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文存】从广州的“万紫千红”到北京的电影创作会议（解锁系列）

三

从浩瀚的文学史角度看，《雅马哈鱼档》这小小的玩意根本算不了什么，可说是微不足道，不值一提。可是立早兄为什么那样煞费苦心，搞了那么多并不高明的名堂？也许对于一个现实的俗人，需要活在当下，需要这玩意给他带来一些什么的好处，比如说名与利。如果没有这两把头上的刀子，也许活得舒坦些。但是玩也玩得高智商些吧，不是吗？

立早兄也许知道也许装糊涂，珠影方面，无论官方还是个人，对其在娱乐小报上吹嘘自己如何如何体验生活创作了小说和电影不以为然，很多人当着我的面对他表示反感，道听途说的就更多了；当然也祸及我，因为有若干刊登在各种杂志和报刊的创作体会，是由他执笔，用两个人的名字发表的，这在我的日记中有所记载。对于我来说，只是乐于稿费的五五分成，无暇顾及这种什么什么的灵感如何突然涌现的神话，因为当时的事情实在太多。我除了应付广州师院日常的工作，晚上还要写作，正在单独完成《鱼档》的姐妹编。同时这段时期也是我个人感情生活最为动荡的时期，这种的动荡，已经在《鱼档》的人物安排和情节描写中略有端倪，我会在下面的篇章谈及。

不过，坦率地说，我个人倒是接受过两份准大报的采访。一是《广州青年报》，广州日报旗下的报纸，记者叫做颜长虹，一位我眼中的女孩；一是《广东侨报》，记者是邓志强，因为我有侨眷的身份，父亲来自侨乡开平，母亲甚至有前往南洋做童工的经历。两位记者的提问没有什么针对性，我是他们怎么问我就怎么答，没有提及立早兄，他们也没问。颜长虹是在我同丰里17号的家中采访的，领略了我家中的环境，拍了我身穿汗衫的照片作为题头图，好大的篇幅；但保存的报纸原件不见了，题目也记不真切，好像是《鱼档旁走出来的作家》之类。

我相信，当年无论是珠影厂还是广东文学界，都清楚《鱼档》小说和电影文学剧本，主要出自谁的手笔这一事实。可能时过境迁，几十年后的今天有人赖账也不足为奇，毕竟我出国多年，甚至有人以为我已经消失在太平洋某个小小的岛国中。他们宁可倒向“终身成就者”和“广东好人”一边，这对他们个人利益有利而无弊；反之，坚持真理？哎呀，这事时间太长了，忘了！

电影《鱼档》已经完成，但是还没有公演，不过，已送审通过，有很好的反应，广东各大报纸已经陆续有报道。到了1984年的10月20日，珠影组织在赤岗厂部看片，招待广东的文艺记者和省市演出公司的人，派发所有的资料，这是惯常的做法，并由导演张良介绍了时任中国电影局局长石方禹对电影的评价。因此，上文谈到的广州演出公司在户外大幅广告以及演出公司宣传物的拙劣表演，即把我的名字写成“黄锦宏”是找不到任何可以辩解的理由的，更不用说立早兄故意把我的名字写成“黄锦雄”甚至以后的“黄锦鹏”了。

这场活动，我在珠影的现场，但是没有进去看片，只是给戴咏素送去经过修改的新剧本，在外面和剧组演员聊天吹牛。立早兄也有参加，听戴咏素说立早兄打算跟张良到北京参加新片发布的中外记者招待会，虽然张良当时说可以考虑，但是戴咏素对我说他希望不大。果然！

11月15日，珠影厂把广州师院领导和中文系教师请到珠影内看片，这是正式公演之前的小范围放映，特别够意思的，师院领导和教师们都很兴奋。当电影银幕上出现我的同事们熟悉的编剧的名字的时候，放映室内响起来“哗”的带着羡慕妒忌恨的声音，我收获一些美女的秋波时候，也收获了不少妒忌的眼光和伴随着成功而来的明枪暗箭，此乃必然。

当然，立早兄也承受了别人对他的闲言絮语，但是同时他也在更加充分地表演。

12月8日，张良从北京开完新片发布的中外记者招待会，回广州在白云宾馆开记者招待会，与会的还有省市负责文化文艺的领导干部，如省文艺处处长罗源文等，让记者们和领导同志认识认识剧组的全体人员。我和立早兄都有出席并发言。

接着，是广东电视台录制节目，剧组主要人员必须参加。

八十年代伊始，广东电视台有一档文艺节目叫“万紫千红”，是中国内地第一档固定时段的电视综艺节目，被视为中国内地综艺节目的始祖之一，记得吧？这档节目据说后来到1995年改版消失了，但在当年电影《鱼档》正式上演之后，全城兴起一阵《鱼档》热。

