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县农业局走廊飘着一股隔夜茶的馊味。我站在那扇半掩的门外，听见里面有人拍桌子。
“蔡秀芬，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女人声音很低，听不太清。透过门缝，我看见她低着头，手里攥着一摞报表，指节发白。那侧脸，那抿嘴的样子，我认了三十年。
叶梦洁在后面小声提醒：“肖省长，县里的同志在等。”
我摆摆手，推开了那扇门。拍桌子的男人猛地回头喝问：“谁让你进来的？”
我没理他，径直走向那个女人，笑了笑：“老同学，好久不见。”
01
任命文件是上周下来的。省委组织部的老周给我打电话，说文件已经走完流程，下周正式宣布。我嗯了一声，把手机搁在茶几上，坐了好一会儿。
四十六岁，到这个位置，不算快也不算慢。
可心里没什么波澜，反倒空落落的。
那天晚上妻子问我怎么了，我说想回老家一趟。
她愣了一下，说应该的，去给爸上炷香。
父亲肖海生走了七年。
走的时候我还在市里，没能见上最后一面。
那天我接到电话往家赶，高速上堵了三个小时，到家时院子里已经搭起了棚子。
邻居说，老爷子临走前一直念叨我的名字，后来突然就不念了，说了句“不耽误他工作”，就闭上了眼。
这句话像根刺，扎在我心里七年。
叶梦洁第二天来汇报行程，顺便递了一份回乡祭祖的方案。我扫了一眼，上面写着通知县里接待，安排住宿，协调车辆，还要请当地领导陪同。
“不用。”我把方案推回去。
她有些意外：“肖省长，按规定……”
“我回去是私事，不惊动地方。”
叶梦洁张了张嘴，到底没再说什么，只是在本子上记了几笔。
临走时她又提了一句：“对了，前阵子有群众举报，说县农业局在农业补贴项目上可能存在问题，材料转给市里了，还没正式立案。”
我当时没在意，只点了点头。省里像这样的举报信，每个月都有几十封。有些是真有问题，有些是泄私愤，查不查得看证据。
出发那天是周四。
我穿了件深灰夹克，没让司机送，自己坐高铁到市里，又从市里搭了辆网约车回县里。
司机是个话多的，一路跟我聊县里的变化。
说老城区拆了一半，新城区盖了不少楼，可路上的人反而少了。
我望着窗外。路还是那条路，两旁的杨树换成了路灯。远处的山没变，还是那片青灰色，卧在天边，像一头打盹的老牛。
到县城时天快黑了。我找了家不起眼的小宾馆住下，房间不大，窗户外头是条老街，卖烧饼的摊子正收摊，铁皮炉子推着走，发出刺耳的吱呀声。
我站在窗前，闻见空气里那股熟悉的煤烟味。三十年了，这味道没变。
02
第二天一早，我去街上吃早点。找了一家卖糊辣汤的小店，要了碗汤，两个包子。汤还是那个味，胡椒放得重，喝一口从嗓子暖到胃里。
对面坐着一对父子，父亲五十来岁，儿子看着刚上初中。父亲把包子掰开，肉馅多的那半推到儿子面前。儿子也不客气，接过来就吃。
我看着这一幕，心里忽然堵了一下。
三十多年前，我也这样吃过别人的东西。
高中在县一中，离家四十里路，我住校。
那时候家里穷，父亲种几亩薄地，母亲常年吃药，能供我读书已经拼了全力。
每个月的生活费就几块钱，交完伙食费，连买本子的钱都不够。
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饿得最快。上午最后一节课，肚子叫得比老师讲课声还大。我只能趴在桌上，用胳膊压着胃，盼着赶紧下课去食堂喝碗稀粥。
蔡秀芬坐我旁边。她家离学校近，不住校，每天骑一辆二八大杠来上学。她书包里总装着两个窝头，用一块蓝布包着，中午拿出来吃。
起初我们没说过几句话。我那时候自卑，穷得连头都抬不起来，不愿意跟人打交道。蔡秀芬不一样，她成绩好，人也开朗，班里同学都爱跟她说话。
有一天上午，我饿得实在撑不住，趴在桌上出了虚汗。她看了我一眼，没说话，低头从书包里掏出一个窝头，掰成两半，把大的那半递过来。
“我不饿，你吃。”
