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已至此：当我们谈论核威胁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伊朗的第一座核反应堆是在美国的援助下建造的。

1953年12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联合国大会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原子为和平》。此前一年，美国刚引爆世界上第一枚氢弹，演讲前四个月，苏联完成跟进测试，彼时斯大林新逝，莫斯科权力交接未定，盟友英国也已掌握核技术。艾森豪威尔此时提出向有意发展民用核能的国家提供核技术与教育，既是理想主义的倡议，也是冷战时的外交棋子。（尽管如此，艾森豪威尔任内美国的核武器储备仍从约一千枚攀升至近两万枚。）这次演讲直接推动了1957年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成立，承担推动核能和平利用与监管各国核设施两项职能。借由“原子和平”计划，美国先后向30余国提供了总计约26吨高浓缩铀，并向日本、韩国、巴西、墨西哥、西班牙等国输出了核电站技术，打开了通向全球的核技术与设施的扩散网络。

当地时间2010年8月21日，伊朗布什尔市郊，一名伊朗安全官员走过布什尔核电站附近。视觉中国 图

1957年，伊朗与美国签署《原子能民用合作协议》，并于1959年建立了德黑兰核研究中心。1967年美国提供的德黑兰研究堆正式运行，使用93%高浓缩铀燃料。到 1974年已有美国专家进驻德黑兰，1975年第一批伊朗核科学家前往麻省理工受训，此后伊朗又相继与德国和法国合作建造核电站。然而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美伊决裂，法国、德国的合同终止（法国把工程材料运回国建成本土的核电站机组）。1995年俄罗斯接手德国遗留的布什尔工程，其间美国持续施压要求俄方放弃，未果。2011年一号机组终于建成投运，从德国开工到伊朗全面接管，耗时整整三十八年。二、三号机组至今仍在俄罗斯协助下建设。2025至2026年的轰炸中，美以两国刻意避开了反应堆本体，但据报厂区附近仍发生三次打击，可能是被打击邻近军事目标的碎片所波及。

伊朗的铀浓缩自两伊战争结束后开始秘密推进。2018年美国退出伊朗核协定（JCPOA）并重启制裁后，伊朗逐步突破协议限制（浓缩上限3.67%），但浓缩度始终维持在约4.5%的低位。直到一系列外部打击接连发生——每一次旨在延迟伊朗核计划的行动，最终都成了它加速的理由。2020年1月美国刺杀苏莱曼尼后，伊朗宣布不再遵守JCPOA的任何限制。2020年11月底以色列刺杀核科学家法赫里扎德后，伊朗保守派议会在五天内强行立法，逼迫温和派政府将浓缩度上限提升至20%。2021年4月11日，纳坦兹核设施遭破坏后，伊朗外交部将此定性为“核恐怖主义”并宣称将“适时报复”。4月16日，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宣布伊朗科学家已成功将浓缩度骤升至60%，原子能组织主席萨利希同日在国家电视台披露产能为每小时约9克。次日，IAEA派员核实确认。此后四年，IAEA每季度持续公布这批60%浓缩铀的库存数字，到2025年6月13日战争爆发当天，已累积至440.9公斤——战争爆发后核查中断，这批材料的下落至今无法确认。

60%并非技术转折点，也非突破任何监管标准，只是伊朗的一种政治姿态。实际上，IAEA的监管标准是20%：低于20%的铀被界定为低浓缩铀（LEU），只需一年检查一次， 20%以上统称高浓缩铀（HEU），核查时限为一月一次。不管什么浓度，仍然可以用同一套离心机生产出来，只需调整级联的级数与进料点。当然更先进的型号单机效率更高，更高的浓度也需要更严格的临界安全工程设计，但不同浓度之间并不存在绝对不可逾越的技术壁垒。反而，浓缩度越高，所需处理的物料体量越小，工作量也随之递减。天然铀中，铀-235浓度约为0.72%，若以浓缩至武器级90%为终点，其中浓缩到20%已经占据了百分之九十的工作量，20%到60%占据百分之九的工作量，而60%到90%只占最后百分之一的工作量。这意味着，理论上伊朗只需三周，就能将已公布数量的60%浓缩铀库存都转化为武器级铀，足以制造约九到十件核武器。