12月9日。“万紫千红”在解放路新光花园酒家录制一缉关于《鱼档》的节目，等公演之后播放。我被安排在第一桌，和导演张良、副市长赖竹岩、广州个体户典型人物容志仁同坐，还有一位来自杭州的摄影个体户干净，一位长得很有气质的江浙女孩，据说是杭州西湖边上第一位摄影的个体户，事迹多次见报。因为我正在写的电影剧本《街市流行曲》，其中的女二号就是一位个体摄影师，因此，和干净聊得特别多；她对我这么一位大学干部居然能够写出街市味的作品也颇感兴趣。

立早兄坐另一边的第二桌，与我遥遥相隔，好像也有个副市长和一些什么领导干部。

解放路的新光花园酒家与广东迎宾馆面对面。内庭不大，只能搭一个小舞台。这晚上演了些什么，我没有看。男性主持人好像是谭国治和钟新宁这对广东电视观众熟悉的面孔，女的是谁不记得，哪个歌星艺人出了场也不知道，只是一个由《鱼档》剧组演员演的小品印象深刻。演的是电影《鱼档》中阿龙和海仔卖鱼丸造假引起肥婶不满的一幕，那个肥婶也是张良从街上找来的群众演员，因为形象的符合使这位街坊大妈人生中遇到了演电影和上电视这样的一些草根小民心目中的大好事。她演得格外卖力气，在舞台上自由发挥着，不断數落作假的阿龙和海仔，几乎停不下来，还是电视台工作人员上台把她拉了下来，走到台下她还在不停地骂，场面滑稽好笑。当然，播出的时候是看不到这一幕的。

节目录制结束的时候，我还遇到一个老街坊，就是我老家隔壁梁医生的三儿子梁兆英。他们这个大家族有同丰里15号和11号两栋房子，小时候我常和同辈的孩子一起打闹。他比我年长，且是专心修读音乐的一人，后来考上广州音乐专科学校主攻扬琴，文化革命期间天天又在家中练手风琴，后期还在11号的家中组织过音乐会，请来了珠影乐团的黄伟斌演奏小提琴，我也在场。他毕业后分配到湛江歌舞团，但是后来不知怎的，回广州拉起一个轻音乐队，这大概是我的电影《街市流行曲》中宋队长的原型吧。可能当天晚上有他的轻音乐队的节目，我没有和他寒暄，点点头就走了，因为宋队长也不是个主要角色。

从干净到梁兆英，都是我新本子的生活中原型，显示个体户已经从街边做小买卖，上升到向各个行业的进军，特别是精神文化领域。但是，这些领域同样存在着竞争，成王败寇，不进则退，这是改革开放后带来的必然局面，人们从僵化的计划经济中走来，准备好迎接这一幕了吗？即使从事精神文化工作的人，自身的精神境界该如何提升？一个人在现代社会中难免起伏沉浮，如何应对并保持内心的平静和精神的平衡？我作为一个平民社会出身的作家，竭力写出这新一代的街市流行曲，尝试通过我的新电影剧本对此做出思考。时至今日，中国的民营企业已经遍及几乎所有的经济领域，但是，在正能量的光环下，仍有如艾青所说“光中也有暗，暗中也有光”，有各种离奇古怪的运营和操作，各种人物的变脸和角色转换，各种超出想象的惊人腐败、各种疯狂的内斗和内卷，让中国社会简直成了一个五光十色的小宇宙大舞台。

我后来又修改了一遍电影剧本的稿子。和戴咏素谈着这些新的设想，她太感兴趣了，特别很欣赏我说的，要把新片子拍得有哲学意味一点，起码弄几个有象征意义的镜头。“比《鱼档》更深刻了！”她当时激动地说。因此，新的电影文学剧本很快就获得了通过，而且列入珠影厂新的一年的拍摄计划，消息已经见报。因为，据说著名导演滕文骥也在筹拍这样的一部歌星题材的片子，准备由小说家阿城（著名电影评论家钟惦棐儿子）写剧本，侯德健作曲。如果成事，这样的一个班底可以说是难以匹敌的，因此珠影又抢了一回头筹。

