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的世界对话·阿拉伯国家专场丨中东纹饰、西亚颜料：中国陶瓷的全球史

2026年9月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于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中国的丝绸、瓷器和造纸、冶铸技艺一路西传，埃及的香料、琉璃、天文历法万里东来。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一件件来自中国的传世器物，见证了中埃两国人民自古以来的紧密联系和深厚友谊。”

如果要选择一种能够见证古代全球化的物品，陶瓷或许较为合适。丝绸会朽，香料会散，瓷器虽然易碎，却能以完整或破碎的形态长久掩埋于历史遗迹当中，抑或者被数代人长期珍藏。如今，从中国窑场到东南沿海，从爪哇海到波斯湾、红海，再到埃及开罗的福斯塔特遗址，大量陶瓷遗存把一条延续千年的交流路线重新拼接起来，展现出一张不断变化、相互影响的欧亚非陶瓷贸易网络。

陶瓷驶入印度洋

9世纪前后是中国陶瓷输入西亚、北非的规模、影响及考古证据显著增加的阶段。彼时，阿拔斯王朝以巴格达为主要政治中心，鼎盛时期的统治范围涵盖埃及、两河流域、阿拉伯半岛大部，以及大致相当于今伊朗、阿富汗和中亚南部的广大区域。阿拔斯王朝与波斯湾—印度洋贸易网络紧密相连，两河流域南部的巴士拉和波斯湾北岸的尸罗夫都是这条海上贸易网络的重要港口。来自中国的陶瓷通常经过东南亚、印度和西亚沿岸港口多次集散和转运，部分由波斯湾进入两河流域，部分绕过阿拉伯半岛进入红海，继而运往埃及等地。

沉船使这条路线获得了可触摸的证据。1998年，一家德国打捞公司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附近海域发现了一艘唐代阿拉伯商船。因附近有大片黑色礁石，故而该沉船被命名为“黑石号”（Batu Hitam）。“黑石号”装载着数万件唐代陶瓷，其中多为长沙窑烧造，还有越窑青瓷、邢窑白瓷及巩县窑烧造的陶瓷等。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收藏了“黑石号”上的一些绘有精美青花图案的唐代瓷盘。据该馆介绍，这些瓷盘虽然产自中国，但盘上的菱形纹饰是中东地区流行的图案，其使用的钴蓝颜料很可能来自伊朗。船体的木材及缝合结构证明“黑石号”是由古代阿拉伯人建造，货物中又有明显适应海外市场的器物，说明唐代陶瓷已嵌入跨越南海和印度洋的商业体系。

“黑石号”沉船出水青花花卉纹盘（收藏于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图片来源于该馆官网）

在伊斯兰精英社会，来自中国的进口陶瓷既是餐饮用具，也是财富和身份的象征。据11世纪的波斯历史学家贝哈基追述，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哈伦·拉希德在位期间（786—809年在位），其治下的呼罗珊总督阿里·伊本·伊萨曾向哈里发进献了一批中国陶瓷。显然，中国陶瓷被阿拔斯王朝的地方官员视为珍贵的贡礼。

阿拔斯的“中国白”

进口陶瓷数量有限且价格昂贵，促使当地工匠寻找替代方法。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了一件“仿中国炻器碗”（Bowl Emulating Chinese Stoneware），推断其产于9世纪的阿拔斯王朝巴士拉地区。馆方指出，工匠试图模拟中国白色炻器明亮的光泽与坚硬的质感，以含锡的不透明白釉覆盖陶胎，并在碗中央以钴蓝书写了两遍意为“幸福”的阿拉伯文单词。

仿中国炻器碗（收藏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图片来源于该馆官网）

白色效果来自对中国器物的追摹，蓝色书法则属于伊斯兰视觉文化。卡塔尔首都多哈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亦陈列着做工相似的仿中国炻器碗。据该馆介绍，阿拔斯王朝与中国唐宋两朝的商业繁荣刺激了两地精英对异域奢侈品的需求，促成了连接二者的国际贸易网络，受中国奢侈品的吸引，巴士拉陶工迅速开始研发本土相似产品，由于缺少制作中国陶瓷所需的原料，于是他们发明了一种不透明的白色釉料覆盖在浅黄色的陶坯上，从而模仿出中国陶器的白色，并以钴蓝文字或纹样装饰。

这可谓是由材料限制催生的技术创造。换言之，中国器物使阿拉伯世界产生了对陶瓷色调、光泽的期待，阿拉伯工匠则用本土材料、书法和审美给出了新答案。

福斯塔特的残片

陶瓷沿红海贸易路线进入埃及后，福斯塔特成为观察这种交流的重要窗口。福斯塔特兴建于7世纪，位于尼罗河东岸，如今的开罗南郊。来自中国及印度洋地区的陶瓷通常先抵达红海沿岸港口，再通过陆路运往福斯塔特。依托尼罗河航运，部分商品还可继续进入地中海贸易网络。也就是说，福斯塔特位于红海—尼罗河—地中海贸易体系的连接位置。

福斯塔特遗址的发掘始于20世纪初。在考古学家的多年调查下，该地出土了数量可观、从唐代至清代的中国陶瓷标本，种类包括越窑青瓷、邢窑白瓷、龙泉青瓷、景德镇青花瓷等，其中绝大多数是碗、盘、罐等器物的残片，少数可以由同一器物的碎片拼合为接近完整的器形。正是这些看似零散的瓷片，为辨认窑口、判断年代并复原中国陶瓷经印度洋和红海进入埃及的贸易过程提供了重要证据。

