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这起女童饿死案有了最新结果。29岁的母亲此前被检方求刑30年,但法院最终判处12年监禁,19个月大的小女儿死亡时体重只有4.7公斤,连同龄女童平均体重的一半都不到。补贴、食物救助一样不少,一个孩子为何还是被拖到死亡边缘?
韩国仁川地方法院8月21日对这起案件作出一审判决,29岁的母亲被判12年有期徒刑,同时被要求接受200小时虐待儿童治疗项目,并在10年内不得进入儿童相关机构工作。法院没有采纳检方提出的“虐待儿童杀人”罪,而是改按“虐待儿童致死”定罪,认为证据不足以证明她主观上有明确的杀人故意。
但没有被认定“故意杀人”,不代表情节轻,女童今年3月4日在仁川南洞区住所死亡,法医确认死因与严重营养不良和脱水有关。她死亡时只有19个月大,体重4.7公斤,而同龄韩国女童平均体重约10.4公斤,已经不到一半。更严重的是,她临死前虚弱到连自己拿奶瓶的力气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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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方调查显示,从今年1月开始,母亲就没有正常给孩子提供牛奶和辅食,而是长时间把她留在房间里,最长一次超过67小时没有提供食物。女童死亡前最后5天的120个小时里,她有92个小时被独自留在家中,母亲则去了游乐园和汗蒸房。
值得一提的是,家里的监控也被检方作为证据提交法庭。画面显示,这名母亲面对因为身体不适、哭泣的孩子,不但没有及时照料,还曾大声斥责、威胁。检方因此认为,她已经知道孩子健康不断恶化,却仍长期放任不管。
说白了就是,这不是一场突然发生的悲剧。从正常喂养减少,到长期单独关在家里,再到身体已经明显衰弱仍然不就医,危险信号其实一次次出现,只是一直没有被真正阻止。这起案件之所以在韩国引发如此大争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母亲并不是完全没有社会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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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她属于基础生活保障对象,同时又是单亲家庭,每月领取生活补助、儿童津贴等公共援助,平均超过300万韩元。除此之外,她还会从面向困难家庭的食物银行领取食品。
因此,把事情简单解释成“穷到养不起孩子”,说不通。实际上,检方查到,她会把部分补助用于购买音乐剧会员资格、进行赞助,同时又频繁前往游乐园和汗蒸房。家中还被发现长期堆放垃圾、烟头以及两只狗的尸体,儿童生活环境已经明显失控。这里也有一个需要纠正的说法。
网络文章把她描述成“疯狂追偶像、钱全部拿去追星”,这种说法有明显加工。韩国主流媒体能够确认的是,她把部分补助花在音乐剧会员资格和相关赞助上,同时用于个人娱乐,但现有公开报道并不足以证明她把330万韩元全部投入某一名明星或者某个后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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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已经足够严重,没有必要再把它夸大。毕竟,一个19个月大的孩子最基本需要的是奶、食物、干净环境和成年人照顾,这些东西社会救助体系当时并非完全没有提供。
真正的问题是,资源到了家庭以后,孩子有没有真正吃到嘴里。法院此次判决还专门批评了这一点。法官指出,政府和地方自治团体虽然给这个家庭提供了物质支持,但对于补助有没有真正用于孩子、孩子营养状况到底怎么样、单亲母亲是否具备正常照护能力,后续监督明显不足。
这句话很重,钱发到了,不代表救助就完成了。如果一个孩子已经瘦到4.7公斤,公共系统仍然长时间没有发现,那么问题显然不只存在于这个家庭内部。
7月7日结案陈词时,韩国检方向法院要求判处这名母亲30年有期徒刑,并要求刑满以后继续接受5年保护观察。检方的理由是,她长期知道孩子身体虚弱,却仍然持续放任,行为不是短时间失误,而是长达数月的虐待和疏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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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方最初甚至直接按“虐待儿童杀人”起诉,因为调查人员分析家庭监控、金融记录和生活轨迹后认为,她应该能够预见孩子继续被这样对待可能死亡,却仍然放任这种结果发生。
但法院最后没有接受这一点。法院认为,她对孩子长期疏于照顾、最终导致死亡已经能够认定,责任非常严重,但仅靠现有材料还无法证明她主观上具有杀死孩子的明确故意,所以改按“虐待儿童致死”判12年。
实际上,这正是整个案件最容易引起情绪争议的地方。普通人看到的是,一个孩子已经瘦成4.7公斤,母亲却还在外面娱乐;司法体系要回答的,却是更加严格的问题,究竟是故意让孩子死亡,还是长期严重虐待和放任最终导致死亡。
两种行为都很严重,但在刑法上不是同一个概念。退一万步说,法院没有认定杀人故意,也不能被理解为“只是照顾不好孩子”。12年有期徒刑本身已经说明,法院认定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育儿失误,而是严重虐待和放任所造成的死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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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起案件最让人难受的地方,其实已经不只是母亲花了多少钱娱乐。而是孩子的身体变化不可能完全看不见。
19个月大的女童从正常生长状态一路掉到4.7公斤,需要经历一段相当长的恶化过程。她领取儿童津贴、家庭补助和食物银行物资,理论上已经进入多个社会福利系统的视线,可这些系统最终都没能在死亡发生以前把孩子拉出来。
法院在判决中也明确指出,地方政府对于这个家庭的管理和监督不足,尤其是多子女单亲家庭,本应更主动检查儿童营养状态和照护情况。
这才是整个事件值得继续追的地方。福利制度不能只有“钱已经打进账户”这一项。对于婴幼儿,尤其是高风险家庭中的孩子,定期健康检查、家庭访问、异常体重预警、幼儿缺席医疗检查后的追踪,都比事后再发一笔补贴更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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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一个19个月大的孩子不会自己报警,也不会自己去医院。她能不能活下来,完全依赖身边成年人和公共保护体系及时发现问题。
从中国读者的角度看,这起韩国案件也没有必要被简单包装成所谓“韩国追星文化出了问题”。追星不是案件的核心,贫困也不是唯一原因,真正发生的是成年人长期严重失职,加上社会救助只有物质投入、缺少有效追踪,最终让一个本来已经进入福利体系的孩子仍然死于营养不良。
责任只推给“追星”,反而把问题说小了。目前一审已经在8月21日作出,12年刑期是现阶段最新公开司法结果。我暂未查到可靠公开信息能够确认后续是否已经进入二审并作出新裁判,因此不能提前说最终刑期已经完全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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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真正值得关注的,不只是被告还会不会继续上诉,更要看仁川地方政府和韩国儿童福利部门会不会根据法院指出的问题修改高风险家庭监管方式。
孩子已经不可能回来,如果制度最终只是处罚一个母亲,却没有把“为什么一个4.7公斤的19个月孩子始终没有被及时发现”查清楚,那这样的悲剧仍然存在再次发生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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