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每当连绵的阴雨笼罩这间逼仄的病房，空气里泛起潮湿的霉味时，我的耳边就会准时响起那阵婴儿的啼哭声。那声音很轻，像被厚重的棉被捂着，却能轻易穿透八十多年的岁月，如同尖锐的生锈铁钉，死死钉进我衰竭的大脑里。
医生说我活不过这个冬天了。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没有恐惧，反而在心底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这具装满罪恶的躯壳早该腐烂，我不怕死，我怕的是苟活。我更怕的是，当我闭上眼睛，要去往那个必然属于我的地狱时，我该如何面对那些在血泊中死死盯着我的眼睛。
我叫本多，曾是大日本帝国陆军步兵第三十三联队的一名士兵。在这个即将咽气的时刻，看着电视里那些穿着笔挺西装、在镜头前衣冠楚楚地否认历史的政客，我只觉得反胃。他们没有闻过人血在寒冬里结冰的腥气，没有见过人的内脏是如何流出体外的。
他们不知道，在那个被称为“圣战”的年代里，我们这些被送到异国他乡的年轻人，早就被剥夺了“人”的资格，变成了一群披着黄绿色军服的野兽。
今天，我不想讲那些宏大的战役，也不想讲什么虚伪的家国大义。我只想把我这双长满老年斑的手曾经做过的孽，原原本本地剖开来。
那是一九三七年的冬天，江南的寒风冷得刺骨，冷得能把人的骨髓都冻裂。我们的部队是一路杀进那座古都周边的，连续的行军、作战、伤亡，加上长官们日复一日“中国人连猪狗都不如”的灌输，我们每个人的眼睛都熬成了赤红色。没有补给，没有补给线，长官的命令只有两个字：“就地征用”。
在战争的语境里，“征用”就是抢劫、杀戮和强暴的通行证。
那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冬日午后，天空阴沉沉的，像铅块一样压在头顶。我们小队奉命进入一个不知名的村镇进行“扫荡”。村子已经被炮火毁了大半，空气中弥漫着硝烟、焦木和一种难以形容的肉体烧焦的味道。原本宁静的青石板路上，散落着破烂的竹筐、带血的布鞋，还有倒在路边的老人和男人的尸体。
没有反抗力量，所有的青壮年男人不是被杀，就是已经被抓走当了挑夫。剩下的，只有老弱妇孺。
对于那时的我们来说，这不叫屠杀，这叫“找乐子”。长期的恐惧和死亡压力，在没有约束的平民面前，扭曲成了一种令人发指的狂欢。我的班长是个在北海道当过屠夫的男人，他一脚踹开了一户人家半掩着的木门，门轴断裂的刺耳嘎吱声，拉开了那场梦魇的序幕。
“搜！把值钱的，还有女人，都拉出来！”班长的声音里带着一种让人毛骨悚然的亢奋。
这几乎是我们当时的常态：我们看见年轻女子就往外拖，连喂奶的妇女也不放过。
我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式步枪，跟着另外两个老兵冲进了那间昏暗的正屋。屋里光线很暗，陈设简陋，空气里有一种中国南方特有的腌菜味和灰尘味。我们像疯狗一样翻箱倒柜，砸碎了粗瓷水缸，挑破了米袋。就在这时，右侧的一扇小木门后，传来了压抑到极点的颤抖的呼吸声。
老兵木村狞笑了一声，猛地用枪托砸开了那扇门。
那是一间极小的柴房。灰暗的光线下，角落里的柴草堆里瑟缩着几个人影。我至今都无法忘记那一幕，那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绝望的画面。
最外面是一个大概十七八岁的年轻女孩，穿着粗布碎花袄，头发凌乱，脸上抹满了锅底灰，试图把自己伪装成老妪。可那双充满无尽惊恐的眼睛，和因为极度恐惧而剧烈颤抖的单薄肩膀，彻底暴露了她。
“出来吧，女人！”木村大吼着，像老鹰抓小鸡一样，一把揪住女孩的头发，将她硬生生地从柴草堆里拖了出来。女孩爆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她的双手死死扣住门框，指甲在粗糙的木头上刮出刺耳的声音，甚至连指甲都翻卷了过来，在木框上留下十道血痕。
支那
