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析谷建杂文的艺术魅力

（作者：陈景阳）

谷建的杂文创作，正是在鲁迅所开辟的杂文传统下展开的独特实践。他早年从安徽芜湖入伍至北京空军，军事院校毕业后，便开始了军事新闻报道和军旅文学创作的多年实践，逐渐成长为优秀的军事记者和颇受关注的军旅作家。转业后专注于杂文创作，著有杂文集《生命的本真》，代表作品《“闻道”之思》获第五届长征文艺奖，《防止公仆变“老爷”》被收入国家公务员考试教材，并有多篇作品入选国家级文学选集。读谷建的杂文，最强烈的感受便是：嬉笑怒骂之间，自有文章筋骨。他的杂文既有金刚怒目的凛然正气，又有绵里藏针的幽默机锋，更有引经据典的知识底蕴，三者交融，构成了其杂文独特的艺术魅力。

谷建杂文的讽刺，首先建立在对社会病灶的精准诊断之上。他善于从具体的社会现象切入，以锐利的笔触直指要害，不绕弯子，不兜圈子。在《防止公仆变“老爷”》中，他将某些官员从“公仆”蜕变为“老爷”的过程层层剖析，指出这种蜕变并非一朝一夕，而是在权力意识的膨胀中逐步完成的。这种诊断的精准性，源自谷建对社会现实的深切关注和对权力本质的清醒认识。有权威评论家指出，谷建的杂文“居高望远，胸怀大局，为党立言，为民发声”。这种站位使得他的讽刺不是居高临下的嘲弄，而是站在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高度发出的警示。

谷建讽刺艺术的另一特点，在于其穿透力与分寸感的统一。讽刺最忌失度，失度则沦为谩骂；也最忌畏缩，畏缩则流于隔靴搔痒。谷建在这两极之间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平衡点。在《大炮的威力》一文中，他将那些“既贪婪又迷信，既想敛财又怕罹祸”的贪官勾勒得栩栩如生，丑态百出，令读者“于忍俊不禁中洞悉其奸”。这里的关键在于，讽刺的锋芒虽然锐利，却始终保持着一种文学的克制——他不是在展览丑恶，而是在揭示丑恶的内在逻辑。

谷建在《崇高的狗卑微的人》中展现了另一种讽刺路径。他将狗的忠诚与人的背叛进行对照，以狗的“崇高”反衬人的“卑微”。这种反衬看似写狗，实则写人，其讽刺的矛头指向的是人性中那些令人不齿的背叛与势利。这种将物象与人性对照的讽刺手法，继承了鲁迅杂文中常见的“取类型”传统——不是针对某一个具体的人，而是针对某一种社会心理和文化现象。

谷建杂文的幽默，有一种独特的智性底色。他的幽默不是插科打诨式的逗乐，而是思想碰撞产生的火花。在《“崖山”与“明”之后》一文中，他针对某些人鼓吹的“崖山之后无中国”论调，以轻松而犀利的笔调回应：“倘真如愤青们所说，崖山和明朝之后便彻底消失了中国及中华民族，那么现今的‘中国’该叫什么？人人口中的‘中华民族’又在哪里？”这一段话的幽默之处在于，它以逻辑的荒谬反衬了论调的荒谬。这种幽默不是外加的调料，而是内在于逻辑推演之中的必然结果。

谷建的幽默常常表现为一种“反讽的智慧”——正话反说，以玩笑的口吻说出严肃的真理。评论者准确地捕捉到了谷建杂文的这一特质：“形象、骨感、细腻、奔放，有时略带冷峻却又凸显睿智与幽默，总能在一不经心的时候突然抓住你的脑神经，瞬时把你逼入无限兴奋又凝眉思索的境地”。幽默在这里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它是将读者引入思考的通道，是打开批判之门的一把钥匙。

