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故事9· 她不是我妈 却给我一个家

【留美学子】第3907期

13年国际视角精选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

【陈屹视线】教育·人文·名家文摘

【陈屹视线】导语

2026年，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向全美华人发起《我和我的美国》纪实文学征集。我有幸受邀，与陈瑞琳、陈肃一同担任特邀评委。但比起"评委"这个身份，我更想说出这场比赛的真正意义——它播种的，不是奖项，而是记忆。每一篇文字,都是第一代华人移民集体经验光谱上的一道光。

美国是无数普通人——包括许多"外来者"——用双手一寸寸抬起来的重量。他们没有在两种文化间"二选一"，而是让自己成为两种文明彼此确认、彼此看见的媒介。移民史，从不是单方奋斗史，而是多个族群之间，无数次具体善意的交换总和。这些文章无意中留下了美国普通人的群像——这份记录本身，已是史料。

石子投入水面，涟漪自会扩散。当这些故事被读到、被传播、被认可，会有更多尚未动笔的第一代移民，看见同龄人、同乡人的经历，诞生“我也可以写”的冲动。

这证明了一件事：普通人不缺故事，缺的只是一个契机、一个平台、一次郑重的邀请——一旦被认真邀请，他们愿意坐下来，把一生写清楚，配得上被历史看见。

第一代移民，终将老去,终将从历史现场退场。没有被文字固定的记忆，就会像口述历史一样,随讲述者的离去而永远失落——这是留给这一代人最后的窗口期。

【留美学子】将陆续转载《我和我的美国》的征文内容。

某种意义上，这是在为一段正在发生、却极易被忽视的移民史，留下第一手证词。它们不是宏大叙事，却比许多宏大叙事更贴近历史的真实肌理——因为历史，终究是无数具体的人，在具体的一天,做出具体选择的总和。

这一程，你是否认真地活过？是否诚实地记下了自己的脚印？

《我和我的美国故事》连载系列09 导语

四十多年前，一个年轻的中国母亲独自踏上异国求学之路。她带着对家人的思念、对未来的忐忑，走进了一个陌生而冷峻的世界。语言不通、学业艰难、生活拮据，最煎熬的，是夜深人静时对孩子的牵挂。然而，一通跨越千里的电话、一份感恩节的机票、一位素未谋面的美国母亲，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这不是血缘的联结，却胜似亲情；这不是命运的必然，却是生命中最温柔的馈赠。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段跨越国境与族裔的母女深情。

我与我的美国母亲 ——留学岁月中的一段记忆

周敏

注：根据作者原文内容【留美学子】重新编辑整理

有时候，一个人在异国他乡真正需要的，并不是一张机票、一份工作，甚至不是一个学位，而是在漫长的孤独里，有一个人愿意俯身告诉她：孩子，你不是一个人。我有一位美国母亲，她叫阿尔金·汤普森（Aljean Thompson），住在乔治亚州梅肯。她有一女三子，却把我当作自己的女儿。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仍然记得她第一次拥抱我时说的那句话：“我的孩子，欢迎回家。”那一刻，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家”这个字，并不一定从血缘里生长出来——有些家，是一个人在你最孤独的时候，替你留了一盏灯。

一个人，来到陌生的美国

四十多年前的一个夏末，我离开香港启德机场。飞机起飞的时候，我挥别了昔日的同窗、丈夫郭南（Sam），还有那个还不到十个月大的儿子。那时候，我以为自己只是暂时离开：去美国，读纽约州立大学奥尔本尼分校的硕士，两年，拿到学位，然后回家。

这是我当时最简单、也最确定的人生计划。我没有想到，真正漫长的并不是两年的学业，而是那段几乎没有人可以依靠的孤独。

飞机降落在美国以后，我才逐渐意识到，所谓“留学”，远没有想象中浪漫。课堂上，我基本可以听懂教授说英语，可是，“听懂英语”和“听懂一个教授真正想表达的思想”，完全是两回事。

