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书房|潘功愚：一个孔丘，三个衍圣公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潘攻愚】

九月二十八日是孔子诞辰。

这一天，山东曲阜孔庙要举行祭孔大典。差不多同一时刻，一千多公里外的浙江衢州，孔氏南宗家庙里也有一场祭祀。两场典礼都列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上，衢州那一场的陪祭人，是南宗的孔子嫡长孙。

一个孔子，两处家庙，两支嫡系。很多人头一回听说会觉得奇怪。这件事的根子要往回追八百多年，追到女真人的骑兵越过黄河的那几年。此后一百五十多年里，金、南宋、蒙古先后或同时各自供着一位孔子后人，最热闹的时候，天下同时有三个衍圣公。

2020年9月28日庚子年祭孔大典起舞乐奏《万世师表》，孔子故里首次实现全球“云祭孔”

这段历史通常被当成孔氏家族史里的一段插曲。换个角度看，它其实是一面镜子，照出的是那些从北方来的征服者，面对孔子时到底在想什么。

人走了，墓还在

衍圣公这个封号，是北宋至和二年（1055年）宋仁宗定下的，由孔子嫡长孙世袭，在曲阜主持祭祀。到北宋末年，袭封的是孔子第四十八代孙孔端友。

1127年靖康之变。第二年宋高宗在扬州祭天，孔端友奉诏陪祭。回到曲阜没多久，金兵大举南下，山东眼看守不住。孔端友做了一个决定，带一部分族人追随高宗南渡。他随身带走了几样家传的东西，其中最要紧的是一对楷木雕像，刻的是孔子和夫人亓官氏，相传出自子贡之手。一路辗转，宋廷后来把这支孔氏安置在衢州，赐了宅第，这就是后来说的南宗。

族谱、印信、木像都能带走，孔林里的祖坟带不走，孔庙也带不走。留在曲阜守庙守墓的，是他的弟弟孔端操一家。

曲阜落入金人之手后，发生过一件小事。南宋使臣洪皓出使金国，被扣了十五年，回来写了一本《松漠纪闻》，里面记了这样一段。兵荒马乱中有人打孔林的主意，金军统帅粘罕（完颜宗翰）听说后，问身边的汉人高庆绪，孔子是什么人。高庆绪说，古之大圣人。粘罕说，大圣人的墓怎么能挖，下令把挖墓的人杀了。孔林就这样保住了。

金上京历史博物馆广场的“粘铭广场”，给粘罕（完颜宗翰）立有石碑

记载很短，却把征服者和孔子最初的关系交代得很清楚。粘罕并不知道孔子是谁，他得问汉人。他知道的只是一个朴素的判断，一个被这么多人尊敬的人，他的坟不能随便碰。这里谈不上什么儒学信仰，更多是一种政治本能。刚打下一片土地，与其惹怒这片土地上的读书人，不如先做个姿态。

姿态只是开始。人走了，墓还在，这个局面给后面的故事埋了伏笔。一个圣裔家族的正统，本来由两样东西一起撑着。一样是血脉，也就是嫡长子孙；一样是地望，也就是阙里、林庙和祖坟。北宋时两者合在一处，没人会去想它们能分开。靖康以后，血脉跟着宋室去了衢州，地望留在了金人治下的曲阜。

兄弟俩，一南一北

金人很快意识到，曲阜的价值不只在几座建筑。

1131年前后，金人扶植的伪齐政权在曲阜封孔端操的儿子孔璠为衍圣公。伪齐被废以后，金熙宗在1139年前后正式继封孔璠，由他在阙里主祭。北宗就此成形。

南边这时也出了状况。孔端友到衢州后不久去世，没有儿子，爵位要找人过继。过继来的是他的侄子孔玠，当年跟着伯父一路南逃。孔玠的父亲，正是留在曲阜的孔端操。

于是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局面。宋朝在衢州封的衍圣公孔玠，和金朝在曲阜封的衍圣公孔璠，是亲兄弟。同一个父亲的两个儿子，分别替两个敌对的朝廷，祭同一个祖先。