那窝头是玉米面的，掺了点黄豆面，粗糙得很，咽下去拉嗓子。可我吃着吃着，眼眶就热了。我别过脸去，没让她看见。
从那以后，她每天多带一个窝头，掰成两半，一大一小，大的给我，小的她自己吃。
有时候窝头里夹着咸菜丝，有时候夹着一小块腐乳。
她从来不问我饿不饿，也不说“给你吃”这样的话，就是到点了，把窝头往我桌上一搁。
整整三年。除了寒暑假，没断过。
高考那年，蔡秀芬考得比我好，分数能上省里的重点大学。
可她没有去。
她家里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爹妈种地为生，供不起。
她把录取通知书锁进抽屉，去镇上的供销社上了班。
我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去找她。
她站在供销社柜台后面，穿着蓝布工作服，正给人打酱油。
看见我，笑了一下，说：“你考上了？我就知道你能考上。”
我想说谢谢，可话到嘴边，怎么也说不出口。那两个字太轻了，轻得对不起那三年的窝头。
后来我去了省城读书，她留在县里。起初还通几封信，她说她结婚了，嫁给了县农机厂的一个工人。再后来，信就断了。
03
蔡秀芬在县农业局已经二十三年。
她丈夫罗建军是农机厂的技术员，两人结婚后日子过得紧巴，但还算安稳。
儿子罗鹏涛出生那年，厂里分了间小平房，一家三口挤着住，她也觉得有盼头。
可天不遂人愿。罗鹏涛八岁那年，罗建军查出了肝癌，从确诊到走，不到三个月。家里攒的那点钱全扔进了医院，人还是没留住。
那年蔡秀芬三十二岁。
她一个人拉扯儿子，白天下乡跑农技推广，晚上回来给儿子做饭、辅导功课。
单位照顾她，让她转成了正式编制，可工资也就够糊口。
最难的时候，她下班后去夜市摆摊卖袜子，被同事撞见过一回，第二天全单位都知道了。
从那以后她再没去过，改成了周末去给种粮大户做技术指导，挣点辛苦钱。
罗鹏涛争气，从小成绩好，前年考上了省城的大学。
蔡秀芬咬着牙供，一个月给他打一千五生活费，自己在家就着咸菜吃馒头。
赵丽香看不过去，有时候多做了饭，喊她来家里吃。
蔡秀芬去了两回，第三回就不去了，说不能老麻烦人家。
曹军是前年调来的局长。
四十来岁，头发梳得油亮，走路带风，据说跟分管农业的副县长梁荣是表兄弟。
到任第一天开全体会，他就说要“大干一场”，把农业局的工作“推上新台阶”。
没出三个月，蔡秀芬就觉出了不对劲。
县里有个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涉及几个乡镇的补贴款。
曹军让她负责整理申报材料，把各村的种植面积、作物种类、产量数据汇总上报。
蔡秀芬干这活干了十几年，闭着眼都能填。
可她填到第三个村的时候，发现不对了。
上面给的数据跟实际差得离谱。
明明是种玉米的地，报上去变成了蔬菜大棚；亩产八百斤的，写成了两千斤。
这一进一出，补贴款能多套出好几十万。
她去找曹军，问是不是弄错了。曹军坐在皮椅上，转着笔，笑了一下：“秀芬啊，这是县里的统一口径，你只管报就行。”
“可这数据不实，上面查下来……”
“查什么查？”曹军把笔一搁，“哪个县不这么报？你不报，别人报，到时候人家拿钱你干看着？”
蔡秀芬没说话。
曹军又笑了一下，语气缓了缓：“你儿子在省城上学吧？开销不小。你把这事办好了，年底评优我给你留个名额，奖金够你儿子半年生活费。”
蔡秀芬站了一会儿，拿着材料出去了。那天晚上她在办公室坐到十点，一个字没改。
第二天她把材料原样交上去，附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数据与实际情况不符，建议重新核实。
曹军看到纸条的时候，脸上没什么表情。他当着全办公室的面，把纸条揉成团，扔进了垃圾桶。
“蔡秀芬同志工作认真，值得表扬。”他说这话的时候带着笑，可眼神冷得像冰碴子。
从那天起，蔡秀芬的麻烦就来了。