尽管伊朗官方主张，他们的目标是建立自给自足的核能循环，用于电网多元化与医用同位素生产。不过，60%浓度本身没有任何相应的民用理由。商用轻水堆仅需3%到5%浓缩铀。德黑兰研究堆原先使用美国提供的93%高浓缩铀，1987至1993年也已经由阿根廷协助改造为使用19.75%低浓缩铀，连专供医用同位素钼-99的靶材也一并降到此浓度，比全球同行更早摆脱了高浓缩铀依赖（美国直到2012年才立法推动同类转型）。而通往武器的浓缩度，也没有一道必须跨越的固定门槛：93%是工程上临界质量最小的浓度，但远非唯一可行的下限——广岛投下的第一枚铀弹“小男孩”，用的就是64公斤80%浓缩度的铀。

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份国际文件从技术上定义过什么样的核材料可以用于制作“核武器”，唯一可量化的标准是IAEA“不能排除制造核爆炸装置可能性”的临界量：高浓缩铀25公斤、钚8公斤。前者指的是铀-235的纯含量，需按实际浓度换算成材料总重；后者则是钚元素的总重量，不论其同位素构成如何（钚-238占比超过80%的特殊情形除外）。

一、日本的钚

截至2025年底，日本拥有约44.4吨已分离的钚，理论上可以制造5500件以上核弹头（按8公斤计）——作为参照，1945年8月投放在长崎的钚弹“胖子”装填了6.2公斤武器级钚-239。

这些钚是核电站运行的副产物。反应堆运行时，燃料棒中的铀-238吸收中子后，会逐渐转变为钚-239。日本巅峰期有54座核电站在运行（福岛事故后目前仅15座重启运行），典型的1GW商业反应堆每年可产出约200至300公斤钚。但这些新生成的钚绝大多数仍封存在乏燃料棒中，日本境内现在仍有超过19000吨乏燃料待处理，其中蕴藏的钚约达200吨。由于本土后处理能力不足，自1969年以来，日本将部分乏燃料送往英国和法国进行后处理。据日本内阁府原子力委员会最新发布的《2025年度钚管理状况报告》，目前仍然有22吨已分离的钚存放在英国，约12.8吨在法国，本土存放的约有9.9吨。

当地时间1999年9月30日，茨城县东海村，鸟瞰图显示日本核燃料转换公司（JCO）工厂，此处发生了辐射泄漏事故。视觉中国 图

日本第一座钚后处理厂“东海再处理设施”1977年投入运行，按照美日核协议，日本须经美国事先许可方可启动后处理，但1974年印度以民用核设施产生的钚完成首次核试验之后，美国对后处理转向审慎，经过多轮谈判才最终批准，且美国保留最终控制权。然而态度很快逆转，1988年新版美日核协议给予日本为期30年、可自动续期的“全面预先同意”，覆盖本土再处理及相关海运的全部活动，这是美国对单一非核武器国家给出过的最宽松授权。

而同样身处核保护伞下的韩国却是另一番境况。韩国的自主铀浓缩与乏燃料后处理长期受限，直到 2025 年10 月李在明与特朗普庆州会晤后的《联合事实清单》，美方才首度松口，表态支持通向后处理的进程。自1978年第一座核电站投入运营至今，韩国26座反应堆已累计产生逾13300吨乏燃料，每年仍以约750吨的速度增加，全部原封未动封存至今。若真正提取分离，其中蕴藏的钚总量也将达百吨级别。日韩之间的不同待遇有其历史根源：一方面有朝鲜半岛地缘政治的原因，另一方面，1974至1978年间，朴正熙政府曾秘密推进核武器计划，而日本从未在国家层面被发现这样做过。

日本首相佐藤荣作（1964–72年在任）因1967年提出“不拥有、不生产、不引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并推动日本加入《核不扩散条约》（NPT），于1974年获诺贝尔和平奖。然而，“和平利用”的法律界限始终模糊。1955年《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仅限和平用途，但政府在宪法解释上长期为核选项预留空间——这一立场早在1957年岸信介（佐藤荣作之兄，1957–60年任首相）任内即已确立：宪法并不禁止持有“自卫所需的最低限度”核武器。2012年，日本国会更以附则形式将“国家安全”列入核能利用目标，实质上修正了原有的和平原则。

技术能力与法律预留空间的结合，构成了延续六十年的战略模糊。福岛事故发生后，时任自民党政调会长的石破茂（2024-25年任首相）在采访中公开表示：“我并不认为日本应当拥有核武器，但我认为维持核电站意味着日本在一定时期内具备制造核武器的能力，这就是核的潜在抑止力。废除核电站也意味着放弃这种抑止力。”他还指出，一旦核燃料循环完成，日本将能依靠国产钚燃料实现核能自给，届时即使面对国际禁运也能维持核武装选项。这番话与多年前岸信介所言一脉相承。1958年1月，岸信介访问了新成立的日本原子能研究所，后来在1983年出版的《岸信介回顧録》中，他回忆这次访问时写道，“原子能技术本身既可和平利用，也可用作武器，即使是和平利用，随着技术进步，作为武器的可能性也会自动提高”。

