；其管理落后，多推行农奴制经营方式。庄田上的劳动者地位极低，在朝廷的诏令中被称为“佃仆”，身份世袭，一人沦为佃仆，则世世代代、子子孙孙充当佃户，不准羁脱佃籍。庄田主人对佃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统治合而为一。与此同时，在天顺末年到成化初年的几年间，各类王庄官庄迅速膨胀，成化中叶以后王公勋戚奏讨土地无穷，管庄官校又豪取横占。除皇庄外，据黄冕堂《明史管见》列表计算，在成化时官庄庄田达到20645顷。因庄田不纳税，与国家争夺财源的现象较前严重了。为此，朱见深一朝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限制土地奏讨，然而令虽下，而势要人物不尽奉从，各类庄田仍在扩大，征租又重，民不堪命。于是宪宗及其后的孝宗等朝，明廷又欲以改变庄田性质和降低庄租收入的办法来控制庄田的扩张和稳定民间的生产生活秩序，例如变庄租私税为田赋国税。征收数额的减少和以官征代替私征的执行起到了一定效果，但藩王违例多收租的现象仍然存在。

b.漕运

一般认为，明代漕法凡三变，即永乐十三年（1415年）实行支运法，宣德五年（1430年）推行兑运法，宪宗朱见深之成化七年（1471年）实行长运法，成化十年（1474年）完全“改兑”，官军长运遂为定制。实际运作过程，则颇多曲折。据《漕运通志》记载，长运法较早倡议者亦是苏松、应天等地的粮长等人，他们向巡抚滕昭进言，于是成化七年（1471年）令江南民运瓜、淮二处兑军上纳粮米，俱令官军过江，就与各该州县水次仓交兑漕粮，苏松百姓交纳一定运费作为过江之费便可。这是对周忱令江南官军就近兑运的进一步推广，也是长运法和兑运法的区别，并非实质性的变化。故有学者认为长运法又称“改兑”，即改支运为兑运，废的是“支运”，而不是“兑运”。随着朱见深一朝中期十二总漕运运军体制正式完备，江南各州县水次仓建设完善，这种运军直接到州县水次仓交兑的方式，实际上也成了江南漕粮运输的主要方法。不过，支运在成化改兑之后仍零星存在，说明其并未彻底废除。而在江南之外的很多地区，仍然存在相当比例的民运。在实行了长运法的区域，该制度在特定时空条件下也产生了复杂的影响，例如有学者以徐州为例指出，朱见深朝长运法的实行，并未改变徐州兑运漕粮方式，却使广运仓的支运功能发生调整；随着运军的任务加重，大量逃亡，在签补运军的过程中，运军组成复杂化，寇盗愈烈，成为明代中后期徐州面临的主要问题。

c.京通仓

京通仓是明廷于北京和通州所建储粮大仓的总称，主要存储东南输送的漕粮。成化年间，朱见深曾支用京通二仓储粮平抑粮价；除此之外，还有过临时性将部分漕粮折银的举措。及至朱见深晚年，据户部统计，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京通二仓储粮数仍达两千万石。学者高寿仙分析，朱见深朝，运京漕粮虽有所减少，但京通仓粮仍比较充足；弘治以后，由于支出日繁等故，京通粮储数额逐渐减少，虽经杨廷和、张居正等改革整顿，然皆好景不长，至明末更是入不敷出了。

③军事 a.京营与马政

明初的马政也在经历了明宣宗明英宗明代宗后开始败坏，为此，朱见深设立了纳马赎罪，将纳马赎罪正式归于司法条例。[65-66]

朱见深在位初年，国家经济与政局处于动乱中，在土木堡后由于谦建立的十团营制度，被复位后的朱祁镇废除，天顺八年，朱见深一上任就为此整顿军队，从在京部分入手，从天顺八年到成化二十一年，多次整顿军队，并且确立十二团营制度，将在京四十万部队划分为一等精锐团营与次等候补军队，如有老弱，均相互填补，清查军中劳役等状况。[62-63]对于有劳役重负以及隐匿等情况的军人，明宪宗进行相关减负以及清查处理。