教授讲社会学理论的时候，一个概念接着一个概念，我听见了每一个单词，却常常抓不住它们之间真正的逻辑。课堂讨论时，我也不是没有自己的想法，恰恰相反，很多时候，我已经在脑子里把一句话反复组织了好几遍，可是，等我终于想好应该怎么说时，别人已经说完了，教授已经转向了下一个问题，我只能把那句话重新咽回去。

那种感觉很难形容：不是不会，而是不敢；不是没有思想，而是不知道怎样在一个陌生的语言环境里，把自己的思想准确地交给别人。与此同时，还有生计的压力，学业、语言、生活费用，一件件事情叠加在一起，压得人几乎喘不过气来。

我开始明白，一个人在陌生国家生活，最难受的并不只是“困难”，而是困难发生的时候，你身边没有一个可以随时推门进来的人。没有父母，没有兄弟姐妹，没有老朋友，甚至没有一个可以在晚上打电话说一句“今天真累”的人。而最难熬的，往往是夜里。

宿舍安静下来以后，我会从身边拿出儿子的照片，一遍，又一遍。照片里的他还那么小，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红扑扑的脸蛋。我知道他此刻应该正在家里睡觉，我也知道，他可能已经学会了新的动作，长出了新的牙齿，甚至又长高了一点。可是，这些变化，我都不在场。

母亲与孩子之间，本来是一种最自然的牵挂，可我只能隔着一张照片想象他。有时候，我会盯着照片看很久，然后一个人掉眼泪。那时候我第一次真正明白了四个字：举目无亲。也是在那样的夜晚，我想起了一个名字——阿尔金·汤普森。

一封信，一通电话

离开广州之前，Sam曾经跟我提起过一对美国夫妇，他们就是阿尔金和比尔·汤普森。一年前，Sam曾受邀担任翻译兼导游，陪同一个美国建筑师代表团前往中国西南，考察当地的民俗民居。

那是一次长达三周的旅行，旅途中，Sam与汤普森夫妇相处得很好，他们虽然来自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却因为那段共同旅行建立了很深的友谊。当他们得知我要去美国留学时，临别之前，还特意留下联系方式。

他们告诉Sam：以后到了美国，有什么事情，可以联系他们。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句客气的话，后来竟然成为我留学生涯中最温暖的一根绳索。

来到美国以后，我一直没有联系他们，毕竟，我们从未真正见过面。直到那个孤独得几乎喘不过气来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他们。我想，至少写封信告诉他们：我已经到了美国。

那时候跨州电话很贵，室友建议我打一个对方付费电话，也就是collect call，可是我始终没有拨出去。我们毕竟还没有见过面，刚到美国就打电话让一个陌生人付电话费，我觉得不合适。

于是，我坐下来，写了一封很短的信，没有诉苦，没有请求，只是告诉他们：我已经安全抵达美国，一切都好。信寄出去的时候，我并没有期待什么。

几天之后，电话响了。电话那头，是阿尔金和比尔，他们从梅肯打来。奥尔本尼和梅肯相隔千里，可是电话接通以后，他们问我的第一句话，却不像在问一个刚刚认识的人。

他们问：“你的父母怎么样？”“你的丈夫呢？”“孩子多大了？”“你在学校住得怎么样？”他们的声音里，没有客套，没有距离，更没有那种对“外国留学生”的好奇，只是很自然地关心一个年轻人的生活。我的英语当时还不够流利，加上他们浓重的美国南方口音，我其实只能听懂大半，可是奇怪的是，我并不觉得尴尬，因为我听得懂他们语气里的温暖。

那是我到美国以后，第一次有人这样跟我说话——不是教授对学生，不是同学对同学，不是一个美国人对一个中国人，而是一个家人，对另一个家人。

那是1984年10月初，我后来才知道，有些人的出现，看起来只是一个偶然的电话，其实，它可能会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感恩节，你有什么安排？”

一个月以后，阿尔金又打来了电话。她问我：“敏，感恩节你有什么安排？”我愣住了。感恩节？我对这个美国节日还很陌生。她耐心地告诉我，这是美国人一家人团聚的节日，然后，她很自然地说：“你来梅肯吧，跟我们一起过。”她告诉我，女儿和两个儿子都会回家，“他们一定会很高兴见到你这个中国姐姐。”电话这边的我沉默了一会儿，不是不想去，而是我没有钱买机票。