二、终于，印度有了原子弹

印度的第一颗原子弹“微笑佛陀”比中国晚了近十年，这让它错失了自动获得NPT“核武器国家”这一条约身份的资格。

在《核不扩散条约》中，核武器国家是指“在1967年1月1日之前已经制造并引爆过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国家”，符合这一标准的为美国（1945）、苏联（1949）、英国（1952）、法国（1960）和中国（1964），这五国也正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美国和苏联主导了条约的谈判，并与英国以及六十余国率先签署，其后迅速增至近百国。法国和中国虽然被定义条款划入“核武器国家”之列，但法国反对国际核查、而中国拒绝接受美苏主导的核秩序，两国都迟至1992年才正式加入。

1964年10月中国在罗布泊引爆第一颗核弹时，印度已具备武器级钚的生产能力，预计翌年便可积累足够的装弹用量。然而爆炸迟迟未至。当年5月，核计划的主要政治庇护者尼赫鲁已经辞世，继任总理夏斯特里明确反对核武器，转而向美苏试探核保护承诺，均未获回应之后，才勉强批准原子能委员会研究地下核爆的可行性。1966年1月，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接任总理后，政策重新转向支持核武装——却在同年痛失主导核计划长达十八年的首席科学家巴巴：他在勃朗峰附近的空难中罹难。巴巴的继任者萨拉巴依对核武器持明确的反对立场：在他看来，一次爆炸本身毫无意义，真正的核威慑依赖于完整的投送体系、二次打击能力与指挥控制系统，而这些恰恰是印度所欠缺的。此后五年，直至萨拉巴依去世，印度的核武器计划陷入停滞。1972年，巴巴门下的科学家塞特纳、拉曼纳重掌原子能委员会，英迪拉·甘地随即批准了核武器计划。在短短两年内，印度的科学家们让原子弹爆炸了。

印度一开始想要的是核电站，而非原子弹——至少在官方叙事中如此。伊蒂·亚伯拉罕（Itty Abraham）在《制造印度的原子弹：科学、保密和后殖民国家》（The Making of the Indian Atomic Bomb: Science, Secrecy and the Postcolonial State）中指出，印度的核计划从一开始就与现代化发展和国家形象深度捆绑：核反应堆、钢厂、铁路、大坝、飞机一道，构成了印度后殖民现代性的符号。原子能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信仰，是民族复兴的象征，拥有原子能，意味着这个国家已经走出被殖民的创伤，重新跻身大国之列。

当地时间1974年12月12日，印度拉贾斯坦邦，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视察伯克兰试验场。该地点是印度首次核试验的地点，核试验于1974年5月18日进行，代号为“微笑佛陀”。视觉中国 图

然而和平使用与军事潜力之间的张力，从首任总理尼赫鲁身上就已存在。尼赫鲁一直在国际上积极推动核裁军，率先提出全面禁止核试验，在国内，他批准的也只是核能计划，而非制造原子弹的授权。不过，据尼赫鲁的官方传记作者戈帕尔后来向记者披露：当巴巴提出应公开宣布放弃核武器时，尼赫鲁的回复是“不能走得这么远”。在给巴巴的信中，尼赫鲁更明确写道，他反对立法禁止核武器，他的政策是“永不使用，但必须拥有”。（见Raj Chengappa, Weapons of Peace: The Secret Story of India's Quest to be a Nuclear Power, 以及George Perkovich, India's Nuclear Bomb）1974年，印度引爆第一颗核弹，仍坚持以“和平核爆”为名。1998年，印度一周内连续进行五次核试验，正式宣布成为核武器国家。不过，直到2025年，印度依然在联合国大会上重申自己“对普遍、无差别、可核查的核裁军的承诺从未减弱”。

但印度从未签署过NPT。1960年代中期，印度驻日内瓦裁军谈判代表特里维迪大使曾将NPT形容为一种“解除弱者武装”的手段。印度代表团主张，任何限制核扩散的体制都必须平等适用于所有国家，不能只约束“横向扩散”（无核国家获取核武器），却放任“纵向扩散”（拥核国不断扩充和升级现有武库）。出于类似的理由，印度也没有签署后来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1974年的核爆之后，印度在国际上受到长期制裁，美、加、英、苏、德、法、日共同创立核供应国集团（NSG），几乎就是为了围堵印度——加拿大、美国、英国三国，此前都曾向印度提供过反应堆和相关原材料：印度第一座反应堆Apsara（1956年临界）使用的就是英国燃料棒和技术图纸，第二座反应堆CIRUS（1960年临界）由加拿大援建、使用美国提供的重水，正是这座反应堆产生的钚，后来做成了“微笑佛陀”。