先是下乡的差旅费不给报，说票据不规范。
再是把她从农技推广的岗位上调下来，让她去管档案。
管档案就管档案，她也没说什么。
可到了年底评优，她的名字被划掉了，理由是“工作积极性不足”。
赵丽香私下劝她：“你就低个头，服个软，写个检讨，这事就过去了。你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别把饭碗砸了。”
蔡秀芬摇头：“那数据是假的，老百姓拿不到钱，我良心上过不去。”
“你管老百姓干什么？你管管你儿子！”
蔡秀芬不说话了。她当然想管儿子，可正是为了儿子，她才更不能做亏心事。罗鹏涛从小看着她长大，她要让儿子知道，他妈没做过一件亏心事。
04
我回乡的第三天，才联系上韩福生。
他是我父亲的老友，退休前在县一中教语文，教过我和蔡秀芬。老爷子七十了，身体还硬朗，耳朵不背，就是腿脚不太好，走路拄根拐棍。
我提了两瓶酒去看他。他住在老教师公寓，房子不大，收拾得利索。看见我，先是一愣，然后咧开嘴笑了：“小政？是肖政！”
他拉着我坐下，问长问短。我说回来给爸上坟，顺便看看老房子。他说应该的应该的，你爸要是知道你回来，不知道多高兴。
喝着茶，聊着聊着，就聊到了从前。
韩福生记性好，当年班里的事记得清清楚楚。
他说蔡秀芬那丫头可惜了，成绩那么好，没上大学。
又说她这些年不容易，一个人把孩子拉扯大。
“她还在农业局？”我问。
“在。”韩福生叹了口气，“可最近听说不太好。新来的那个局长，姓曹的，总找她麻烦。”
“为什么？”
韩福生压低了声音：“听说是让她造假，她不肯。那个曹局长，跟梁县长是亲戚，在县里横着走。秀芬那脾气你也知道，认死理，不肯低头。前阵子开会，当着全局的面让她去打扫厕所。”
我放下茶杯。
“她儿子呢？”
“在省城上班，刚毕业。秀芬不让他回来，说好不容易出去了，别再回来。”
我沉默了一会儿，问韩福生要了蔡秀芬单位的地址。他看了看我，没多问，从抽屉里翻出一个旧通讯录，抄了给我。
“小政，”他送我到门口，忽然说，“秀芬当年给你的窝头，不是白给的。”
我点了点头。
回宾馆的路上，我给叶梦洁打了个电话。
让她把之前那份农业局的举报材料发给我看看。
她说材料还在市里，没正式转过来。
我说你想办法调一份，我看看。
那天晚上我翻了翻材料。举报信是匿名的，说的正是高标准农田项目的数据问题。信里没提蔡秀芬的名字，只说“有干部坚持原则，遭打击报复”。
我把材料放下，站在窗前。
老街上的烧饼摊又出摊了，铁皮炉子冒着白烟。
我想起蔡秀芬递窝头的样子，想起她掰窝头时微微翘起的小拇指，想起她从来不看我吃，总是别过头去。
第二天上午，我去了县农业局。
05
农业局在县政府大院西侧，一栋四层的老楼。
外墙刷了米黄色涂料，有几处已经剥落了，露出底下的水泥。
门口挂着白底黑字的牌子，字是宋体，漆掉了半边。
我进门时，门卫拦了一下。我说找蔡秀芬，他上下打量我，问我是谁。我说老同学。他犹豫了一下，说登记一下，我写了名字和电话。
楼道里光线暗，有股陈年烟味。我走到二楼，正找着办公室的牌子，忽然听见走廊尽头传来拍桌子的声音。
我脚步一顿。
那声音从一间虚掩着门的办公室里传出来。
我走近几步，透过门缝看见一个中年男人站在办公桌后面，手还按在桌面上，脸涨得通红。
桌前站着一个女人，背对着门，穿着灰蓝色外套，头发挽在脑后，用一根黑皮筋扎着。
“明天给我去后勤打扫厕所！你不是爱干净吗？厕所干净，你去扫！”
女人没动，手里攥着一摞纸，指节发白。她低着头，看不见脸，可我认得那个背影。肩膀微微往前收着，站姿很直，像一根绷紧的弦。
叶梦洁不知什么时候跟了上来，在后面小声说：“肖省长，县里的同志已经到楼下了，说想上来接您——”
我摆摆手，推开了那扇门。
那个拍桌子的男人猛地回头。他四十来岁，头发油亮，衬衫扎在皮带里，脖子上挂着一条金链子。看见我，先是一愣，然后眉头拧起来。
“你谁啊？谁让你进来的？”
我没理他，径直走向那个女人。