阿尔金很快听出了我的犹豫，她没有让我解释，也没有问我为什么不去，她只是说：“别担心，孩子。”然后很轻松地告诉我：“机票我帮你买。”

我仍然有些不安，第一次一个人坐飞机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我甚至不知道到了亚特兰大机场以后，怎么才能找到他们。于是我问：“我们怎么认出彼此？”电话那头传来她爽朗的笑声。“放心吧。”她说，“我们一定一眼就能认出你。”

一周以后，一张往返机票寄到了我的手里，从奥尔本尼到亚特兰大。当我看到机票上的价格时，我几乎愣住了——一千多美元。那在当时，对一个留学生来说，是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数字，甚至比我当初从香港飞纽约的机票还贵。

我拿着那张机票，鼻子突然有些酸。我和她并没有真正见过面，她为什么愿意为我花这么多钱？我当时没有答案。后来我才明白，有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从“认识”开始的，而是从愿意为你做一件事开始的。

我走进了一个美国人的家

感恩节前夕，我飞到了亚特兰大。为了让他们能够一眼认出我，我特意穿上了赴美之前定制的一件中式大红丝棉袄。事实上，那趟航班上，我是唯一的亚裔乘客。走出接机口的时候，我的心一直悬着，周围全是陌生面孔，我不知道谁是他们。

直到远处，一个满头银发的女人朝我挥手——她就是阿尔金。她真的一眼认出了我。她快步走过来，没有寒暄，没有客气，甚至没有给我一个适应的时间，她张开双臂，一把抱住了我，然后说：“我的孩子，欢迎回家。”

我至今都记得那个拥抱，因为就在那一瞬间，我此前几个月积攒起来的紧张、孤独、不安，像被这个拥抱一下子化开了。飞机没有把我带回中国，可是那个拥抱，却让我第一次在美国感到了“回家”。

汤普森家的房子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那已经不仅仅是一栋宽敞的住宅，宅邸坐落在大片绿地之中，林木深处还隐约可以看到网球场，一切都很安静，却并不张扬。后来我才知道，比尔是一位在国际上颇有声望的建筑师，他的公司业务遍及多个国家，参与过大型会展中心、体育馆、水族馆等建筑项目。

但第一次真正走进这个家时，我感受到的，却不是“富有”，而是朴素。比尔出生在农家，年轻时离开家乡，靠自己的双手谋生，一边工作一边读书，后来进入建筑与房地产领域，最终一步一步建立起自己的事业。

他身上有一种很典型的美国式自立精神，不是靠炫耀证明自己，而是相信：一个人可以从很普通的起点出发，靠自己改变命运。

汤普森一家信仰基督教，他们生活低调，为人谦和。阿尔金则把大部分时间放在家庭、孩子和慈善、义工活动上。她喜欢织布，生活简单而有规律，没有任何所谓“豪门”的距离感。而真正让我震动的，是这个家庭对我的接纳。

那五天里，我和阿尔金、比尔以及他们的四个孩子一起生活，一起吃饭，一起聊天，一起祷告。

孩子们没有把我当成一个需要被“招待”的中国留学生，他们很自然地和我相处，没有刻意好奇，也没有刻意保持礼貌距离。我慢慢发现，我不再是一个客人，我只是这个家庭中的一个人。

那种感觉，我此前从来没有体验过。后来我才懂得：真正的接纳，不是对你说“欢迎你来”，而是让你慢慢忘记，你原本是一个外人。

“我要回梅肯过感恩节了”

接下来的三年，每到感恩节前夕，我都会收到阿尔金寄来的机票。慢慢地，我开始很自然地告诉身边的人：“我要回梅肯过感恩节了。”那个“回”字，对我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

一个人在海外生活久了，会发现语言可以学会，文化可以适应，工作可以找到，学位可以拿到，可是，真正难以找到的，是一个属于自己的情感坐标。

一个人漂泊的时候，最怕的不是不知道往哪里走，而是不知道：自己走累了以后，可以回到哪里。阿尔金给我的，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她让我知道，在这个巨大的陌生国家里，有一扇门永远向我打开，门后面有人记得我，有人等我，有人希望我回来。

