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西柏坡密谈：米高扬为何断言周总理是“好总理”？

1949年1月31日，农历正月初三。一架苏联军用飞机降落在石家庄机场，一个身穿圆皮大衣的“大鼻子外国人”走下舷梯。

他是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化名安德列也夫，身份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接机的汪东兴和师哲陪他坐上吉普车，一路颠簸驶向西柏坡。

车行途中，米高扬几次要求停车，非要到路边村庄里看看。汪东兴以安全为由劝阻，米高扬却犯起了斯拉夫民族的固执，最终还是下了车，跟农民男女老少攀谈，毫不掩饰自己是个老外。

这个细节很说明问题。米高扬来中国，名义上“只带耳朵”，实际上带着一脑子问号。斯大林对中共心里没底，1949年初甚至劝毛泽东跟国民党和谈，让苏联当中间人，毛泽东当场顶了回去：“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两边弄得不太痛快。斯大林于是换了个办法：你不来莫斯科，我派人去看。

看什么？看中共到底有没有能力接住这个国家。

一个不肯只当“听众”的人

米高扬到西柏坡那天晚上，毛泽东在门口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任弼时都介绍给他了。

米高杨转达斯大林的问候，并送上一件毛料作为礼物，然后就说：“我只来听你们的意见，不参加决定性的意见。”他说话的时候声音很小，而且摆出一副谦虚的样子。
他在西柏坡呆了九天以后所发生的事情证明他是一个“听众”并不比米高扬多到哪里去。从2月1日到3号，毛泽东同周恩来、朱德还有任弼时连续三次跟米高杨谈话。

他们谈的是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新政权的性质和对于外政策的基本方针的问题，这是决定方向的问题；然后是具体的事情了。
周恩来的单独同米高扬进行会谈使得他从一个要不要胜利这样大的事情转移到另外一个在胜利之后拿什么东西来过日子的问题上去了。

战争以后怎么去恢复经济，交通运输怎么办，在新政府当中该怎么组织起来，对外贸易要怎样管理，社会组织如何建立起来了，多党存在怎么办——这些都是总理们案头经常做的工作。
米高杨是来“摸底”的，他听完了周恩来的谈话之后就知道了中国即将产生一个什么样的行政系统。在2月的4号到6号之间周恩来还有任弼时又跟米高扬单独进行交谈。

四亿美元和三亿美元的拉锯

会谈的一个中心议题就是请苏联提供贷款以及让外国专家来到这里。周恩来提出的是四亿美元，米高杨就表示他只能给三亿而且建议中国要有一个需要苏联援助的物资的清单。

这不是一种外交辞令上的周旋而是实实在在的一起谈判了。一个即将成立政府的总理在还没有建立自己的国家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考虑第一个国家贷款的事情了，银子是用它来造币呢，还是别的东西用来造币？什么东西列在一个需要苏联帮助的名单上？这些都是很小的事情但是这一个小事情可以显示出这个新成立的政府能不能运转起来。

米高扬后来跟师哲说他想过的一句话就是“你们成立中央政权的时候不会缺乏领导人了。周恩来当总理是最合适的一个，你到哪里去再找一个这样的好总理？”

这句话里面所包含的意思要比“摸底”这两个字大得多，在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这些人中间米高杨知道什么样的人是好的。不是那种会说会写的人而是能够在别人还在庆祝胜利的时候就马上开始考虑怎样去做一些事情了。

你们成立了中央政权，不用担心没有领导人，周恩来当总理是最合适的一个了你到哪里去找这样的一个好总理呢？

这句话的分量，得放回当时的场景里掂量。米高扬跟斯大林、莫洛托夫那样的人打了一辈子交道，他知道一个“好总理”意味着什么。不是能说会道，不是会写文章，而是能在别人还在庆祝胜利的时候，已经在算账、列清单、跟人掰扯具体数字了。
“另起炉灶”是怎么讲出来的
还有一件事，米高扬听得格外仔细。
周恩来在会谈中讲到了新中国的外交方针。他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帝国主义总想保留一些在中国的特权，有几个国家想同我们谈判建交。我们的方针是“另起炉灶”——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

毛泽东后来把这句话概括的更生动：“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这套外交思路的形成米高扬也是见证人之一了。周恩来跟他谈的时候，不是念文件，他是解释逻辑：为什么“另起炉灶”，是因为旧的关系带着不平等条约的尾巴留着就是麻烦；为什么要“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呢？

因为没有收拾好屋子你就把客人请进来，那么人家反过来当主人一样怎么办？米高扬听懂了。他在给苏共中央报告的时候说：“政治局委员们在一般的政治、党务、农民以及整体的经济问题上完全是行家。”

对一个苏联的老政治家来说，“行家”这两个字不是随便给人吧。周恩来跟米高扬谈的是“新中国应该是什么样”，还是“新中国怎么才能转起来”。

前者需要理想，后者呢？那就是本事了。米高杨在西柏坡住了一九天，跟他谈了十二次，他离开的时候没有签字，没有公报，只是带走了一个脑子里的信息。但他留下了一个判断，那个判断后来被历史一字不差的实现了。

周恩来当了二十六年的总理了，米高扬的那个“另起炉灶”是不是一个预言呢？那是在谈话之中亲眼看见的东西啊！

能说出四亿美元贷款和三亿美元贷款之间的差额的人，能在一九四九年建国前就把物资清单列出来的人，能把“另起炉灶”的讲得让苏联人听懂的人。

这样的人当总理。不是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