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被中国正式承认的特殊族群，人口有70万左右，身份证与众不同

2018年秋天，温州科技职业学院录取了3079名新生。报到没几天，一个叫卢思贤的新生意外成了校园里的「网红」。原因不在别处，就在那张身份证上。

民族那一栏没写汉族，也没写苗族、彝族，印着三个字：穿青人。翻遍56个民族的名单，找不到这个名字。三千多个同学里，也只有这一个。

放回贵州，像卢思贤这样的人并不少。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自报「穿青人」的约有67万，离70万不远。他们没有被认定为单一民族，没进56个民族的名单，身份证却和所有人都不一样。这三个字，到底是怎么写上去的？

屋顶上供着五显坛的人家

往贵州西北的毕节山里走，纳雍县有个勺窝乡，人称「中国穿青人第一乡」。全乡3.3万人，九成以上是穿青人。2014年6月记者去探访，新盖的房子墙面刷成青色，房顶安着五显坛，门牌上写着「穿青人家」。

乡里的民俗文化广场上，柱子上立着硕大的山魈雕塑。青色和山魈都有来头。穿青人以山魈为图腾，崇奉五显神，老辈人家家设坛。每年九月到腊月，要办「跳菩萨」，也叫庆坛。

衣服尚青，妇女梳三把头、戴大勾耳环，穿三节衣两节袖，不缠足。这些老样子，如今大多数地方已经很少见，只在偏远地区还看得出来。织金县的张成坤年过七十，还记得小时候堂屋里供着的五显神坛。

梳三把头的祖母指着神坛告诉孙辈：「这是穿青人的神。」几十年过去，老人还记得清清楚楚。

这个族称也不新。1664年吴三桂平定水西之后，民间流传的木刻唱本《水西传》，把穿青和彝、苗、仡佬等并称为「九种夷蛮」。后来的《镇宁县志》，干脆把穿青当作一个独立民族写进史册。

至于「穿青」这个叫法，地方志里说是因为「衣尚青」，用来和被称作「穿兰」的汉人区分开。

邻居们的叫法更耐人寻味。彝族称他们「白皮肤的汉人」「吃蛇的汉人」，周边还有「大脚汉人」「穿大袖子的汉人」「吃荞麦的汉人」这些说法。

一串称呼，前面挂一个特点，后面落在「汉人」两个字上。在邻居眼里，这是一群和别的汉人不太一样的汉人。偏偏就是这层模糊，后来成了整件事的症结。再看人数。1954年普选登记时，自报穿青的有24.8万余人。

到2000年，贵州自报「穿青人」的约67万，占全省人口的1.7%。将近半个世纪，人数涨到原来的两倍多、接近三倍。

除了人口自然增长，愿意在表格上写下这三个字的人，至少没有变少。这些人扎堆住在一块。毕节一地约54万，占了八成。织金23万、纳雍22.5万，半数以上的穿青人就住在这两个县。

山连着山，寨挨着寨，一个族称就这么在同一片地方传了下来。

1955年那场调查，把他们划进了汉族

为什么非要「认」一下？新中国成立后要开人民代表大会、搞民族区域自治，名额和政策都得落到具体民族头上，得先弄清国内到底有哪些民族。

1950年中央访问团到贵州，报上来的族称有几十种，其中十多个群体说话、过日子跟周围汉人差不多，却要求认定为少数民族。人数最多的，就是穿青人。识别有先后。

费孝通把它拆成两步：先分清谁是汉族的一部分、谁是少数民族。确定是少数民族的，再看是单独一个民族，还是某个民族的一支。参照的标准是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心理素质。说白了，第一道门先问「你是不是汉人」，穿青人就卡在这道门口。

1955年，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组织工作组，费孝通带队，省、地、县三级抽了50多人，分成大定、纳雍、织金、水城四个组，前后跑了四个多月。

对外名称并不统一，在纳雍叫「山区生产调查组」，在织金叫「访问组」。穿青人自认不同，最硬的理由是老辈人说一种「老辈子话」。调查组就从语言下手，发现会说的人已经不多。这种话确实和贵州通行的汉语不一样，却和早期江西、湖北、湖南一带的汉语方言有渊源。

再加上不少家谱、墓碑写着祖籍「江西吉安府庐陵县」，结论出来了：穿青人是明代迁入贵州的汉族移民后裔，属于汉族。费孝通的解释是，早一批进山的汉人和内地隔绝久了，语言风俗跟后来的汉人拉开了距离，又受后来者歧视，于是自认和汉人不同。

