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贵耕：民事判决落定，刑事重案再起——司法裁判的严肃性、稳定性何以维系？

在商事交往实践当中，一类令人警惕的现象频频进入公众视野：同一笔交易、同一组法律事实，民事程序已经作出生效裁判，认定双方属于合同经济纠纷，确定了各方权利义务；而后刑事程序另行启动，作出与生效民事判决完全相悖的事实认定，将原本的民事违约升格为刑事诈骗。无锡李先生胜诉之后反被刑事立案、深圳土地合作纠纷案民事判决生效之后又启动刑事追诉，还有相关控告材料反映的民案败诉后转而启动刑事追责的个案，都折射出同一个严肃命题：当刑事程序径行否定已经生效的民事裁判，被撼动的不只是个案当事人的命运，更是整个司法裁判的信用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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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石，是契约精神与诚实守信原则。市场主体签订合同、开展合作，相信司法机关的生效裁判能够定分止争，发生争议之后，把矛盾交给法院，期待通过民事诉讼厘清是非、划分责任。可是，如果一方在民事诉讼当中败诉，或者民事判决的执行达不到自己预期，就转而寻求刑事报案，试图借助国家侦查、公诉的公权力，把债务纠纷包装成诈骗犯罪，实现 “以刑化债” 的目的。如此以刑化债，如何坚守合同契约精神和诚实守信原则？市场主体会产生强烈的不安：一纸民事生效判决，到底能不能真正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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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价值取向本就各有不同。刑事诉讼以排除合理怀疑为标尺，重在打击犯罪、保障人权；民事诉讼采取高度盖然性标准，重在厘清民事权利义务。法律并不绝对排斥刑民结论存在差异，但如果针对同一基础事实，在没有启动民事再审程序、没有撤销原有生效民事判决的前提下，直接通过刑事诉讼全盘推翻民事已经确认的合同效力、交易性质，就会出现两份司法文书互相打架的局面。刑事程序可以如此推翻生效民事判决，司法裁判的严肃性、稳定性何以维系？生效民事裁判的既判力将被虚化，市场主体对合同效力、司法救济的预期也会随之崩塌。

当然，并非所有刑民结论不一致都属于错误。如果民事判决本身是虚假诉讼形成，或者后续发现全新完整证据足以证明本来就存在刑事犯罪，应当依法通过再审纠正民事裁判，再开展刑事评价。现实中需要警惕的是另一种情形：民事救济渠道完全畅通，当事人本可以通过强制执行实现债权，却放弃民事执行路径，转而推动刑事立案，利用刑事强制措施、追诉压力向交易相对方施压，把刑事程序变成实现民事利益的工具。最高检多次强调，要坚决纠正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其现实针对性正来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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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无锡的案例可以看到，当事人经过一审、二审、再审全部民事胜诉，对方拒不履行生效判决，反而向异地公安报案控告诈骗，办案机关多次跨省开展侦查传唤，历时三年多才以没有犯罪事实撤销案件。当事人虽然拿到撤案文书，但几年间承受巨大精神压力，名誉受损，民事判决的执行长期停滞。类似的纠纷提示我们，一旦立案关口失守，侦查权、刑事追诉权被不当启用，即便最后能够撤案，当事人遭受的人身、名誉、财产损害，往往已经难以挽回。

纠错不等于案结事了。此类案件即便最后作出撤案、不起诉或者无罪判决，也不能简单撤案了事，必须对参与制造冤错案件的全部环节，包括立案、侦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枉法裁判等进行全程问责，方能遏制类似悲剧重演。不能只纠正最终结果，而放过前面各个环节出现的程序偏差。只有厘清每一个环节办案人员的履职情况，区分认识偏差与滥用职权，对滥用立案侦查权干预经济纠纷的行为严肃追责，才能够形成制度震慑，防止同类现象反复上演。

守住刑民边界，本质上就是守护法治化营商环境。刑法具有谦抑性，它是社会治理的最后手段，不应当越过民事法律，提前介入本属于合同违约、商事争议的范畴。区分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核心要看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备非法占有目的，不能单纯以最终没有履约，就倒推构成诈骗。交易过程当中的资金调度、履约瑕疵、谈判博弈，很多都属于商业风险，应当交由民事法律去评价调整。

司法的公信力来源于裁判的可预期性。市场主体愿意签合同、做交易，是相信发生矛盾之后，有中立的司法给出终局答案。如果生效民事判决可以被刑事程序随意绕开推翻，合同就失去制度铠甲。办理刑民交叉案件，应当恪守法秩序统一原则：如果要否定一份生效民事判决认定的基础事实，应当优先通过再审等民事救济途径予以纠正，而不是直接另起一套刑事程序作出截然相反的认定。

总而言之，严禁以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不是一句空洞口号。它要求立案环节严格把关，侦查环节审慎甄别，审查起诉环节守住罪与非罪的界限，审判环节理顺刑民裁判之间的逻辑关系。既不能放纵真正的经济犯罪，也不能让公权力沦为个别当事人讨债的工具。唯有民事、刑事两套程序各司其职、互相衔接，不越位、不替代，才能维护司法裁判的信用，守护契约精神，给市场稳定可靠的法治预期。

作者黄贵耕，原资深法治新闻调查记者，曾任职于《人民法治》《法治日报》等多家新闻机构，现为专职执业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