按宗法讲，南宗承的是孔端友的嫡长一脉，宋朝自然认为自己手里这位才是正宗。可站在金朝的角度，孔子的庙在曲阜，墓在曲阜，每年在阙里对着孔子神位行礼的是北宗，这个正统同样说得过去。两边谁也说服不了谁，也没必要说服，各守各的就是了。

金朝对自己这一支用得很认真。1141年二月，金熙宗亲自到孔庙祭孔，面朝北拜了两拜。皇帝北面行礼，意思是把孔子当老师，而不当臣下。拜完，他对身边的侍臣说，自己小时候贪玩，不知道用功，年纪越大越后悔；孔子虽然没有王位，他的道却值得尊崇，能让万世景仰。

这番话记在史书里，口气诚恳，像是真心话。但也得看它发生在什么时候。就在这一年，南边的宋高宗正在收回几员大将的兵权，年底岳飞死在临安，宋金之间达成和议。两个朝廷在战场上暂时分出了高下，接下来比的是另一件事，谁更像一个正经的中原王朝。女真皇帝在孔庙里北面再拜，拜给曲阜看，也拜给江南的士人看。

到了金章宗，投入又进了一步。1191年，孔璠的孙子孔元措十一岁袭封衍圣公。按旧例，衍圣公名义上比照四品，实际官阶只有八品，章宗觉得不相称，特旨把他提到四品。两年后章宗亲行释奠礼，同样北面再拜。明昌年间朝廷还拨款大修曲阜孔庙，今天孔庙里的奎文阁，名字就是那时候定下的。

金朝汉化，史家讲得很多。放在衍圣公这件事上看，有一层常被忽略。金朝这么需要孔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南边还有一个宋朝，宋朝手里也有一个衍圣公。

孔子成了两个朝廷竞争的对象，你有嫡系，我有祖庙。这种竞争让北宗在金朝受到的礼遇，恐怕比待在一个统一的宋朝里还要高。

天下同时有三个衍圣公

到了十三世纪初，局面又乱了一回，而且乱得更彻底。

蒙古兴起，金朝在北方节节败退。1214年金宣宗迁都汴京，第二年山东大乱，衍圣公孔元措奉诏随朝，跟着朝廷去了开封。这一走，北宗的衍圣公本人也离开了曲阜，守庙的事交给了他的族兄孔元用。

此后几年，山东在金、蒙古、南宋和各路地方武装之间几度易手。据孔氏谱牒一系的记载，1220年蒙古大将木华黎拿下曲阜，任命孔元用为曲阜县尹，同时封他为衍圣公。几年后宋军一度收复山东，南宋又给孔元用授了官职。1226年孔元用随蒙古军西征，蒙古人便让他留守曲阜的儿子孔之全接任衍圣公。

也是在1226年，衢州的南宗由孔万春袭封衍圣公。

去年9月，衢州孔氏南宗陪祭，孔子第76代嫡长孙孔令立进献文房四宝

这就到了整段历史里最荒诞的几年。汴京城里有金朝的衍圣公孔元措，衢州有南宋的衍圣公孔万春，曲阜有蒙古的衍圣公孔之全。三个政权，三个衍圣公，都是孔子后人，也都各有各的道理。

一个爵位同时发给三个人，本身就说明它的性质在变。北宋时，衍圣公是朝廷给圣人后裔的恩典。到了这时，它更像一张凭证，谁控制了曲阜，谁就要在那里立一个孔家人，证明这块地方在自己手里是有秩序的。孔元用在几个政权之间辗转受封，很难简单说成投机。乱世里一个守庙的人，能做的大概也就是谁来了和谁合作，先把庙保住。

1233年，蒙古攻破汴京，金朝行将灭亡。蒙古大臣耶律楚材这时做了一件事。他奏请派人进城，专门寻访孔子后人，找到了孔元措，再奏请窝阔台让他回曲阜袭封衍圣公，把孔林孔庙的土地交还给他。孔之全的衍圣公随即撤掉，改做曲阜县尹。