她终于抬起头，看见我的一瞬间，整个人僵住了。
脸上的血色一点点褪下去，又一点点涨回来。
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
我笑了一下。
“老同学，好久不见。”
办公室里安静得能听见日光灯管嗡嗡的电流声。
曹军的表情从恼怒变成疑惑，又变成一种隐约的不安。
他上下打量我，目光落在我那件不起眼的深灰夹克上，似乎想从我的穿着判断我的来头。
“你是干什么的？”他又问了一遍，语气比刚才虚了些。
蔡秀芬终于开口，声音很轻：“曹局长，这是我高中同学。”
“高中同学？”曹军嗤了一声，“高中同学就能随便闯办公室？我告诉你，我们正在开会，有什么事出去说。”
叶梦洁从门外走进来，手里拿着手机。
她看了我一眼，我点了点头。
她走到曹军面前，把手机屏幕亮给他看，声音不高不低：“曹局长，这是肖政同志，省委新任命的领导。今天是以私人身份回乡，请你注意态度。”
曹军的脸刷地白了。
06
曹军站在那里，嘴张了两下，什么也没说出来。额头上的汗珠子一颗接一颗地往外冒，刚才还红涨的脸，此刻灰白得像刚从土里刨出来的。
“肖……肖省长……”他终于挤出一句话，嗓子像被掐住了，“我不知道是您，您看这……”
我打断他：“你刚才说，让谁去打扫厕所？”
曹军张着嘴，发不出声。他的目光在我和蔡秀芬之间来回转，像一条被扔上岸的鱼。
走廊里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一个穿西装的中年男人出现在门口，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脸上堆着笑。
我认得他，梁荣，分管农业的副县长，我在市里开会时见过。
“肖省长！您怎么亲自来了？也不提前说一声，我们好安排接待。”梁荣快步走过来，伸出手要跟我握。
我没伸手。他讪讪地把手缩回去，目光扫了一眼曹军，又看了一眼蔡秀芬，脸上的笑僵了一瞬。
“梁县长，”我说，“我今天来，本来是想咨询点私事。可刚才撞见的事，我得问一句。这位女同志是农业局的职工吧？局长让她去打扫厕所，这是正常工作安排？”
梁荣笑了一下：“肖省长，您可能不了解情况。曹军同志工作方式确实急躁了些，我回头批评他。不过这个蔡秀芬同志，平时工作确实有些……”
“有些什么？”
梁荣顿了顿，换了个说法：“这样，肖省长，我们内部处理，一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您大老远回来，先休息休息，晚上我安排——”
“不用。”我打断他，“蔡秀芬，你手里拿的是什么材料？”
蔡秀芬把手里的报表递过来。我翻了翻，是高标准农田项目的申报表。数据跟我昨晚看的举报材料对上了，亩产、面积、作物种类，全被人改过。
“这上面的数据，谁改的？”
蔡秀芬看了曹军一眼。曹军浑身一抖，嘴刚张开，蔡秀芬已经开了口：“曹局长让我改的，说这是县里的统一口径。我没改，他让我把材料重做。”
“材料原件还在吗？”
“在。我留了一份底。”
曹军的腿一软，整个人靠在办公桌上，桌面上的茶杯晃了一下，洒出一摊水。
梁荣的脸色变了。他盯着蔡秀芬，眼神里带着一种阴沉的东西，语气却还维持着和气：“秀芬同志，有些事不能乱说，要有证据。”
“我有证据。”
蔡秀芬的声音很稳，像是早就等着这一天。
叶梦洁走过来，低声问我怎么处理。我说，通知市纪委的同志过来，按程序走。梁荣一听，脸上的笑彻底挂不住了。
“肖省长，您看这事能不能再考虑考虑？我们县里自己查，肯定给您一个交代。”
“梁荣同志，”我看着他的眼睛，“我刚才说的，是按程序走。你配合就行了。”
他嘴唇抿成一条线，不再说话。曹军已经瘫坐在椅子上，整个人缩了一圈，刚才那副横眉立目的架势，像是被抽了脊梁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