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变后被捉进战犯管理所的两中将三少将：三个在战场被俘，一个没脸见人，还有一个少将被俘前被谁剥光了？

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沈醉见到了上百个“军统老同事”，我们细看这近百个军统（保密局）将军级特务的履历，就会发现其中至少有文强、董益三、黄逸公、廖宗泽等四个中将、少将是我党叛徒，另外还有一个被俘时任第七十三军中将军长的韩浚，也曾在红军中担任相当高的职务。

这五个叛徒中，韩浚和文强是中将，董益三、黄逸公、廖宗泽是少将，他们叛变前治安我方的职务都相当不低：文强曾任中共四川江巴兵委书记、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代理书记、川东特委书记；廖宗泽当过四川工农红军第一路军第一师政委、“广汉起义”第一纵队政委；韩浚、黄逸公、董益三叛变前的级别也不低，尤其是韩浚，如果赶上南昌起义或秋收起义，可能就不仅仅被老蒋授予中将军衔那么低了。

带“叛徒”标签的战犯管理所这两中将三少将，三个在战场被俘，一个去推小车，还有一个少将被俘前被就剥光了——用背叛换得了蒋家王朝少将军衔，被俘前的遭遇最“凄惨”，或者说被剥得最光，也算是他为自己的背叛行为付出了应有的代价，但这里我们必须强调一点：解放军优待俘虏，把那个叛徒少将剥光的，另有其人。

转换阵营后曾任忠义救国军少将政治部主任、军统局华北办事处主任兼冀察战区挺进第八纵队司令和第一战区调查统计室主任、中美合作所第三特种技术训练班副主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兼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和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的文强，被俘前是任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他在《口述自传》中说，他曾经否认自己是叛徒：“我一直都是爱国爱民，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既没有杀害一个共产党，也没有破坏共产党的组织。”

我们查阅相关史料，也会发现文强的说法并非谎言，他跟董益三、韩浚、廖宗泽一样，似乎都没有机会出卖同志。

这些人为何会叛变，算不算真正的叛徒，不同史料有不同记载，不同时期也有不同定论，咱们还是少说为佳，还不如化繁为简，看看他们被俘经过——一般来说，作恶不多的人，被俘时的状况也不会太坏，文强在《口述自传》中说，他是主动放下武器的，应该算“准投诚”：“我一想，大势已去，还是不要打了。打下去我们一个也活不了，也不能挽回大局了。我喊：‘不要打了。我们的武器摔在地下，让他们捡武器吧。’”

文强一开始隐瞒了身份，后来发现瞒不过去，就承认自己是中将，然后就受到了优待：有香烟水果、面条荷包蛋、“单独住在一个房间、吃细粮、还有被子”。

韩浚错过了南昌起义，也没赶上秋收起义，全国政协回忆录刊物《纵横》2000年第三期的《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史料搜寻记》记载：“韩老清楚地跟我们忆起了卢德铭率领警卫团响应南昌起义和参加秋收起义的情况：1927年8月1日深夜，卢德铭接到电报，说南昌已经起义了，卢接到电报后，即找团指导员辛焕员、参谋长韩浚研究，决定去南昌不去九江，8月2日，卢德铭率领全团2000多人，乘船东下，赴南昌响应起义……至崇阳县大沙坪时，遇地方民团阻击，辛焕员这位武汉大学毕业的共产党员不幸牺牲，走在居中的韩浚被俘，卢德铭走在后面获悉情况后改变路线，在当地农会干部的护送下回到修水，参加了秋收起义。”

韩浚在红军中的职务，我们看看他写的《讨伐夏斗寅、杨森叛乱亲历记》、《从警卫团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中能找到记载，因为太高，所以这里就不提了。

韩浚被俘后送到唐生智部队，唐生智是个很复杂的人物，两个月后，他就允许韩浚被保释了。获释的韩浚与上级失去联系，历经波折后当了七十三军中将军长，然后再莱芜战役中跟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李仙洲一同被俘了，他跟文强一样，也算“主动放下武器”，而且也受到了优待：“特务连连长喊：‘我们七十三军军长要找你们解放军，请派人来谈话！’解放军在黑夜派来不少的人，把我们带到他们的营部，营长对我很客气，在深夜中准备很好的饭菜招待我。第二天，解放军把我送到后方。”