但一个饿了好几天的年轻女孩，怎么可能抵挡得住一个成年士兵的蛮力？她被重重地摔在院子的泥地上，随后被两个士兵像拖麻袋一样，向院外拖去。她的鞋子掉了一只，白皙的脚背在粗糙的碎石地上磨得血肉模糊，绝望的哭喊声在空荡的村子里回荡，却没有一个人能来救她。
我站在原地，握着枪的手有些出汗。那时候的我才刚满二十岁，入伍前连女孩子的手都没牵过，但在那种集体癫狂的氛围中，我没有觉得怜悯，只有一种被兽性支配的麻木。
就在我准备转身离开柴房时，我听到了一声细微的、被什么东西死死捂住的呜咽声。
哪是从刚才女孩藏身的柴草堆最深处传来的。
我端起枪，用刺刀挑开了那堆干瘪的稻草。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女人。她看起来大概二十多岁，穿着一件已经洗得发白的深蓝色棉袄。此刻，她正整个人蜷缩成一个极其诡异的姿势，背对着我，死死地将一个什么东西护在怀里。
我用脚踢了踢她的肩膀，她猛地转过头来。
那是怎样的一张脸啊。她的脸上没有抹锅底灰，苍白得像纸一样，没有一丝血色。她的眼神里没有像刚才那个女孩一样的崩溃和挣扎，只有一种像母狼到了绝境时，那种哀求与决绝交织的死寂。
她的衣服领口是敞开的，冷风正灌进去。直到这时我才看清，她怀里死死捂着的，是一个正在襁褓中的婴儿。那婴儿大概只有几个月大，因为饥饿和寒冷，正微弱地啼哭着。而这个女人，就在我们踹门进来的前一刻，显然正在给孩子喂奶。
按照任何人类社会的道德底线，面对这样一个抱着婴儿、袒露着胸口哺育生命的母亲，任何人都应该停下脚步。因为母亲是人类繁衍和生存的根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在。但在那时的我们眼里，她不是母亲，甚至不是人，她只是“战利品”。
“喂，本多，这里还有一个！”门外的长官探进头来，眼睛里闪烁着令人作呕的光芒，“管她是不是带崽子，只要是女的，带走！”
我看着那个女人，咽了一口唾沫。女人似乎听懂了长官那句充满恶意的日语，或者说，她从我们的眼神里读懂了地狱的降临。
她没有大哭大闹，而是突然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一只手依然死死抱着那个婴儿，另一只手颤抖着从怀里摸出一个用红布包着的物件。她把红布抖开，里面是一只成色不怎么好的银手镯。她把手镯举过头顶，对着我疯狂地磕头，额头砸在满是灰尘的青砖上，发出沉闷的“砰砰”声。
她不懂日语，但她嘴里含混不清地重复着几个音节，那是在求我，求我拿走财物，放过她和她的孩子。婴儿因为她磕头的剧烈动作，在襁褓里大声哭嚎起来，那哭声像刀子一样割裂了柴房里令人窒息的空气。
我迟疑了。在那一秒钟里，我脑海中突然闪过远在北海道的姐姐，她出嫁后也是这样抱着我的外甥。我握着枪的手微微松开了一点。
“你他妈在磨蹭什么？！”长官一脚踹在我的大腿上，我踉跄了一下，差点摔倒。“你想违抗军令吗？拖出去！”
在军营里，长官的命令就是天皇的命令，违抗者会被立刻当成“非国民”当场处决。那仅存的一丝人性，在长官的怒吼和周围同伴嗜血的狂笑声中，瞬间灰飞烟灭。
我咬了咬牙，收起刺刀，伸手一把抓住了那个女人的头发。
她发出一声极其凄厉的惨叫，不是因为痛，而是因为绝望。她另一只手胡乱地在空中挥舞，试图抓住任何能够固定自己的东西，但她周围只有散落的稻草。
“走！”我怒吼着用日语给自己壮胆，像拖一条死狗一样，硬生生地把她从柴房里往外拽。
女人在地上剧烈地挣扎，她的体重加上绝望的反抗，让我拉得十分吃力。但即便在这样剧烈的拖拽中，她的另一只手始终死死地、稳稳地托着那个正在大哭的婴儿，那是她在这个崩坏的世界里唯一要守护的东西。
拖到院子里时，长官走了过来。他嫌女人怀里的婴儿哭得太吵，皱了皱眉头，直接伸出穿着厚重军靴的脚，狠狠一脚踢向了那个襁褓。
“不要——！”那是那个女人唯一喊出的一句我能听懂的中国话。
随着一声沉闷的撞击声，婴儿从女人的怀里飞了出去，重重地摔在几米外的石磨旁，哭声戛然而止。
那一瞬间，整个世界仿佛都安静了。
女人的眼睛突然瞪得极大，眼角甚至裂开了，流出了血水。她不知道从哪里爆发出了一股惊人的力量，猛地挣脱了我的手，像一头发疯的野兽一样扑向了长官，一口死死咬住了班长的手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