2005年，美印发表“布什-辛格联合声明”，美方改称印度为“拥有先进核技术的负责任国家”，印度的处境得以逆转。次年，印度申报了35处民用设施，承诺纳入IAEA永久监督清单（军事用途设施不在其列）——这个数字已经远超五个NPT承认的核武器国家（累计11处）：后者签订的是“自愿提供协定”，由本国自行挑选一份候选清单，IAEA再从中象征性地选取核查对象，而非要求全面申报。到2008年，NSG给予印度民用核贸易豁免（但未接纳为会员），印度自此重新进入全球核贸易体系。其实只要反应堆在运行，无论作何种用途，都会源源不断地产生钚，都可以被用作武器原料。民用与军用之间，说到底只是一道方便的划分，而非真正的界限。

三、解除伊拉克武装

伊拉克距离核武器最近的时刻是1991年，而不是2003年。

到1991年，伊拉克已通过民用合作框架，累计从法国和苏联获得了共27.6公斤高浓缩铀——其中93%浓缩铀原本用于法国援建的奥西拉克反应堆，80%浓缩铀则用于苏联协助建造的IRT-5000反应堆，并已掌握核弹的完整设计方案。图纸已成，原料未济。截至1990年，伊拉克依靠本土电磁分离设施自行生产的浓缩铀总计仅约半公斤，平均浓度仅约4%，最高的一批也不过10%——距武器级遥遥无期。而那27.6公斤高浓缩铀始终处于IAEA的严密监管之下，伊拉克从未能将其用于武器研发， 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后，其中的新燃料被悉数运往俄罗斯，而已辐照燃料则在IAEA监管下封存于反应堆所在的图韦萨核研究中心。

当地时间2005年3月30日，伊朗伊斯法罕，一名身着防护服的伊朗安全官员在伊斯法罕市外的铀转化设施内行走。视觉中国 图

海湾战争之后，两支国际核查队伍长期驻扎在伊拉克——IAEA负责核材料与设施，UNSCOM负责化学、生物武器及导弹。IAEA先后组织了三十余轮核查，彻底摧毁了伊拉克的核武器研制能力。核查人员于1998年因英美“沙漠之狐”空袭行动撤离后，2002年11月方才返回，此时UNSCOM已经改组为UNMOVIC，由前任IAEA总干事汉斯·布利克斯（Hans Blix）出任主席。美国和英国急切地希望展开军事干预，法国和德国强烈反对战争，中国和俄罗斯支持核查，不支持没有依据的军事行动。到2003年3月7日，布利克斯与IAEA总干事巴拉迪联袂向安理会报告：两支队伍均未发现任何被禁止的武器计划。巴拉迪甚至进一步拆穿了鲍威尔在联合国演讲时援引的所谓证据——被指认为用于核设施的铝管不过是常规用途，而之前布什国情咨文所称伊拉克从尼日尔采购铀的合同文件更是彻头彻尾的伪造。

然而，一切已为时太晚。报告提交仅12天后，战争便爆发了。技术专家的核查结论被彻底无视，政治决策者以不可动摇的意志推进战争。事实上，鲍威尔发言前，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局已在内部备忘录中明确质疑上述证据的可信度——但这份备忘录从未影响既定的政治进程。布利克斯在回忆录《解除伊拉克武装》（Disarming Iraq）中记述了他在核查期间与英美等国高层的多次接触，并坦言始终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美国从未将核查结果纳入是否开战的考量，战争机器按照既定轨道运转，除非出现足以推翻整个逻辑的压倒性证据，否则不会停下。

这与1991年海湾战争时的情形截然不同。彼时，伊拉克的核武器计划确实在稳步推进。而到2003年，该销毁的武器早已销毁，但伊拉克刻意制造模糊，以免亮出自己的底牌，从而失去对伊朗的核威慑。并且，伊拉克对国际监管的不信任有其历史根源：1981年，以色列空袭炸毁了受IAEA监管的奥西拉克反应堆，却只受到安理会的口头谴责，没有任何实质制裁。既然合法的核行动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萨达姆政府从而转向了更激进和秘密的地下核计划；另外，1998年撤离前，UNSCOM的人员已有被美国情报机构渗透的痕迹，严重影响了其中立性。然而，伊拉克最终的配合并未换来任何转圜——入侵的决定早已做出，核查只是通往战争的最后一道布景。

