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51年4月的一天拂晓，南京雨花台刑场的晨雾还没散，一辆押解车悄无声息地停在了台阶前。看守照例问了一句姓名，车上的人沉默了一会儿，只淡淡回了三个字：“林安在。”这是他用了半辈子的化名，也是他人生最后一次开口作答。
这个人真名叫荆有麟。押到刑场之前，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已经批了死刑。下令抓他的人，是当时主政南京的刘伯承。而更让人唏嘘的是，荆有麟曾经是鲁迅的弟子，后来又在郭沫若身边潜伏了将近九年。
鲁迅身边那个跑腿的山西青年
荆有麟是山西猗氏人，1903年出生，二十出头跑到北京读书，进了世界语专门学校。鲁迅当时在那儿兼课，讲台上戴着眼镜，讲话带着绍兴口音，底下坐着的荆有麟记笔记飞快，一口山西腔追着先生问语法。
鲁迅对这个小伙子挺赏识。1925年学校停办，鲁迅就推荐他去京报馆当校对，又让他帮忙编《莽原》周刊。荆有麟那时候是真卖力气，跑腿、排版、夜里守印刷机，什么都干。1926年“三一八”惨案，鲁迅被通缉，躲进德国医院，荆有麟拿了鲁迅给的五十块钱，替鲁迅的母亲和朱安在东安饭店租了房子安顿，晚上还住在鲁迅家里替先生看门。
那几年，荆有麟的名字在鲁迅日记里前前后后出现了三百多次，鲁迅给他寄过三十多封信。鲁迅称他是自己的“旧日学生”。放到今天的话说，这就是老师最信任的那几个身边人之一。
一步走岔，越走越远
转折发生在1928年。鲁迅南下之后，荆有麟一个人留在北方，日子不好过了。他到处求职，处处碰壁。人一急，就容易往最不该走的方向走。
他先去了南京，在《市民日报》谋了个差事，后来一步步进了国民党中央党部。鲁迅听说之后，专门写信劝他，让他“慎思而后行”。但荆有麟没听。他想要的东西，鲁迅给不了——一个位置，一份体面的俸禄。
戏班子后台的那台发报机
1949年南京解放前夕，毛人凤专门找荆有麟谈过一次，让他留在南京，担任“保密局潜京一分站”站长，还给了少将的军衔。蒋介石称他是“最优秀的同志”。
但他没想到的是，新成立的南京市公安局已经截获了这些异常电波。时任南京市委副书记的宋任穷说过一句话，说荆有麟在特务组织中影响很大，抓住他就能“敲山震虎”。市长刘伯承拍了桌子，下令“先捉大鱼”，全力以赴侦破此案。
侦查员循着电波信号一路摸到了夫子庙，当场把荆有麟抓获。被捕之后，他对自己的特务活动供认不讳。1951年，经公开审判，荆有麟被依法执行死刑，死的时候才四十八岁。
回头看看荆有麟这个人，其实挺让人感慨的。他年轻时是真心实意跟着鲁迅干过事的，替他守过门、护过家，鲁迅对他的信任不是假的。可后来他选了另一条路，而且一走就是二十多年，越走越回不了头。
一个人从鲁迅的课桌旁走到郭沫若的办公室，又从戏班子的后台走到雨花台的刑场，中间隔着的不只是时间，是一次一次的选择。每一次他都觉得自己是在往前走，但实际上，路早就走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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