b.藤峡盗乱

九⽉，大军抵达桂林，韩雍与众将领商议派遣永顺、保靖及西江土兵十六万人，进攻藤峡两翼的修仁、荔浦，并生擒一千⼆百馀人，斩首七千三百余级。十⼀月，大军抵达浔州，⽗老乡亲进⾔建议屯兵围困;而韩雍则坚持主张趁胜追击，并分兵：以总兵欧信、参将孙骐、高瑞等帅六万八千人为右军，⾃象州、武宣分五道入攻其北;以都指挥白全、杨屿、张刚、王屺等帅九万二千⼈为左军，由桂林、平南分八道攻其南；以参将孙震、指挥陈文章等守左江及龙山、五屯，防其逃跑;韩雍则与赵辅、和勇营高振岭以督诸军。同年底，韩雍督诸将从四⾯面并进，双方在山林中发生激烈交战。韩雍并用火攻，随后攻入山寨，并⽣擒侯大狗等七百八十余人，斩首三千⼆百余级，数月后回军。⼤藤峡原因山峡中有大滕，叛军可以藉助大藤在两岸悬崖峭壁通过。韩雍遂命斩断大藤，并改名为“断藤峡”。此后再派兵追捕，先后平定。平定之后，韩雍上奏建议设置郡县并派遣各处巡检、千户所，均得到批准采纳。于是改断藤峡设武靖州，命岑铎为知州，属浔州府。此后大军班师论功，升任韩雍左副都御史，赐文采币六，官一⼦锦衣镇抚。封赵辅为武靖伯，子孙世袭。

c.讨平建州

明英宗时，明廷鉴于女真的频繁朝贡使明朝“劳费实多”，并防范其窥探虚实，所以限制其朝贡。这引起了建州女真的不满，开始骚扰掠夺辽东。到了明宪宗时，对于建州三卫的犯边行为，最初仍以招抚为主。成化三年（1467年）四月，宪宗派武忠前往建州三卫，向其宣布朝廷的诏谕。于是三卫首领董山、李古纳哈、纳郎哈等听抚来朝。但没有悔改之意，明宪宗遂下令拘禁董山于广宁，董山及其属下在广宁闹市，甚至刺伤通事（翻译）。在总兵赵辅的建议下，明宪宗命李秉、赵辅兵分三路出征，同时也命属国朝鲜发兵助剿，结果大获全胜，并在战后处死了被拘于广宁的董山。建州三卫不断报复明朝，明朝从抚顺到鸭绿江陆续修筑东州、马根单、清河、碱场、叆阳、凤凰、镇东、镇夷等堡垒，加强防备，并在成化十五年（1489年）再次发兵征讨建州，同样要求朝鲜助剿。此次的统率是太监汪直和总兵朱永，兵分五路，同样大获全胜。经过两次征讨后，建州三卫大为衰落，有威望、有号召力、能统辖建州各部一致行动的首领都死于这两次战役。从此以后到建州左卫王杲、建州右卫王兀堂的兴起，建州三卫处于分散、微弱的状态。

d.固原盗乱

项忠率军攻打蒙古人并不顺利，蒙古人占据碉楼，拥有坚固的堡垒。而且箭术精妙，一战就射死了明军主将伏羌伯毛忠。明军溃不成军，项忠斩杀了一个明军千户才遏制住阵脚。项忠最后果断率军烧毁沿途牧草，不让蒙古人放马。阻塞所有的泉眼和小溪，不让蒙古人获得饮用水。当时连天烈日。蒙古人守城多日，终于忍受不住。许多人转投了明军。项忠率领大军日夜攻打，用铜炮轰击城池，并用木头堵塞住蒙古人的堑壕。满四终于支撑不住，向大漠逃去。最终满四被项忠抓获，被装上囚车带回。成化五年，满四被斩。固原蒙古人反叛的都被杀死，其余被打散编入户口。

e.搜套之战

在明代的北部边防中，河套地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明朝北部边患的加剧，就和蒙古族的入居河套直接相关，"套寇"成为明中叶以后的重大边患。明朝内部屡次就复套、搜套、筑墙防守等对策发生争论和分歧。

成化年间，先后有杨信、朱永、叶盛主持“搜套”，均不了了之。成化九年九月十二日，满都鲁、孛罗忽、乩加思兰各率精锐出河套，往陕西西部、宁夏、甘肃一带抢掠。明军陕西参赞军务左都御史王越决定，趁其主力出掠之机，捣其巢穴。遂与总兵官许宁、游击将军周玉各率兵4600人，从榆林红儿山出发，昼夜兼程，直抵红盐池。明军进至鞑靼部营地外20里许，鞑靼集众来拒。明军伏兵忽起，前后夹击，击败对方，斩首355级，获驼马牛羊器械无数，并焚其帐篷、庐舍，然后撤军。乩加思兰等见老营被毁，率部远去，不敢复居河套。有学者指出，红盐池之战，明军一改多年来在河套地区的消极防御为主动进攻，就虚避实，攻拔鞑靼老巢，致使满都鲁等北遁。

