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本昌儿子称，父亲生前已将财产全部捐出，未留下任何遗产，其中还包括向武汉捐赠的100万元

游本昌儿子称，父亲生前已将财产全部捐出，未留下任何遗产，其中还包括向武汉捐赠的100万元

游本昌的儿子游智超后来跟外面说了一件事。老爷子走了以后，几张银行卡摆在面前，每一张都有各自不同的密码，老两口自己都记不全。最后银行方面花了一个多月才把这些账户处理清楚。可动用的现金其实不多——钱基本在生前就散出去了。

疫情防控期间那笔给武汉医护人员的捐款，一百多万元，是游本昌自己安排转出去的，家里人当时并不完全清楚。儿子说，直到2025年老爷子住院，家里开了一次“圆桌会议”，才知道父亲这些年捐了多少。

游本昌是2026年9月24日凌晨1点40分在北京走的，九十三岁。女儿游思涵说，父亲是在睡梦中离开的，没有疼痛。最后一句话是“我很舒服”。9月16日他刚过了九十三岁生日，八天之后人就走了。

但这篇文字不想从“济公”讲起。那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我想讲的是另一面——一个在舞台上站了将近七十年的人，怎么把自己一点一点交出去的。

1956年，二十三岁的游本昌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坐火车到北京，进了中央实验话剧院。他那时候心气很高，觉得自己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青年演员，应该在这个国家级舞台上干出一番事业。

结果接下来的近三十年，他演了七十九个角色，其中七十七个是龙套。有的角色连名字都没有，在演员表上写的是“群众”“路人”“士兵甲”。有的连一句台词都捞不到。

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从上海来到北京，满怀理想，然后就开始了漫长的等待。他后来用了一个比喻来说这件事——好演员是鱼头、海参，是大菜，自己呢，就是那提味的葱姜蒜。

没有佐料，这菜也做不出来。这话听着轻松，但几十年如一日地当“佐料”，不是每个人都能扛住的。他扛住了。每一个小角色他都认真写人物小传，琢磨神态动作，哪怕只是背景里站着，他也要做一个“有戏”的背景。

这段时间里，他成了家。1956年和妻子杨慧华结婚，两个人一起过日子，一起熬那些看不到头的年月。跑龙套的收入不高，日子过得紧，但杨慧华一直陪着他。后来他们有了女儿游思涵和儿子游智超。

转折发生在1984年。那一年游本昌带着哑剧《淋浴》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没有台词，全靠肢体动作，演一个人在浴室里调水温，被忽冷忽热的水浇得手忙脚乱。这场表演让很多人第一次记住了这张脸。上海电视台的导演张戈也看到了，觉得这个人身上有东西，于是找他来演济公。

1985年《济公》播出。游本昌五十二岁。从进剧院算起，已经过去了将近三十年。这是他演的第80个角色。

拍济公这件事，他做得很较真。新僧袍太新了，不像一个流浪和尚穿的，他自己拿剪刀磨布，把衣服做旧。牙齿太白了，拿眉笔涂黑。有一场戏是夏天拍吃肘子，肉在三十九度的高温下放了大半天，已经变质发臭了。

导演说要不换一个，他摆摆手说不用，镜头开着就大口咬下去，装出吃得很香的样子，直到导演喊停才转身吐掉。

还有剧本的问题。原来写的是济公在街上拿了馒头就走，不付钱。游本昌不同意。他说济公是疯癫，但不是无赖，吃了东西一定要给钱。于是他坚持加了一个镜头——人走远了，回头抛回来几个铜板。

还有跟权贵称兄道弟的桥段，他也给改了，换成大闹宰相府，替百姓出气。这些改动都不大，但济公这个角色身上那股“不占便宜、打抱不平”的劲儿，就是从这些细节里立起来的。

那部戏他的片酬是多少呢。每集一百二十块，最后一集涨到一百五十块。整部戏拍下来，拿到手的不到一千块钱。那时候他已经五十多岁了，演了半辈子戏，第一次当主角，就拿这么点钱。后来有人问他这事，他说不低，不低。

济公火了以后，找上门的商业活动特别多。代言、商演、剪彩，价码一个比一个高。他推掉了大部分。有些推不掉的，去了也不谈钱。他好像从那个时候起就对这些东西不太上心。

九十年代初，妻子杨慧华被确诊癌症。游本昌正处在事业最好的时候，片约不断。他做了一个决定：全部推掉，停工四年，在家陪妻子抗癌。

四年里他四处求医，陪着杨慧华做治疗。有人替他觉得可惜，说这个时候不拍戏，以后可能就没人找了。他说戏可以以后再演，妻子只有一个。

杨慧华后来康复了。这件事在游本昌的人生里不算最轰动的，但了解他的人知道，这就是他做事的方式。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他心里有一杆秤。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游本昌做了一件让很多人不理解的事。2006年，他要拍一部公益电视剧《了凡》。没有钱，怎么办。他把房子卖了，筹了近千万，自己兼任制片人、导演、主演。

然后他跟电视台谈首播权的条件——一集一块钱，前提是不许插播广告，要保证故事的连贯性。电视台觉得这人有毛病，但片子确实好，就答应了。

三年后，2009年，游本昌七十六岁。他在一个会议上看到了一部关于弘一法师李叔同的话剧剧本，看完觉得这是先辈留下来的精神财富，必须把它搬上舞台。剧作者觉得这个题材没有商业价值，不打算继续干了。

