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授上将前已是副国级，授军衔后开创多项历史先河：具有特殊性

1952年，中央发布《评定各级干部等级的指示》，将行政干部的级别分为10等24级、军队干部的级别分为9等21级，为即将实行的军衔制度、薪金制度奠定基础。

这两者虽然看似是并行的两条线，实际也有很多能对应的。比如军队的正兵团级，后来大多授予上将，对应行政等级是五级；军队的军委委员级，后来大多授予大将，对应行政等级是四级；军队的军委常委级，后来大多授予元帅，对应行政等级是三级。

但是，在1955年有个人的情况却很特殊，他获得的是上将军衔，正常来讲应该是行政五级对吧？可他却有行政三级，跟元帅并列，成为上将里的最高待遇者。并且他还是第一位进入政治局的上将。在他跻身核心层时，十大元帅里有三位都还没能入席。

更神奇的是，他并不以军功闻名，甚至没有参与过什么大型战役。为何会如此呢？

这位独一无二的上将就是乌兰夫，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人，1925年入党的老革命。曾前往苏联学习，并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

1929年，他回国不久便被组织派遣回内蒙古开展革命，担任过中共西蒙工委书记，秘密动员了许多有志青年。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对华北地区的侵略日益加剧，拼命拉拢德王。经过数年的渗透，1935年末，德王准备彻底投靠日本。

值此关键时刻，乌兰夫发动力量，表示“只要德王公开投日，我们就在抗日的旗帜下暴动，率领蒙旗保安队占领百灵庙，通电全国。”

1936年2月，德王铤而走险，举行了伪蒙军总司令部成立典礼。乌兰夫也立即实践承诺，领导百灵庙抗日武装暴动，打响蒙古民族武装抗日的第一枪，这在历史上有着非凡的意义。

而在日本投降后，赵福海、穆克登宝等人曾召集锡林郭勒盟10旗、察哈尔盟8旗、察哈尔右翼4旗等部分民族上层，在苏尼特右旗温都尔庙企图建立“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制造分裂。

乌兰夫听说后，只带了一个警卫排，几乎单枪匹马赶到苏尼特右旗，迅速与苏蒙联军负责人及“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各方面人士接触，并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凭借超高的个人威望成功改组了“临时政府”，把分裂举动扼杀在摇篮里。

后来周总理盛赞：在抗日战争刚胜利，国内国际形势十分复杂的情况下，乌兰夫敢只带几个人去同那个搞分裂活动的‘政府’作斗争，并取得胜利，这是很不容易的，很了不起的事。一个人解决了一个‘共和国’，这是真正的单刀赴会！

纵观乌兰夫担任过的职务：内蒙古工委书记、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内蒙古人民解放军司令员兼政委、绥蒙政府主席、内蒙古自治学院院长等。

有军队的，有行政的，所以他在建国后，仍是两条线都并行，既出任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又担任内蒙古分局书记、内蒙古人民政府主席。属于当地的党政军一把手。

不过他能在52年被定为行政三级，最关键的是另一个身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选举产生56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这些委员主要来自党内的主要负责人、其他党派领导人以及民主人士、少数民族代表等，乌兰夫是以蒙古族代表身份当选的。

在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起码都是行政三级，像另一位比乌兰夫历史职务更低的刘格平以回族代表身份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同样也是行政三级。这跟军衔无关。

如果只考虑领军作战、军功战绩，乌兰夫很难被授予上将军衔。但他对内蒙古解放做出的贡献，是别人不能比拟的。且他也兼着内蒙古军区的军职，综合来看，授予上将也合适。

军衔并不单单只看在革命队伍里的作战经历，有时也具备象征意义，像陈明仁、董其武、陶峙岳三位，他们也没有红军、八路军/新四军的经历，甚至给我党造成过很大麻烦。

但他们用自己的方式给解放大业做了贡献，组织同样为他们授予上将军衔。陈、董、陶三人可以，25年就入党、也保障了一省解放的乌兰夫为何不行呢？

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完成了自己的过渡使命，此后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乌兰夫依然得到重用，担任副总理兼民主事务委员会主任，负责处理少数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

1956年的八大，乌兰夫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虽然候补委员在参加政治局会议时，通常只有发言权，没有表决权，但也是政治局的组成部分，可以将自己所属领域的问题直接反馈给中央决策层来处理。

同年的十位大将，没有一个进入政治局；十大元帅，徐向前、聂荣臻和叶剑英也暂未列席。乌兰夫虽是上将，政治地位却极高，这在当年也是个特例。

后来乌兰夫也创造了诸多历史：他担任副国级领导职务长达34年、他的儿子后来也成为副国级领导人、他祖孙三代都曾主政内蒙古......

乌兰夫以开创我国首个省级少数民族自治区的实践，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奠定了从无到有的历史坐标，使“模范自治区”成为处理民族问题的永恒范本，这也是莫大的功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