福斯塔特遗址中既有中国陶瓷，也有埃及、叙利亚等地生产的器物。这表明福斯塔特不仅是中国陶瓷西传的目的地之一，也是不同地区陶瓷汇集、消费和再分配的市场。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法蒂玛王朝的建立，东西方贸易日益频繁，中国优质陶瓷出口至中东，受此启发，中东当地的陶工开始生产模仿中国白瓷和青瓷的陶瓷。英国苏格兰的开尔文克罗夫艺术馆收藏的一件公元14世纪的砂玻器（又称“熔块胎陶”）残片便提供了很好的例证。它烧造于大马士革，却出土于福斯塔特，其纹样受到了当时在中东地区非常流行的中国陶瓷的影响。彼时的埃及已处于马穆鲁克王朝统治之下，福斯塔特的地位已然下降，但是该藏品的文字说明指出，叙利亚陶工曾前往福斯塔特工作，埃及陶工也会到其他地区谋生。陶瓷技术和装饰风格的传播实际上与商人和工匠的移动密切相关。

熔块胎陶碗残片（收藏于英国苏格兰开尔文克罗夫艺术馆，图片来源于无疆界博物馆官网）

从钴蓝到阿拉伯文

若只说伊斯兰世界“仿制中国瓷器”，就会落入文明单向传播的旧框架。元代景德镇的青花瓷其实是在跨区域交流的背景下走向成熟。如前文所述，“黑石号”沉船中的唐代青花花卉纹盘可能使用的是来自西亚的钴蓝颜料，而阿拔斯王朝也出现了白地钴蓝陶器。到了元代，景德镇陶工将“苏麻离青”等西亚进口钴料、高岭土改良的高白度瓷胎、青白釉（晚期发展为透明白釉）和高温烧造技术系统结合，形成了技术成熟并能够规模化生产的青花瓷。

青花瓷使用的部分优质钴料来自西亚，部分器形与装饰也回应了伊斯兰市场的需求。元明外销青花中的大盘、大碗，适应西亚宴饮中多人共享食物的习惯，部分执壶、扁壶或浇注器也可在西亚金属器传统中找到参照。中国工匠面对海外订单时，也在理解和重组远方的生活方式。

明代瓷器上的阿拉伯文进一步反映了阿拉伯世界对中国陶瓷的影响。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正德青花阿拉伯文烛台把阿拉伯文作为装饰，另一件白釉矾红彩阿拉伯文波斯文盘，则把两种文字纳入中国瓷器的装饰系统。此类器物未必都为出口而制，有些可能服务于明代宫廷内部，但它们证明伊斯兰书写和器用传统已经进入中国陶瓷的生产体系。

青花阿拉伯文烛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图片来源于该馆官网）

有田烧与“中国风”

17世纪中叶，明清易代、战乱与海禁导致中国瓷器的海外供应严重受阻，荷兰东印度公司遂扩大采购日本有田烧，以填补市场需求。日本瓷器从伊万里港出海，故欧洲市场常称之为“伊万里瓷”。

17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日本外销瓷器的彩绘多采用“柿右卫门”样式，其特征之一表现为在绘画主题及纹样方面模仿中国。18世纪以来，日本外销瓷器才逐步发展出自己的“金襕手”样式。

大英博物馆收藏了一件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有田漆饰大盘，为日本有田烧的“中国风”提供了直接物证。该大盘直径长达53.8厘米，馆方认为它烧造于日本有田，目标市场是中东或欧洲，盘面是以中国外销到中东和欧洲的“克拉克瓷”为原型。一件销往海外的日本大盘，其器形可能回应中东或欧洲的宴饮，装饰却借自中国，运输又由荷兰公司完成，充分折射出陶瓷贸易的全球化色彩。

有田漆饰大盘（收藏于大英博物馆，图片来源于该馆官网）

陶瓷书写全球史

全球史并不是把各个国家和地区依次罗列，而是追问这些地区如何因同一种商品发生关联。陶瓷的特殊价值正在于它能同时呈现物质、技术、市场及审美的流动：高岭土和窑炉决定哪些地方可以烧出优质的陶瓷制品；钴料贸易改变颜色；饮食习惯改变器形；宗教和文字改变装饰；战争与海禁改变供货地；商人和跨国公司则不断重画运输路线。

在这张网络中，中国的陶瓷技术无疑长期处于重要位置，但重要并不意味着孤立创造或永远单向输出。阿拔斯陶工在模仿中国的陶瓷光泽和质地时采用本土材料制作了含锡的不透明白釉；西亚的钴蓝传统和器形参与了元青花的形成；福斯塔特把商人和工匠汇聚在同一城市；日本有田烧在填补市场缺口时把中国样式改造成新的外销风格。每一次模仿都伴随误读、选择和创新，每一次输入也可能成为下一轮输出的起点。

因此，从中国窑场到福斯塔特，真正旅行的从来不只是瓷器。随船而行的还有关于“珍贵”“异域”和“美”的想象。今天博物馆中那些被分别标注为“中国”“埃及”“伊拉克”或“日本”的陶瓷共同证明：文明交流最深刻的成果往往不是一方完整复制另一方，而是双方都在接触之后变得与从前有所不同。

【本文转载自“中国学”微信公众号，为“中国学的世界对话·阿拉伯国家专场”活动特约文章，即将在《解放日报》发表。原文题目为《从中国窑场到福斯塔特：中国—阿拉伯世界的千年陶瓷交流》。作者宋晓煜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来源：宋晓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