从硕士到博士：凌晨与灯光

我到美国的时候，最初的目标只有一个：两年完成硕士，然后回国。可是命运后来把我带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面对语言和专业上的双重陌生，我只能告诉自己：不会，就多花时间。

别人听一遍，我听两遍；别人读一遍，我读三遍。每天走进课堂，我都会紧紧攥着一部小录音机，把教授讲的内容全部录下来。

下课以后，别人离开教室，我却要面对自己的第二个课堂。回到住处，我重新播放录音，一句一句听，一个词一个词查，再对照专业书籍，然后把那些原本听起来凌乱的声音，慢慢整理成自己的课堂笔记。

这种看起来笨拙的方法，却真的有效。十五个月后，我完成了硕士学业。原本准备回国的我，在导师鼓励下决定继续读博士。

博士资格考试通过以后，我把研究对象放到了纽约唐人街。

那时候，唐人街在美国主流社会的叙述中，常常带着一种挥之不去的偏见。有人把它视为犯罪温床，有人把它描述成贫穷、封闭、停滞的族裔社区，还有不少学术观点认为，这种族裔聚居阻碍了移民融入美国主流社会。

可是，当我真正走进唐人街以后，我看到的东西并不一样。于是，我开始了长达一年多的田野调查。

人口普查资料，社区观察，深度访谈，定量数据，定性材料，我一点一点把这些东西拼起来。

我最终得到的结论，与许多传统观点明显不同。唐人街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贫民窟”，它拥有自己的社会网络、商业结构和族裔经济体系。它虽然受到主流制度的限制，却也形成了独特的内部支持系统。对于许多刚刚来到美国、语言不通、缺乏资源的新移民而言，唐人街往往是他们最早能够获得工作、信息、住房、社会关系和生活支持的地方。

换句话说：它并不是一条阻止移民向上走的路，在某些情况下，它恰恰成为许多人走向社会流动的一条替代路径。

这项研究后来获得纽约州立大学奥尔本尼分校1989年度最佳博士论文奖。对我而言，那不仅仅是一张证书，它意味着：关于唐人街、关于华人移民、关于少数族裔社区，终于有一种不同于传统刻板印象的声音，被认真听见了。

博士毕业那一天，她又来了

1989年5月，我终于迎来了博士毕业典礼。可是，中国的家人离得太远了，他们没有办法跨越太平洋来到美国参加我的毕业典礼。

我原以为，这会成为人生中的一个遗憾。当阿尔金知道这件事以后，她只说了一句话：“孩子，别难过。我就是你的家人。”然后她告诉我：“我会去参加你的毕业典礼。”她真的来了。

毕业典礼前一天，她专程从亚特兰大飞到奥尔本尼，只为了坐在台下。

那一天，我穿上博士袍，导师为我拨穗，递给我博士学位证书。我抬起头，人群中，我看到了阿尔金。她坐在那里，满脸笑意，她的眼睛里有一种我非常熟悉的骄傲。那不是一个普通朋友的骄傲，那是一个母亲看着女儿终于走到人生重要一步时的骄傲。

典礼结束以后，我们一起去了导师家庆祝，她兴奋得像一个真正的母亲，不停地和导师夫妇、同学们说话。

那天，有人看着我说：“你真幸运。”是的，我确实幸运。我的亲生母亲无法来到美国，可是，在我最重要的人生时刻，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美国母亲，替她坐在了那里。

“美国爷爷奶奶”来了

1990年夏天，我应聘到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担任助理教授，一家人随之南迁，定居巴吞鲁日。

没过多久，汤普森夫妇邀请我们去梅肯。

我们带着七岁的儿子，驱车八百多公里。当车子驶进那个熟悉的小城时，我突然有一种奇妙的感觉：我又“回家”了。而我的儿子，也第一次真正走进了这个“美国奶奶”的家。

那个孩子一到庄园里，立刻像一匹脱缰的小马，草地上跑，树林里钻，笑声一阵接着一阵。他一点也不拘谨，因为在他的眼里，这里根本不是陌生人的家，这是“美国爷爷奶奶”的家。