耶律楚材是契丹人，辽朝皇族之后，在金朝做过官，后来归了蒙古。一个契丹人劝一个蒙古大汗，把金朝的衍圣公请回曲阜，这件事本身就很说明问题。那个时代真正懂得孔子分量的，往往是这类夹在几种文明之间的人。

孔元措回到曲阜后，又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1238年他到和林朝见窝阔台，请求把散落在燕京、汴京等地的金朝太常礼乐人员，连同礼册和乐器，收拢起来迁到东平，由他统管。金朝宫廷的祭祀雅乐，就这样经一位孔子后人之手，进入了蒙古人的礼乐体系。

辽以释废，金以儒亡

要说蒙古人一开始就尊孔，并不准确。

1247年，还是藩王的忽必烈召见金朝旧臣张德辉，问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有人说，辽是因为信佛亡的，金是因为用儒亡的，有这回事吗？

这个问题背后，是当时蒙古上层相当普遍的一种看法。金朝汉化最深，亡得也最惨，把这两件事连在一起并不奇怪。张德辉的回答很有分寸。他说辽的事他不清楚，金朝末年却是亲眼所见，宰执里只用了一两个儒臣，其余都是世袭武将，军国大事儒臣根本插不上话，靠读书出身做官的不过三十分之一。国家亡了，自有该负责的人，儒生有什么罪？

忽必烈认可了这个说法。五年后，1252年，张德辉和元好问一道北上见忽必烈，请他接受儒教大宗师的称号，忽必烈高兴地答应了。

同样是1252年，曲阜的孔家正在打一场官司。孔元措死后无子，爵位由侄孙孔浈承袭。孔浈袭爵才一年，孔之全的儿子孔治就带着族人告了他，说他不务儒业，喜欢打猎，更要命的是他的生母是侧室，后来改嫁给一户李姓驱口，孔浈小时候还随母亲姓过李，根本不配做孔家宗子。蒙古朝廷处理得很干脆，夺了孔浈的爵位。

然后就没有下文了。此后整整四十三年，北方没有衍圣公。

一边是蒙古亲王被儒士奉为儒教大宗师，一边是孔子后裔的爵位空了几十年没人过问。这两件事摆在一起，比任何评论都更能说明蒙古人当时的心态。他们愿意接纳儒士，愿意听儒家讲怎么治国，但对圣人后裔这一套，并没有金朝那样急切。原因不难理解。金朝要和南宋比谁更像中原正统，蒙古人不需要跟谁比，他们手里有别的合法性来源，长生天，成吉思汗的血统，一路打下来的疆土。

衍圣公这张凭证，到了蒙古人手里一度贬了值。孔家的内讧，正好给了朝廷一个把它搁在一边的理由。

宁违荣而不违亲

真正让这件事了结的，是南宋的灭亡。

1276年元军进入临安，三年后崖山一战，宋朝彻底结束。衢州南宗这时传到了孔子第五十三代孙孔洙。宋亡了，他这个宋朝封的衍圣公，身份一下子变得很尴尬。

1282年，忽必烈议立孔子后人，决定以寓居衢州的一支为大宗，召孔洙进京，打算让他回曲阜袭封奉祀。从宗法上说，这个决定站得住，南宗本就是嫡长一脉。从政治上说也很聪明，把南方的孔子嫡系请回北方，是一个再好不过的统一象征。

孔洙到了京城，却推辞了。他的理由是，先人的坟墓都在衢州，他不忍离开。

孔端友当年南渡，是跟着朝廷走，是不得已。可一百五十多年过去，南宗几代衍圣公都葬在了衢州一带。对孔洙来说，衢州早已不是寄居的地方，那里有他的祖坟，是他的家。当年先人因为带不走曲阜的祖坟而离乡，如今轮到他，同样舍不下衢州的祖坟。