谷建杂文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艺术特征，便是其深厚的知识底蕴。他的杂文涉猎极广，“古今中外，经史子集，天文地理，花鸟虫鱼，几乎无不涉猎，尤其善引古今贤哲的至理名言、锦语警句”。但这种知识性并非炫耀式的掉书袋，而是服务于论证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也谈“识时务者为俊杰”》中，他从三国时期司马徽的原话入手，辨析“识时务”一词的本来意涵与后世误用之间的差异，将历史知识与现实批判巧妙结合。这种从经典出发的批判方式，使得谷建的杂文具有了一种文化厚度。

谷建杂文的艺术魅力，最终归结于其杂文观的内在支撑。他在《我的杂文观》中坦陈：“杂文质量的高下，往往取决于作家的人格魅力和思想内涵以及由此而衍生的境界高低。”这句话可以视为理解谷建杂文的一把钥匙。嬉笑怒骂之所以能成文章，前提是作家的思想足够深厚、人格足够坚实。谷建深受鲁迅影响，少年时代便热爱鲁迅杂文，觉得“读了他的杂文，就像浑身充满了能量，觉得脱胎换骨一般超越了自己”。但谷建并没有简单地模仿鲁迅的风格——他的讽刺虽然同样锐利，却始终贯穿着一种建设的热情和向善的信念，这与鲁迅“铁屋子”般的冷峻绝望形成了时代性的差异。

以上所论，是谷建杂文“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一般品格。而若要在一篇作品中集中观察这一品格的完整呈现，我以为《“脑瘫诗人”的艺术高度》堪称典范。这篇杂文以湖北残疾女诗人余秀华的走红为切入点，将讽刺的锋芒指向了当代诗坛的种种怪象。值得细究的是，谷建在这篇不足两千字的文章中，完成了一次从“笑”到“怒”再到“骂”的情感递进，而每一步递进都伴随着论证的深化和批判的升级。

文章开篇即写余秀华“火红了大半个中国”，却随即转折——“着实让许多四肢发达、头脑健硕的文人开始反思起当今的诗坛来”。“四肢发达、头脑健硕”这八个字，表面上是褒扬，实则暗藏机锋：你们这些自诩健全的人，反倒不如一个行动和说话都非常艰难的残疾人对诗歌有真切的感知。这种开篇的幽默是温和的，带着一种智性的调侃，尚未显露怒意。

然而谷建并不满足于就事论事地讨论余秀华。他迅速将笔锋转向了诗坛的荒诞景观，而这正是全文“笑”的高潮所在：“吐口唾沫，就是个好‘诗歌’，美其名曰‘口水体’；挖个鼻屎，自然也是好诗歌，可以干脆利落地称为‘鼻屎体’；倘若内急，匆匆上茅厕一趟，可能要出来个‘便便体’，如此等等。”这三个排比句，以极度夸张的具象化手法，将当代诗歌的“低俗化”倾向推到荒诞的极致。读者在忍俊不禁的同时，已经接受了谷建的判断：当诗歌的底线被一再突破，它离“屎尿屁”也就不远了。这是一种典型的“漫画式夸张”——通过将现象推到其逻辑终点，让荒诞自行显露。紧接着，谷建又将张铁生的“白卷”事件与当代诗坛对接，调侃道：“假如‘文革’年代的英雄张铁生，能将自己的交白卷行为在当今网络演绎一下，我看，肯定要出来个‘铁生体’。”这一历史类比看似玩笑，实则将当代诗坛的乱象置于一个更长的历史视野中审视：交白卷与“口水体”之间，有一种令人不安的精神同构。