Sam则在厨房里忙了起来，他做了一桌丰盛的中国菜。美国人的大房子里飘着中国饭菜的香味，大家围坐在餐桌旁，中英文交织，笑声不断，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在一张餐桌上突然变得那么自然。

在梅肯住了两天之后，阿尔金和比尔又带着我们去了南卡罗来纳州，他们在那里有一栋海边度假屋，屋外就是私人沙滩。傍晚，我们沿着海岸慢慢走，没有行程表，没有会议，没有电话，也没有任何需要完成的事情，只是踩着细沙，吹着海风，随手捡几枚贝壳。

那一天，我们还在退潮后的海滩上发现了一种此前从未见过的古老海洋生物——鱟。它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数亿年，它静静躺在沙滩上，我们围着它看了很久。那一刻，我忽然觉得时间很奇妙：几亿年的生命，几十年的人生，而我们只是短暂地站在这片海边。

回到学校以后，我的儿子经常跟同学说起这次旅行。“我去过我美国爷爷奶奶家。”他的脸上总带着一种小小的骄傲。那时候我突然意识到：阿尔金给我的爱，已经不只属于我，它正在传给我的孩子。

凌晨三点，一个女人的另一场战斗

我的第一份大学教职是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那时候，我既要教学，又要研究，还要照顾年幼的儿子，每天的时间都像被切成了一小块一小块。白天上课，做研究，处理学校事务，照顾孩子，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几乎没有。我常常觉得疲惫，可是又不敢停下来。

有一次，导师讲起他的一位学生，那是一位单亲母亲，她带着五岁的女儿从美国东北部搬到西部任教。为了提高效率，她和女儿一起早睡，然后凌晨三点起床写作。

凌晨三点，这个故事深深触动了我，因为我突然意识到：时间并不会因为你没有时间而多出来，你只能重新安排它。

于是，我也开始凌晨三点起床。整个世界都睡着的时候，我坐在书桌前，窗外是黑的，屋子里很安静，没有电话，没有人敲门，没有任何事情来打断我。

那几个小时，成为我一天中最完整的时间。靠着这样的清晨，我用了五个多月完成了《唐人街》的初稿，随后，我陆续在顶级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1992年，《唐人街》正式出版，这本书在社会学界引起了持续关注。次年，它获得美国社会学学会社区与城市社会学分会最佳学术著作奖，并进入大学相关课程的阅读书单。三十多年过去了，《唐人街》已经沉淀为城市社会学领域的一部经典著作。

2024年，中文版由Sam重新翻译，再次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有时候回望这一切，我仍然会想起凌晨三点的那盏灯。那时候没有人知道，一个女人正在那里一点点写下自己的未来，而她自己也不知道。她只是知道：再累，也要把今天走完。

隔着半个美国，亲情没有走远

1994年，我们北上纽约，第二年，又西迁洛杉矶，我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任教。人生不断向前，城市不断改变，可是人与人的感情，并没有因为地图上的距离而消失。

从梅肯到纽约，再到洛杉矶，我们之间横跨了大半个美国，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但书信没有停止，电话没有停止，感恩节和圣诞节的问候，也从来没有停止。

每当电话接通，我再次听到那熟悉的南方口音，时间就仿佛突然倒流，我又回到了那个刚到美国、孤独无助的年轻女孩时代。

后来，汤普森家的大儿子和儿媳去了中国，途经广州时，恰好赶上Sam的弟弟结婚，他们参加了人生中的第一场中式婚宴。他们坐在那里，看着中国人的婚礼。

而很多年前，一个中国女孩也曾坐在他们家的餐桌旁，第一次参加美国人的感恩节。两种文化，两场婚礼，两个家庭，就这样，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慢慢交织到了一起。