成化十六年，又有威宁海之战。刚刚调集团营两万九千人配合辽东官军打击建州三卫的明军胜利后准备回程，意外接收到消息说蒙古达延汗部汗庭在威宁海子的消息，王越与监军西厂汪直一拍即合，让朱永带着大部分佯装走南路，王越他们则带着大同宣府两万一千人准备捣巢，二月二十二日，王越和汪直选调京营、大同、宣府二万一千精锐骑兵，从孤店关出兵，在荒无人烟的大漠上夜行昼伏。二月二十七日，大军到达猫儿庄，从这里分兵数道，直扑威宁海王越和汪直率军顶着狂风暴雪，在大雪茫茫的深夜急速前进。等到了黎明，明军已经离威宁海子不到十里了，而王庭内的鞑靼人却丝毫没有察觉。满都海这位女英雄乃是蒙古人不世出的军事天才，东征西讨蒙古各部，强盛的瓦剌都给她扬了。但这次，她也犯了和她的前夫满都鲁可汗一样、甚至更加严重的失误。或许是大雪天气的原因，她并没有在营地周围派出探子巡逻。王越和汪直杀到威宁海，纵兵掩杀鞑靼人，惊慌失措的鞑靼人只能四散奔逃，少年英雄达延汗巴图蒙克在卫士的掩护下独自逃走了。此战，明军生擒一百七十一人，斩级四百三十七。缴获十二面大旗，近七千头牲畜，还有过万件盔甲、弓箭、皮袄等军械。

尽管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断断续续的搜套并没能从根本上遏制蒙古入犯。早在天顺中，石彪镇大同，请置城于威宁海，不果。在王越取得红盐池之战、威宁海之战、黑石涯之战、收橐驼城的胜利后，成化二十年，李晟上奏威宁海、河套可耕可牧，请置城移民，因以荐用旧臣，非所宜言，降调为通判，下锦衣卫狱。[92-93]致使后世明朝北虏之众凡有三窟，一屯河套，近延绥；一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一屯北口青山（开平兴和附近），近宣府。连岁窥伺。其中以威宁海部最强。此外，成化二十年（1485年）之后蒙语部族犯庄浪卫，以及正德朝亦不剌入居西海一带，于是在“套寇”之外，又逐渐形成了“陕西三大寇”中的“松寇”“海寇”。在复套、搜套并未取得理想效果的情况下，遂有人倡筑墙防守之说，也就是修筑长城以防御蒙古族不时的入掠，此议为宪宗采纳，于是开始了明代在河套地区大规模修筑长城的活动。

f.征讨都掌蛮

都掌蛮是古代南方僰人的后裔，明代居于四川省叙州府，明代以前，历代中央政府对“都掌蛮”采取的是羁縻之策，明初在当地改土归流，由于流官不谙地方事务，官民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朱见深登基后，初欲征讨，经周洪谟奏请改为招抚之策；明廷准备在当地重设土司，任用“都掌蛮”首领管理。但是，在叙州负责招抚事宜的都御史汪浩却设计诱骗诸首领进见，一举残杀了270余人，造成明政府与“都掌蛮”矛盾的彻底激化。在战争中，都掌蛮充分利用了熟悉地形的优势且骁勇善战，歼灭贵州、四川的多路明军，先后攻破戎县、珙县、长宁、江安、纳溪等县。成化三年（1467年），明廷以程信、李瑾为统帅，大规模调集军队（曾省吾称“十八万”，诸葛元声则称“二十万”）围剿都掌蛮，至成化四年（1468年）战争结束，明军获胜。是役明军付出很大代价，而都掌蛮亦遭重创，直到万历以前未再发生大规模暴乱。学者冯剑辉认为，此战树立起了明廷力图以大规模战争消灭西南地方民族势力的典型。

g.孟密之失

明代张志淳《南园漫录·孟密》一文。最后指出，“夫孟密之失，萌于毛胜，盛于钱能、王举，而成于万（安）、程（宗），终使再无以善其后。如此不识史书，其事可能不误否？”

④对外关系

明朝成化、弘治年间，帖木儿帝国（明朝以其都城称为“撒马儿罕”）使臣由陆路贡狮、海道回国，又从海路入贡过程以及明廷的反应。表面上这是皇帝、宦官、政府官员对贡狮和贡路的争执，实际上反映了明朝中后期明朝对朝贡政策如何调整的问题。由于明朝大臣竭力反对，帖木儿帝国来华贡路复归于陆路。明朝也由此丧失了加强海路贸易的机会，为以后葡萄牙人东占满剌加留下了空隙。太监韦眷占极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