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高官救九万红军却遭判死刑，毛主席下令立即释放他是大恩人！

1934年10月，江西德安，国民党军政人员莫雄接到一份足以决定数万军人生死的密报。文件来自庐山，内容是蒋介石部署第五次“围剿”的核心方案。莫雄没有把它锁进抽屉，而是连夜设法送出。

这份情报后来改变了中央苏区的命运。红军能够提前突围，摆脱敌军合围，踏上长征道路，莫雄送出的材料起到了关键作用。只是多年以后，他本人却差点死在另一场误会之中。

莫雄并非普通军官。他早年在国民党军政系统任职，曾担任税警总团团长。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后，他率部参加抗日作战。1934年，他被蒋介石调任江西第四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表面任务是“剿共”，实际处境却逐渐发生变化。

1930年前后，莫雄在上海结识刘哑佛，又通过刘哑佛接触到严希纯、项与年、华克之等人。经由这些关系，他同周恩来、李克农建立联系。莫雄曾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党组织认为，他留在国民党系统内部更有价值，便让他继续以公开身份开展工作。

这是一种风险极高的安排。莫雄手中握有兵权，也接触军政机密，一旦身份暴露，后果不堪设想。他却对身边人表达过鲜明态度：“蒋介石叫我剿共，我偏要用他的拳头打他的嘴巴。”随后，卢志英、项与年、刘哑佛等人陆续进入他的工作班子，承担机要、秘书等职务。

庐山会议结束后，莫雄带回的并不是普通公文，而是蒋介石准备对中央苏区实施全面合围的军事部署。敌军企图以密集兵力封锁各条通道，逐步压缩红军活动区域。若等到部队完成集结，中央红军将很难找到突围空间。

莫雄明白，文件不能通过常规渠道转交。他回到专署后，立即将情报交给项与年。项与年随后改变装束，敲掉门牙，装扮成衣衫褴褛的乞丐，避开沿途盘查，向瑞金方向赶路。

这段路并不好走。敌军正在各处搜查，交通受阻，稍有不慎就会暴露。项与年带着重要材料，不能乘坐显眼车辆，只能借助步行和辗转通行。抵达瑞金后，情报被送到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手中。

中央据此判断，原有根据地已经难以长期固守，必须抢在敌军合围完成之前转移。战略方向随之调整，中央红军开始实行突围转移。后来震动中国革命进程的长征，正是在这样的危急局面下拉开序幕。

有意思的是，莫雄的贡献并没有立刻得到公开承认。国民党方面只知道机密泄露，却始终难以查清具体环节。莫雄仍然留在原有系统中，继续承担公开职务。对他而言，沉默既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地下工作的同志。

1949年全国局势发生剧变，国民党内部对可疑人员的清查更加严厉。莫雄受到薛岳等人的怀疑，提前离开大陆，转赴香港。广州解放后，叶剑英主持广东工作，毛泽东特意嘱咐，要设法找到莫雄，并妥善安排他的工作。

叶剑英很快派人带信赴香港，请莫雄返回广州。莫雄接受邀请回到广东，却没有想到，新的危险来自对他历史经历的不了解。地方上有人只知道他曾是国民党少将，不清楚他当年向红军提供情报的经过，相关误会由此产生。

1950年，莫雄被捕并被判处死刑。消息传到广州，叶剑英意识到情况严重，立即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听后明确批示：“他是红军大恩人，立即释放！”随后，叶剑英要求有关方面停止执行，莫雄才从枪口下获救。

这场风波说明，隐蔽战线上的功劳往往没有公开档案可查，关键人物一旦失去知情者说明，极易被误判。莫雄的经历尤其特殊：他长期站在国民党军政系统内部，却把最危险的情报送给了红军。

获释后，莫雄继续在广东任职，曾担任北江治安委员会主任，后来任广东省参事室参事，并当选广东省人大代表。那些曾经不能公开讲述的往事，也逐渐被知情者还原。

1956年国庆前夕，李克农派人把莫雄和项与年接到北京，邀请他们参加国庆典礼。两位当年冒险传递情报的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李克农代表有关方面设宴相待，叶剑英也亲自招待他们。

莫雄没有在战场上指挥过决定性大会战，却在一份绝密文件面前作出了选择。那一夜，他交出去的不只是几页纸，更是自己在国民党系统中的前途与安危。正因如此，毛泽东称他为“红军大恩人”，并非一句泛泛的褒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