2000年以后，我们只去过一次梅肯，那次见面很短。后来听说，他们搬进了养老院。

我们常常说：“应该去看看他们。”可是人生就是这样，“应该去”的事情，总以为还有明天，然后明天变成下个月，下个月变成明年，最后，变成永远。

最后一次见面，已经没有机会了

2017年，比尔去世，我们最终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四年以后，2021年5月，阿尔金也离开了这个世界。那个曾经在机场张开双臂拥抱我的女人，走完了她的一生。我去了她的葬礼，站在那里，看着她的子女。

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我已经不再是一个“客人”。我和她的孩子们一起站在讲坛前，一起送她最后一程。我讲述我们认识的故事，讲述那个1984年的电话，讲述第一次感恩节，讲述她飞来参加我的博士毕业典礼。

最后，我朗诵了写给她的诗。站在那里的时候，我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外人，因为几十年的时间已经给出了答案：有些亲情，虽然没有血缘，却真实存在，甚至，它可能比许多血缘关系更加漫长。

她没有生我，却成为我的母亲

很多人相信，亲情首先来自血缘。父母和孩子，因为血缘成为家人；兄弟姐妹，因为血缘成为亲人。这是人类最古老、最自然的关系。

可是我的人生让我知道，还有另外一种亲情。它没有血缘，没有法律责任，甚至没有任何必须如此的理由，它只是一个人在另一个人孤独的时候，做出了一个选择。

阿尔金完全可以不管我，她甚至可以从来不认识我，我只是她丈夫多年前在中国认识的一个年轻人的妻子，一个来自中国、正在美国读书的女孩，仅此而已。可是她

选择给我打电话，

选择邀请我过感恩节，

选择为我买昂贵的机票，

选择在我没有家人陪伴的时候，成为我的家人，

选择在我博士毕业时，从亚特兰大飞到奥尔本尼，

选择让我的孩子叫她“美国奶奶”，

选择在几十年以后，依然记得我。

她没有义务做这些事，正因为没有义务，这份爱才更加珍贵。

我常常想，如果当年没有那封信，如果我没有鼓起勇气写下那几行字，如果阿尔金没有给我打来那通电话，我的人生会不会完全不同？也许不会。

我仍然会读完博士，仍然会成为教授，仍然会写《唐人街》，仍然会继续自己的人生。可是，我知道，一定会少些什么。会少一个可以让我说“我要回家了”的地方，会少一个让我在异国他乡真正感受到温暖的人，会少一个让我相信：人与人之间，真的可以跨越语言、国籍、种族和文化，建立一种深厚而持久的爱。

结语：有些人没有生你，却给了你一个家

这其实不是一个关于留学的故事，也不仅仅是一个关于美国的故事。它真正讲述的，是人在孤独的时候，如何被另一个人接住。几十年前，一个中国女孩独自来到美国，她原本只想读完书，然后回家。

她没有想到，在大洋彼岸，她会遇见一个叫阿尔金的美国女人。

这个女人没有生过她，却在她最孤独的时候，把她当作女儿；

她没有义务照顾她，却一次又一次为她打开家门；

她没有陪她走过童年，却陪她走过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青春。

从1984年的一通电话，到1989年的博士毕业典礼；从感恩节餐桌，到海边沙滩；从一个孤身留学生，到后来成为教授、学者；从她自己的生命，到下一代孩子——四十多年过去了，很多事情已经消失，很多房子已经改变，很多人已经离开，可是那个机场里的拥抱，依然留在记忆里，那个声音依然清楚：“我的孩子，欢迎回家。”

后来我终于明白，“家”并不总是一个地址。有时候，它只是一个人。当你漂泊在世界的另一端，当你觉得自己没有地方可以回去时，她向你伸出手，对你说：“来吧。”

而一个人的一生，能够遇见这样一个人，是怎样的幸运。

阿尔金，我的美国母亲。你没有生我，可是，你曾经在我最孤独的时候，选择爱我。所以，你早已不只是我生命中的一个美国朋友，你的名字，已经成为我生命中“家”的一部分。

也许，这就是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缘分：不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而是因为在漫长的人生里，有一个人选择，让你成为她的家人。

愿我们都曾被这样的人爱过，也愿我们有一天，也能够成为这样的人。

当一个陌生的灵魂孤独地站在异乡时，能够对她说一句：别怕，这里有人等你，这里有一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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