四、隐瞒以色列的原子弹

以色列对邻国核设施的预防性打击绝非首次。

1981年，以色列空袭了伊拉克的奥西拉克反应堆，2007年，又轰炸了叙利亚疑似在建的阿尔基巴尔反应堆，2025年6月，IAEA宣布伊朗违反防扩散义务的次日，以色列便对福尔多、纳坦兹、伊斯法罕等铀浓缩设施发起袭击，一周后美国军事介入。同样的行动重复三次，但每一次招致的国际反应却截然不同。1981年的打击后，以色列总理贝京公开宣布“我们选择了这个时刻”，美国与安理会随即一致谴责。2007年的叙利亚行动则完全相反：美以双方都对此保持沉默，以色列直到2018年才承认负责，期间未受任何制裁，事情几乎无声无息地过去——因为阿萨德政府始终没有承认那是核设施（IAEA要到2024年阿萨德政权倒台后才获准实地调查，直到2025年才现场确认遗留的核活动痕迹）。而2025至2026年，谴责的方向已经完全倒置：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决议，谴责的不是美以对伊朗的打击，而是伊朗随后对海湾国家的报复性反击。

与核事业尚处于起步阶段的伊拉克、叙利亚和伊朗不同，以色列是世界上第六个、也是中东地区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却从未受到与这一地位相称的监管。科恩（Avner Cohen）在《最公开的秘密：以色列的核交易》（The worst-kept secret: Israel's bargain with the bomb）中，介绍了以色列如何围绕不透明政策（Amimut）发展了核弹。他一开篇即引用了基辛格在1969年写给尼克松的备忘录，以表明过去五十多年来美国对以色列的态度：“我们的目标是阻止以色列拥有核武器。但鉴于我们无法、也不愿尝试控制以色列的核计划状态，而且以色列可能已经拥有核武器，我们唯一可能达成的目标是说服他们对现有的核武器保密。这将符合我们的目的，因为只要以色列的核计划不为公众所知，其国际影响就不会被触发。”尼克松在同年9月与以色列总理梅厄在白宫秘密会谈后，达成一项不成文的双边协议，美国默许以色列发展核武器、不再要求核查以色列的核设施、也不再施压以色列签署NPT，以色列则承诺不公开测试、不公开宣布，也不公开部署核武器。这一立场延续至今，被双方历任领导人承认。

以色列致力于发展核武器，并不顾一切地阻止邻国获得核武器，说到底源于切身的生存危机。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建国，次日埃及、外约旦（今约旦）、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等阿拉伯国家联军即发动战争，此后到1973年共爆发四次中东战争。直至1979年《埃以和平条约》签订之前，周边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承认以色列，并且全都试图将它从地图上抹去——而以色列的国土面积与人口密度决定了，敌国一两枚炸弹便足以令其实质性消失。核武器由此被嵌入一套从大屠杀（Shoah）走向犹太复国事业（Tekumah）的民族叙事：核威慑是为了保证悲剧永不重演。

然而以色列从未真正启用过核武器，哪怕在1973年赎罪日战争中，西奈防线濒临崩溃的危急关头，以色列最终仍未跨过门槛。与此同时，美国紧急空运逾两万吨军备物资，助以色列扭转战局。这场空运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对以色列核选项的忌惮，历来众说纷纭，连基辛格本人日后的说法都前后不一。核武器并非作为实战武器，而是始终作为终极的想象性威慑而存在：真正的威慑力不在于对手知道以色列会怎么做，而在于对手永远无法排除最坏的可能。

当地时间2011年5月1日，以色列纳哈尔·索雷克核研究中心，于1960年从美国购买并投入运行，使用美国提供的浓缩铀。视觉中国 图

以色列长期追求地区性核垄断，为此数十年来不惜多次暗杀他国核科学家、打击在建中的核设施，伊朗首当其冲。不过垄断的护城河正在变窄：中东现在已有十多个国家先后宣布发展民用核能计划，如前文所言，民用和军用的界限很难泾渭分明。而在战略性模糊这条路上，以色列也几乎成了孤家寡人：当年同样在核问题上保持暧昧的国家中，印度和巴基斯坦已经公开试爆核武器，而南非和阿根廷最终选择彻底放弃，转而加入NPT。

如今的伊朗，似乎想走和以色列相同的道路——不公开实验和部署，甚至伊朗还长期接受IAEA核查。不过伊朗拿到的却是伊拉克的剧本——就算还没有核武器，觊觎之心已是原罪。

柏蓓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