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777年，婆罗洲西部的坤甸一带，华人领袖罗芳伯被推举为兰芳政权的首领。这里没有中原王朝的城墙，也没有成规模的官僚机构，却聚集着来自中国南方的矿工、商人、手工业者和乡民。
兰芳的故事，常被说成“天地会逃到海外建国”。这句话有一定民间依据，却不能简单当作完整史实。天地会在清代确实长期活动于闽粤等地，成员也不断流向南洋，但罗芳伯与天地会之间的直接关系，缺少足够明确的原始材料。把两者完全画上等号，多少带有后人附会的成分。
清朝入关后，剃发易服、严厉禁令和地方镇压，使不少民众对官府心存不满。天地会便在这种环境中扩展，参加者多是农民、挑夫、船工、小商贩和流动手艺人。他们以结拜、暗号和誓词维系关系，既有反清色彩，也有互助自保的一面。
不过，天地会并不是一个始终统一的组织。不同地区各有首领，活动目标也不完全相同。有的参与起事，有的保护乡里，有的后来转为商贸团体。清廷不断查禁，迫使许多人离开故土，南洋便成了他们寻找生路的重要方向。
罗芳伯原籍广东梅县，早年读过书，也做过塾师。乾隆年间，他南渡婆罗洲，看到当地华人矿工彼此争斗、又常受盗匪侵扰，便开始组织乡众，调解纠纷，维持秩序。有人劝他：“只顾读书，哪里能管住这些人？”他回答：“先让大家有饭吃，再谈规矩。”
婆罗洲西部金矿较多，华人矿工聚集，利益冲突也格外频繁。罗芳伯没有只靠武力解决问题，而是把采金、运输、治安和贸易联系起来，逐渐形成一套共同管理的办法。当地部落首领也需要这样的力量，双方由冲突走向合作，兰芳的基础由此建立。
1777年，兰芳正式形成较稳定的政权组织。罗芳伯被称为“大唐总长”，这个称呼不是皇帝意义上的君主，更接近华人社群推举出的最高首领。部落首领保留一定内部权力，重要事务则由各方共同商议，带有联盟性质。
有意思的是，兰芳并非单纯依靠矿产维持。罗芳伯重视农耕，组织开垦土地，修整水利，还吸收华人读书人办理文书和教育。商业上，金矿、粮食、木材和日用品彼此配合，坤甸等地逐渐形成集市。对漂泊海外的华人而言，这种秩序比一纸空泛的名号更重要。
后世常说兰芳控制了整个婆罗洲，面积超过两个日本。这个说法主要来自对其势力范围的夸张估计。兰芳确实曾在西婆罗洲拥有较大影响，许多矿区和华人聚居地接受其号令，但它并不是现代意义上边界清楚、全面统治全岛的国家。把影响范围直接换算成国土面积，容易造成误解。
罗芳伯去世后，兰芳仍维持了相当长时间。继任者面对的难题也越来越多：内部各地利益不同，外部则有荷兰殖民势力步步逼近。兰芳曾设法向清朝靠拢，希望取得保护。清政府没有正式承认其为藩属，只允许保持贸易关系。兰芳借用清朝声威自保，实际上仍处在孤立状态。
到了十九世纪，荷兰不断加强对婆罗洲的控制，先以贸易和条约渗透，再插手地方事务。兰芳内部缺少统一的军事力量，难以长期抵抗殖民扩张。1884年前后，兰芳的独立组织被荷兰势力彻底瓦解，西婆罗洲华人社会也被纳入殖民统治之下。
兰芳留下的，不只是“华人在海外建国”的传奇。更值得注意的是，矿工、商人和流民如何在陌生土地上结成共同体，又怎样借助乡约、商贸和教育维持秩序。今天，婆罗洲部分华人社群仍使用客家话、潮州话等汉语方言，只是这已经属于移民社会延续下来的语言记忆，并不意味着整座婆罗洲都以汉语为日常通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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