定性归定性，当时为了照顾团结，也允许穿青人把民族成分填为「青」。1978年9月，费孝通在全国政协的会议上重申这个结论，同时强调，必须在政治、经济上对穿青人适当照顾。

族人并不服气。1981年贵州重启未定民族的识别，织金、纳雍、大方三县民委组成工作组再查一遍。1985年2月交出的报告，结论和三十年前正好相反：穿青是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不是汉族。

这份报告还从三方面质疑1955年那次调查。样本上，多取汉化较深的边缘地带，比如大方县，穿青人聚居的腹心地区很少涉及。史料上，轻史籍、重家谱，却回避家谱造假的问题。认同上，同样是明代移民，为什么偏偏穿青人抱成了一个集团，没有说清。

这份报告最终没有获得批准。到今天，学界大致有三种看法并存。土著说，以贵州民族研究者和部分穿青知识分子为代表，认为穿青人本就是贵州原生的族群，早年叫「土人」，就是「居土日久」。

分支说，以费孝通等人为代表，认为是明代入黔汉人的后裔。混合说，出自中央民族大学部分学者2006年的研究，认为是汉族移民和当地土著通婚融合而成。三家各有依据，谁也没能说服另外两家。国家层面定了汉族，省里三个县的调查又说是少数民族。两份结论摆在桌上，证件上那一栏该怎么填？

民族栏里那三个字是怎么来的

问题真正落到每个人头上，是在身份证实行以后。1986年2月1日，公安部和国家民委联合下发通知，写得很明白：已定为汉族的，比如穿青人，本人有意见也仍应填「汉族」。可这份文件到了贵州，省里有关部门没有往下发。

两个月后，贵州省委常委办公会议纪要，也就是1986年的29号文件，给了另一个办法：穿青等人群的民族成分，「没有明确解决之前，先维持现状」。已经按少数民族对待的，仍按少数民族对待。原来怎么填，现在还怎么填。翻成白话，就是争议先放着，日子照过，谁也不用改口。让三个字正式落到证件上的，是2003年。

贵州省公安厅向公安部请示，公安部征得国家民委同意，8月28日下发公治〔2003〕118号批复：为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大局，穿青人办理身份证时可以填写「穿青人」，这是一种过渡办法。

1986年那份通知里与此不一致的规定，一并修正。批复还叮嘱各地做好政策宣传和解释，防止矛盾激化。证件上的字好印，系统里的码难改。

2004年底换发第二代身份证，武汉硚口办了第一例穿青人户口迁移，按公安部文件，穿青人被归进户政系统的民族代码59号「其他民族」。机器读出来是汉族，户口本上仍写着穿青人。

直到2007年，公安部又发文，身份证印制时可以显示「穿青族」或「穿青人」。麻烦并没有就此清零。有穿青人反映，出了贵州，落户、入学、住店，常常得手工处理。贵州姑娘郭丹嫁到四川，迁户口后拿到的身份证上写着「穿青人」。

郭丹的说法是：「我属于一个尴尬的民族，既被承认又被否认，在外面我很少跟人提起自己的民族，因为那听起来像是个神话。」尴尬是真的，可这份尴尬是被稳稳托住的。

统计上归汉族，证件上留着祖辈的族称，在贵州本地按少数民族对待，三件事同时成立。1955年的结论没有推翻，1985年的诉求也没被一笔抹掉，双方都留了余地。

这个「过渡办法」一过渡就是二十多年，靠的正是先求稳、不激化、不硬拧。再回到2018年的温州科技职业学院。三千多名新生里，卢思贤是唯一的穿青人，被同学围着看的是一张身份证。

卡片背后，是2000年五普自报约67万人几十年的身份悬案：没有被认定为单一民族，不在56个民族的名单里，却能把「穿青人」三个字堂堂正正印在证件上。五显坛、老辈子话、青衣大袖，多半已经淡出日常。

可每掏出一次身份证，这个从清初传下来的族称就被人念一遍。与众不同的那一栏，写着一个群体的来处，也写着一个大家庭的分寸。

参考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关于对贵州省家人和穿青人居民身份证民族项目内容填写问题的批复（公治〔2003〕118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浅析未识别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利益诉求——以贵州省纳雍县穿青人为例.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大陆民族识别问题检讨——没有身份的民族.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赵家鹏）

穿青族"大学生抱怨户口迁武汉 民族变汉族.人民网转引湖北日报

从400多到56，鲜为人知的民族识别往事.光明日报.2021-0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