文强和韩浚被俘时都是中将军衔，董益三被俘时已经不是军统局电讯处少将副处长，而是康泽为司令的第二绥靖区第二处（情报处）少将处长，虽然干的还是特务老本行（各“剿总”、绥靖区的第二处也是特务机关），但毕竟有了正规将军身份，也是在战场被俘的。

董益三在《襄樊战役康泽被擒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七辑）中也顺带写了自己在碉堡中被活捉的经过：“一颗手榴弹从左射孔投了进来，红光一闪，霹雳一声，碉楼内血肉横飞，一切一切都最后结束了。董益三由于有一个宪兵的尸体俺护，只受了轻微擦伤。他推开尸体，走由碉楼，被俘了。康泽身体右侧被火药烧伤，伤势不重，因为有那钢盔保护脑袋，被解放军活捉了。”

董益三进入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比较积极，当了学习小组组长（黄维说是副组长）后还打过黄维耳光。

董益三1960年第二批特赦，韩浚1961年第三批特赦，这说明他们学习改造表现都很不错，而文强则是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文强属于心里知错而嘴上不认错，特赦后坚决留了下来，进入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办公室后，还被选为学习组长（副组长是沈醉、董益三）。

文强、董益三、韩浚都以九十多、八十多岁高龄安享晚年，黄逸公和廖宗泽都没出现在特赦名单上，廖宗泽1951年3月6日被捕后先进入功德林，后于1971年因脑溢血病死于抚顺战犯管理所，终年68岁。

廖宗泽属于比较凶残的特务，他叛变后疯狂抓捕地下党，在解放前大肆搞破坏，沈醉揭露：“1949年11月28日、29日两天，在徐远举、廖宗泽、杜长城的指挥下，特务们将重庆江北刘家台兵工厂炸毁，炸死炸伤护厂工人及家属80多人，附近居民死伤2000余人。”

据沈醉了解，廖宗泽早年在共产党的地位相当高，在革命低潮时脱离组织投靠戴笠，失去利用价值后被抛下，却没有颜面自首：“他既走不了，也不敢在新中国成立后去自首报到，更害怕见到当年的老上级刘伯承元帅，因他曾追随过刘，也向刘表示过，要革命到底，结果走到相反的方面，这是难为情得很的事。”

廖宗泽没能走出战犯管理所，也没能像文强董益三那样担任政协委员、文史专员，但毕竟有死亡日期的记载，黄逸公这个叛徒什么时候死的，笔者没有找到相关史料记载，但沈醉却知道黄逸公是被捕叛变后罪孽深重：“毛人凤认为黄逸公在共产党内是老资格，所以把他派在保密局第二处任副处长，主管对共产党的宣传和心理作战以及收买拉拢共产党的策反业务。黄对这两科的工作既熟悉，又十分卖力，不但二处处长叶翔之不讨厌他，毛人凤也器重他。”

能得到笑面虎毛人凤的“器重”，自然要恶行累累，最后当然也要受到惩罚，被毛人凤抛弃后，黄逸公的噩梦就开始了。

重庆、成都相继解放后，黄逸公带着老婆孩子随同一大批无法飞台的中下级军政官员向西康逃去，逃窜途中遇到了土匪，沈醉从黄逸公那里了解到，那些土匪的抢劫的手段非常彻底，对所有的男女老少，连抱在怀里的婴儿都要将全部衣、裤、鞋、帽统统剥光。

黄逸公的老婆孩子，当然也不能幸免：“男人光着身子跑还不在乎，女人能拾到一只破草鞋遮挡一下下身，就算是走运了。有些十几岁的女孩，吓得赤裸身体随着大人们跑了两三天，才遇到一些妇女的施舍，能得到一块破布或麻袋，都感激涕零。就在那一次被洗劫中，黄逸公也和其他许多国民党的军政人员一样，弄得妻离子散，人财两空。赤身跑到四川被收容管训黄逸公是最先被剥的几个中的一个，他朝四川方向跑了两天多，才遇上解放军先头部队。”

沈醉和黄逸公是“老相识”，他说黄逸公“妻离子散”，那就意味着黄逸公的老婆孩子都在那场土匪洗劫中“失散”了，这也是叛徒应有的下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那些叛变者最少也在战犯管理所待了十年以上，读者诸君看了这两中将三少将的被俘经过和最终结局，是不是也有很多话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