游本昌把本子买下来，又卖掉在北京的唯一住房，自筹资金排演话剧《弘一法师——最后之胜利》。他租房子住，自己组演员，租剧场，发劳务费，所有开销都自己扛着。

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干，他说这房子是“济公”送他的，演了济公才有钱买房，所以来自济公，还于社会。

这部话剧后来巡演了一百二十多场，2015年还去了米兰世博会。不同阶段的报道里，巡演场次的口径略有出入，有说八年的，有说一百二十场的，但不管怎么算，这是一部几乎没有商业回报的戏，他硬是带着团队跑了十几年。

2018年，他出资办了浙江济公公益基金会，宗旨只有六个字——“以文艺化导人心”。第二年，他和女儿游思涵一起发起了“种子计划”。

做法很特别，不是直接派团队去乡村驻扎，而是从全国招募学员，免费培训一年，然后让他们组成教师团走进基层，去农村、去田间，教孩子们戏剧美育。公开材料里写到，这个项目覆盖了十个县域五十多所学校，师生三万多人。

他还有一个习惯，是收留那些艺考落榜的年轻人。八十多岁的时候，他自掏腰包办了一个艺术团，专门招收热爱表演但没考上学校的孩子，免费教他们演戏。

他常跟这些年轻人说一句话：“学校不要你，我要你。”后来《繁花》剧组里的胡歌，拍戏间隙也经常向他请教表演的事。后辈们说，游老教的不只是演技，还有做人。

2020年，游本昌八十七岁生日那天，收到了王家卫导演《繁花》的邀约。选角导演发来两页纸的台词，让他录个视频发过去试戏。他不肯录视频。他说视频展现不了角色的神韵，坚持要到上海当面演。剧组说不报销差旅费，他说没关系，是他自己要去的。

进了组以后，真正的困难才来。王家卫用的是单机位拍摄，同一场戏演员要按固定走位反复表演好几遍。游本昌的表演向来有即兴的成分，每一次都不一样。一换机位他就接不上，台词背不下来。他后来形容那段时间是“痛苦至极，尴尬至极”。

一个快九十岁的老演员，在片场连机位都跟不上。收工回到住处，他把房间布置成爷叔办公室的样子，请两个学生用手机拍他，一遍一遍地练，练到不靠记性也能演出来。第二天到片场，终于过了。

有一场戏是爷叔看到穿上西装的阿宝，眼眶湿了。游本昌演完以后坐在那里，泣不成声。旁边的人以为是入戏太深，其实不是。那场戏是他反复练习重复表演后拍的第一场，他终于突破了单机位带来的困难，感到自己又能自如地表演了，一时激动得控制不住。

《繁花》2023年播出，游本昌九十岁。爷叔成了年轻观众认识他的另一个角色。一个将近四十年前演济公的老头，忽然又火了。

2024年他拿到了第32届金鹰奖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同一年白玉兰奖申报的时候，他主动联系剧组，说自己不参与评奖申报，把机会留给年轻人。

然后是关于入党的事。游本昌一直有入党的心愿，但他总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2024年初，他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写了整整二十一页。

2025年5月，九十二岁的他被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6月30日宣誓那天，他佩戴上党员徽章说，这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新的开始。入党誓词他准备了一个月以上，说必须把每个字都刻在脑子里，因为这是他这辈子要信守的誓言。

2024年初，他和妻子搬进了养老院。外面有人说是子女不孝，把老人送走了。他自己出来解释，说是他主动选择去的，为了追求更有尊严的晚年生活。在养老院里每天做手指操、听故事，跟伙伴们聊天玩球。他说人生就是不断地交换战场，人在哪儿，哪儿就是家。

2025年他住了一次院。出院以后，他让家里人把银行卡的事情理一理。儿子说那时候才知道父亲这些年捐了多少钱。几张卡各一个密码，老两口记不全，银行处理了一个多月才弄清楚。账面上的现金不多。

武汉疫情期间那一百多万，早就转出去了。更早以前，九十年代他听说杭州济公塔年久失修，直接捐了五千块，那时候五千块对普通家庭来说不是小数目。

2019年他自己花了数十万组织演出慰问环卫工人，同年资助了一位困境中的演员一万元。2023年向浙江一个公益基金会捐了五十万，支持少年儿童的生命安全教育。

这些事他从来不跟家里人说。不是刻意瞒着，就是觉得没什么好说的。钱从戏里来，还到需要的地方去，在他看来这是很自然的事。

他最后那几年，身体已经不太好了。坐轮椅候场，需要吸氧，但一开机就按角色走，一天能工作将近十个小时，没戏的时候也坐在片场的苹果箱上盯着，怕情绪断了。他早就留下过嘱托，不做无意义的抢救，宁可有尊严地谢幕。

9月24日凌晨，他在睡梦中走了。女儿说父亲走得没有痛苦，没有遗憾，最后留下一句话——“我很舒服”。

儿子后来对外说，父亲没留下什么遗产。几张银行卡里的现金不多，钱基本都在生前捐出去了。房子卖了，积蓄散了，剩下的那点钱银行处理了一个多月才理清。

他这辈子演了七十九个小角色才等到济公，五十多岁才第一次当主角，七八十岁卖了房子去做公益。他把济公那句“济世为公”从戏里演到了戏外。到最后，什么也没留给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