而我，就成了这样一场电影制片厂竞争中协助珠影厂获胜一方的关键人物，也成了两年之内有两个电影剧本上马的作家，这在当时中国电影史上是唯一的一个！

我因此被邀请参加1985年北京的一个为期十天的电影创作会议，具体时间是3月5日至15日。珠影厂的郭秘书告诉我，参加会议的，都是中国电影界当时顶级的负责人、各厂的厂长、著名编剧和导演。珠影厂代表团中，厂外的创作人员只有两人，除我之外，就是贺捷生，贺龙的女儿，电影《殘月》的编剧。据郭秘书后来告诉我，立早兄闻讯，曾经致电珠影厂，争取与会，但是无功而返。珠影厂怎样回答他，不得而知。

而这段时间，我已经完成了人生大事，和一位美丽贤淑的姑娘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带着新婚的喜悦，我生平第一次坐上飞机，和珠影代表团的大多数人，于3月4日到广州白云机场上机。珠影的一些人，如张良和戴咏素，已经先行抵达北京，稍后去的，有珠影厂的专业编剧孔良。而同机的有演员出身的珠影副厂长和文学部主任王进、文学部的谭朝阳和导演王毅和王缇。后两者分别是电影《瓜棚女杰》》和《一往情深》的导演。

当天，在白云机场，在候机大厅还遇到了相熟的面孔和相熟的人。相熟的面孔是广州粤剧团的卢秋萍和倪惠英；相熟的人则是广东花城出版社的范若丁。范若丁是小说《雅马哈鱼档》的责任编辑，给作品提出过具体修改的意见。他从候机大厅的一角走过来跟我打了招呼，也跟珠影的人寒暄了几句，说要到上海出差什么的，还希望我再拿出一个中篇。

两个多小时，就抵达了北京，住进了北京的军事学院招待所。

这十五天的会议，我见了大世面。除了听了不少官方传达最新精神的报告，还看了不少没有公映的进口片和国产片，听了不少名家的发言，见了很多以前只在书本报刊杂志上看到过名字的面孔。

可惜当时没有智能手机，否则会留下更多的照片。

第二天，会议休息期间，戴咏素领我去见电影局长石方禹，当年中国电影界一锤定音的人物。他能说粤语，看见我首先用不太标准的粤语跟我打招呼：“你的剧本写得不错啊！”

当他知道我又有一个本子要投拍时，他用惊奇的目光看着我，好像是说：这么一个小年轻！

这种目光，在与会的很多人眼中都存在。但是，我在日记中写道：“我很坦然，我只是冷静地思考一些新的东西。要步入大作家的行列，路途还很遥远，也很艰巨。”

这十多天的会议，听发言，看片，头脑经过一轮轰炸，兴奋之后顿觉疲劳，感觉文坛的道路实在不好走。专业编剧和知名剧作家苏叔阳在发言中，也吐槽说电影编剧的地位很低。尽管对电影文学剧本的要求很高，有时一个剧本的编剧居然有多人，文坛都有“害怕触电”的说法，但电影拍出来了，编剧却不如导演和演员，甚至不如写小说的，来得痛快。比如说，我的名字就被更改，甚至被刻意抹去，我于是思忖，今后，还是把精力放在写小说和报告文学上吧！

会议的最后一天，夏衍来了，已经85高龄的老人，居然作了两个多小时的发言，口齿和思维都十分清晰，谈及创作的自由和电影的娱乐性等问题，让我受教良多。

这十多天看了些什么片子，我如何简单点评，都一一记录在日记中。记得写到德法合拍的《德克萨斯州的巴黎》的时候，其主题的深刻，内涵的泛化，悬念的设计，电影语言之简洁、到位而丰富，我用了“令人叫绝”的评语，日记中写道：“影毕，不少人鼓掌，我看得蒙了。中国电影水平太低了，要提高吧，又受到各方面的制约。”

这是我人生一次难忘的经历，我因此也成了夏衍倡导成立的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员。3月18日，结束了这难忘的北京之行，启程坐飞机回广州。我的恩人、珠影厂的剧务主任徐康开着汽车来白云机场接人，回珠影的路上途经河南中路让我下了车，步行回家。我又可以见到我的新婚妻子，可以“静下来，写点东西，看看书了。”

自此，我相信我已经掌握了文学创作除诗词外的所有样式的个中三昧，能够写出不错的作品，这在以后的几年也得到了验证。我只希望，《街市流行曲》拍得起码如我所愿，在展现南粤社会风情和顾及娱乐性的同时，能够表现出更具前瞻性的社会主题，体现独特的艺术风格，如我对戴咏素所说的，拍得有哲学意味一点，有几个象征性的镜头，起码能沾点外国名片的边。但是，我失望了。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欢迎网友点赞、拍砖、转发、评论或更正和补充。（黄锦鸿，写于2026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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