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4年，南京城里，鲍君甫提笔给陈赓写信。此时的他没有职务，也没有稳定收入，只能靠摆烟摊、卖些茶水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信写得很克制，没有过多诉苦，只说明日子困难，希望这位多年未见的故人能够帮忙。
这封信的分量不轻。鲍君甫曾在国民党特务系统任职，后来又被认为是共产党隐蔽战线上的重要内线。身份复杂到连他自己临终前都说不清：自己究竟算什么人。
陈赓收到信后，并没有装作不认识。他回信表示，解放后曾托南京市公安局对鲍君甫予以照顾，并说有机会再见。字面上看，这不是一封直接承诺补助的信，却把一个关键事实点明了：陈赓没有忘记这位旧日同志。
事情要追溯到上海地下斗争时期。1928年前后，鲍君甫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任职，公开身份是国民党方面的工作人员。与此同时，他通过陈养山与中共中央特科发生联系，逐渐成为能够传递情报的内线。
那时的上海，危险往往藏在一次见面、一份文件里。陈赓负责情报工作，周恩来直接领导中央特科。经过接触和核实，陈赓认为鲍君甫具有利用价值，相关情况也上报给周恩来。为保护他的身份，双方主要通过单线联系。
鲍君甫提供的情报，涉及敌方人员活动、搜捕计划以及叛徒线索。1929年，彭湃、杨殷等人被捕后，营救计划因故未能实施，但后续调查仍查明了白鑫叛变的情况。任弼时被捕、周恩来面临风险时，鲍君甫也曾传递过重要消息。
有意思的是，他并非完全置身于地下组织之中，而是始终处在两种身份的夹缝里。对国民党方面，他需要表现出办案能力；对共产党方面，他又必须保持联络。中央特科有时会提供一些无关紧要的材料，让他借此取得信任，方便继续工作。
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上海地下组织遭遇严重危机。陈赓曾劝鲍君甫尽快离开上海。鲍君甫却说：“我哪儿也不去，就待在家里。”陈赓只好提醒他，若被牵连，必须守住口风。
不久，鲍君甫果然被秘密拘押，遭到审讯和殴打，甚至被打掉几颗牙齿。但他始终没有供出与共产党人的联系。后来在张道藩等人的帮助下，他获释，却失去了原有职务，也和陈赓、周恩来断了联系。
抗日战争期间，鲍君甫的生活更加艰难。南京沦陷后，他曾在难民救济工作中出力，也凭借会日语的经历与日军交涉。1940年，他进入汪伪中央感化院任训导员，对被关押的抗日人士尽量善待。这个经历后来也成为他身份审查中无法回避的一部分。
1949年南京解放后，鲍君甫没有离开，而是继续留在南京过清贫生活。1951年，他因过去的经历被捕并判处重刑，于是向法院说明自己曾为共产党工作，请求陈赓作证。南京市人民法院写信核实，辗转数月，信件才送到陈赓手中。
陈赓在回信中明确表示，鲍君甫早在1927年起就与共产党发生关系，1931年以前曾与自己联系，对党的工作“贡献颇大”。同时，他也提到鲍君甫后来在汪伪中央感化院任职，建议对其采取管制措施。正是这份证明，使鲍君甫没有走向更严重的结局。
然而，获释并不等于生活有了保障。1955年，有关部门再次了解他的实际情况。陈赓提出，由南京市公安局每月发给鲍君甫100元生活费，罗瑞卿、李克农等同意了这一安排。那个年代普通工人的月收入大约只有三四十元，这笔钱足以解决一家人的基本难题。
1956年，陈赓又邀请鲍君甫到北京，并安排南京军区协助解决旅费和接送。到京后，陈赓、李克农、陈养山等人与他见面。得知鲍君甫牙齿不好，陈赓还安排他到北京协和医院装配假牙，并为他添置衣物。
同年，陈赓和陈养山到南京看望鲍君甫，又请有关部门为他添置家具。临行前，陈赓与他吃饭交谈。这样的照顾，不只是补助一笔钱，更是对一段隐蔽战线关系的确认。
1961年3月16日，陈赓在上海逝世，鲍君甫十分悲痛。1969年，鲍君甫病逝于南京，终年68岁。临终前，他仍反复念叨：“周总理、陈赓是知道我的。”周恩来后来也曾叮嘱有关方面，对鲍君甫的家属予以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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