文章至此，“笑”已充分展开。但谷建并未让文章停留在娱乐性的嘲讽上。接下来的一段，是全文情感转向的关键节点。他写道：“现在的诗坛，即使算个‘霸主’式的人物，也无法清晰而明确地阐明什么是诗歌了。”然后，他引入了一个“规律”：“但凡有看不懂的诗歌，但凡有遭人唾骂的大白话，就一定高深莫测的‘好诗’；反之，若能被别人看得懂、摸得透、吃得深，那就一定是‘肤浅的艺术’。”这一“规律”的归纳，已经带有明显的怒意——它揭示的是一个评价体系的倒错：看不懂的是深刻，看得懂的是肤浅；被唾骂的是好诗，被喜爱的是糟粕。这种倒错背后，是某些“著名诗人”话语权的滥用和审美判断的失能。

随后，谷建引出了全文最核心的批判对象——某位“著名”诗人的言论：“余秀华的诗歌正因为没有艺术高度，所以能流行起来。”谷建立即抓住这句话的逻辑破绽，以一个反问句将讽刺推向顶点：“看来，‘能流行’的就一定是糟粕，就能立刻划入‘没有艺术高度’。倘真如此，李白杜甫们将‘情何以堪’？”这一反问的力量在于，它用中国诗歌史上最伟大的名字来反证某位“著名诗人”判断的荒谬。如果“能流行”就等于“没有艺术高度”，那么李白杜甫的诗歌——它们在唐代就是广为传唱的——岂不也成了“肤浅的艺术”？这个逻辑反讽的妙处在于，谷建并不需要直接反驳对方，他只需要将对方的逻辑推演到底，荒谬便自行瓦解。在这一反问中，“笑”已经隐退，“怒”占据了主导——这怒不是私愤，而是一个有文化良知的写作者对诗歌评价体系被扭曲的愤怒。

文章最后的收束，谷建将笔锋从诗坛的争论转向了对余秀华本人的重新定位。他写道，余秀华“是个残疾人，说话行动都不利索，而且还是个彻头彻尾的贫苦农民，没有多余的钞票，也没有魔鬼身材和漂亮脸蛋”。这段看似平实的话，实际上是全文情感落点的所在：余秀华之所以遭到某些“著名诗人”的贬低，恰恰是因为她不具备那些诗歌圈子里的“资本”——既没有话语权，也没有身份标签，更没有“漂亮脸蛋”可以包装。她的“艺术高度”不在那些外在的标签上，而在她“所编织的文字锦绣”中，在她“借以打发无聊时光”的写作里。

综观全文，谷建完成了一次精密的情感递进：开篇以温和的调侃引入话题（“四肢发达、头脑健硕”），中段以夸张的漫画手法铺陈诗坛怪象（“口水体”“鼻屎体”“便便体”），继之以逻辑反讽拆解话语权威（“李白杜甫们将‘情何以堪’”），最后以对余秀华真实处境的朴素叙述完成情感落定。这一递进过程，正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完整演绎。“嬉”是开篇的智性调侃，“笑”是中段的漫画夸张，“怒”是逻辑反讽中隐含的文化义愤，“骂”则不是粗口相向，而是将对方的逻辑反噬回去，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谷建在这篇文章中展现的，正是一种“以嬉为表、以怒为骨”的杂文艺术——表层的嬉笑是进入读者内心的通道，底层的怒意才是文章真正的精神骨骼。

回看谷建的杂文创作，我们或许可以说：他的讽刺是手术刀，精准地剖开社会的病灶；他的幽默是显微镜，让读者看到那些平时视而不见的荒诞；他的知识是背景灯，照亮了批判的思想纵深。而《“脑瘫诗人”的艺术高度》一文，恰恰是这三者完美融合的例证——以智性的调侃开篇，以漫画式的夸张展开，以逻辑的反讽收束，嬉笑怒骂之间，一个时代的文化症候被精准地诊断和呈现。在当下这个信息泛滥而思想稀缺的时代，谷建的杂文提醒我们：真正的杂文，从来不是简单的情绪宣泄，而是一种需要思想深度、文化修养和人格力量来支撑的文学实践。嬉笑怒骂之所以能成文章，归根结底，是因为嬉笑怒骂的背后，站着一个有思想、有担当、有温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