忽必烈对这个回答很满意，称赞他宁可不要荣耀也不肯离开亲人，“宁违荣而不违亲，真圣人后也”。随后授孔洙国子监祭酒，兼管浙东道的学校，又给了护持林庙的玺书，免去衍圣公封号。衍圣公的名分，就这样由南宗让给了北宗。

这个结局有一种很中国式的体面。忽必烈本可以下一道命令，直接裁定哪一支是正统，可无论怎么裁，都会有一方不服。现在孔洙主动让，朝廷顺势成全，南宗保住了孝的名声和嫡系的面子，北宗得到了爵位，朝廷得到了一段佳话。血脉和地望之间一百五十年的拉扯，最后不是靠判决，而是靠一个让字解开的。

让，恰恰是儒家最看重的德行之一。一个蒙古皇帝，用儒家的办法，解决了儒家圣裔的正统问题。

不过后来的事情说明，忽必烈并不着急。孔洙让爵之后，北宗的衍圣公依然空着，直到1295年元成宗即位，才封孔治为衍圣公，曲阜孔庙终于又有了主祭的宗子。南宗从此失去爵位，从庙堂退回民间，在衢州办学讲学。直到明朝正德元年（1506年），南宗才被授予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算是恢复了一点名分。

最高的封号

故事讲到这里，好像是说蒙古人对孔子似乎一直不怎么上心。事情的走向偏偏相反。

1307年，元武宗即位不久，下诏给孔子加封大成至圣文宣王。这是历代给孔子的封号里最高的一个，后来再没有哪个朝代超过它，明朝嘉靖年间反倒把王号去掉，改称至圣先师。元武宗的诏书里有两句话流传很广，“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这道诏书后来在各地刻石立碑，今天还能见到不少。

1313年，元仁宗下诏恢复科举，规定考试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准。这个规定被明清两朝继承，一直用到1905年废科举。程朱理学成为天下读书人必须遵循的官方学说，起点在元朝。

很多人对元代读书人的印象，是所谓九儒十丐。这个说法出自宋遗民的文字，带着很重的亡国之痛，未必是制度上的实情，却也道出了元代儒生地位的尴尬。可就是这样一个常被认为最不重儒的朝代，给了孔子历史上最高的封号，把朱子之学定成了此后六百年的官方标准。

这个反差，或许正是金元这段历史最耐琢磨的地方。

从粘罕问孔子是什么人，到金熙宗北面再拜，到三个衍圣公并立，到忽必烈怀疑金以儒亡，再到孔洙让爵、武宗加封，征服者对孔子的态度走了一条并不平直的路。起初是出于本能的敬畏，接着成了和对手竞争的筹码，乱世里又变成控制一地的凭证，一度被搁置，最后却被抬到了顶点。

每一步变化各有各的原因，但有一点是相通的。这些从山林和草原来的统治者，越往后越明白，孔子不是一件可以抢到手里的东西。

2023年，9月28日，在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癸卯年祭孔大典上，参加开城仪式的演员在表演乐舞《盛世华章 和合大同》

抢到了曲阜，抢到了一个孔家人，并不等于得到了孔子。孔子背后是一整套中原人理解秩序的方式，想长久地治理这片土地，就得走进这套秩序里去，而不是把它的象征物攥在手里。

至于孔家自己，南北两宗的分合，看上去是被各个朝廷推着走，其实他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时代。北宗守着林庙，在一个又一个政权之间周旋，保住了曲阜的香火。

南宗在衢州扎下了根，把孔子的学问带到了江南。孔洙那一让，让掉的是爵位，留下的是一个家族在乱世里的分寸。

今年九月二十八日，曲阜和衢州还会各有一场祭孔。台下的人未必知道八百多年前那对兄弟的故事，但两座家庙隔着一千多公里并存至今，本身就是那段历史留下的最直观的证据。

推荐书目：

黄进兴《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修订版），中华书局，2010

戴梅可（Michael Nylan）、魏伟森（Thomas Wilson）《幻化之龙：两千年中国历史变迁中的孔子》，陕西人民出版社，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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