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洁｜从“文化”谈起：二十世纪前半期的“海上繁华”

自二十世纪初年，有关“摩登上海”的故事频繁出现在各式各样的绘画、文字、影视和戏剧作品中。直到现在，弥漫着旖旎色调的上海传奇依然是各种怀旧趣味的热门题材。看看身处其时、其境的人们是怎样描述这个“人间天国”的：

上海的洋房，是如何的矗立云霄，既高且大，而更壮丽？上海的马路，是如何的平坦宽阔，既光又滑？上海的桥梁，是如何的坚牢美观，宽大雄伟？这些，都是使见闻鄙陋的乡市中人骤然见到了疑是做梦。此外，还有油光雪亮的汽车，不去真似一阵风；京戏院、影戏院、游艺场，日夜的纷陈着有趣的玩意儿，只愁你两只眼睛来不及过目，决不愁有了眼睛没有有趣的玩意儿来看；大银楼的玻璃窗里，陈列着的华贵饰品，多惹眼？大绸缎局里悬挂着的花花绿绿的绫罗绸缎，闪耀生光，多漂亮？种种繁华气象，那一样不是穷奢极欲！那一样不极尽诱惑的能事！总而言之：上海社会真不惭是人间的天国。（徐国桢编著：《上海生活》）

除了漂亮的洋房和屋顶花园，还有汽车、电灯和电扇、无线电收音机、洋房、沙发、雪茄、香水、高跟鞋、美容厅、回力球馆、轻绡、法兰绒套装、巴黎夏装、日本和瑞士表、银烟灰缸、啤酒和苏打水，以及各种娱乐形式：跳舞（狐步和探戈）、轮盘赌、咸肉庄、跑狗场、必诺浴、舞女和电影明星。（茅盾，《子夜》）正像郑振铎所说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好比是一所最复杂的、最奇特的、最丰富的博物院，在那里，什么样的人物都有、什么样的社会状况都有、什么样的交通器具都有、什么样的房屋都有，“世界再没有一个博物院有那样复杂的活的‘陈列品’了”。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用这些现代的、时髦的素材拼贴出一幅有关于“现代化大都市”的浮士绘。来到上海的西方人说，这是一个传奇都市，“环球航行如果没有到过上海便不能算完，她的名字令人想起神秘、冒险和各种放纵”。置身于法租界的咖啡馆，都会使人忘记是身处在上海，“它可以说是巴黎的一隅”。“东方巴黎”、“世界第五大城市”的称谓，寓言也见证了大上海都市时代的到来。此时的上海，已和世界上最先进的城市同步。

1917年的上海大世界

20世纪20年代末的大世界

可是，从所有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浮华表象出发，除了“怀旧”，我们还能看到些什么？物质主义与现代化从来都不是单独发生的。消费与物质的泛滥只能加重“现代”审视者们的指责，因为浮华易逝，时髦也不过是转瞬即逝的虚像。上海从一个滨海的小荒村，成长为一个举世瞩目的现代化大都市，开埠、租界、舶来品的冲击或许制造了开端和契机；但一个城市的真正诞生据此是远远不够的。更何况，一个有着复杂结构的城市，其成长与繁荣更需要依赖于持续发展的活力。所以，从“怀旧”说起，从大上海的摩登表象说起，我们必须为这个现代化大都市的兴起，寻找一种更加内在的、文化的支撑力量。

上海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史上曾创造过一个又一个“No.1”：中国许多现代文化事业，如报纸、期刊、出版社、电影、交响乐都发端于此；上海有过数量众多的、品质一流的文化机构、文化社团；上海曾聚集了一大批中国文化界最顶级、最精华的人物；西方学术界、文艺界的热门话题总是在中国的这个港口城市首先登陆，罗素、杜威、萧伯纳等国际名流都曾在这个城市留下过足迹、陈说过他们的思想；上海曾是全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的文化中心……。如果我们仅仅沉浮于物质主义的表象，满目皆是高楼洋房与西洋的、时髦的生活方式，认为那才是“上海的”、“摩登的”；那样的话，顶多是迷恋一种苍白矫情的怀旧情调。并不真正懂得上海。一个城市的生命力，倘若缺少了文化的因素，绝无魅力可言，至少是缺乏活力和想象力的。“上海”之成为经久不衰的主题，如果没有一种文化力量蕴涵、流动其间，亦不可能成就真正的传奇。

举一则1936年例子。《上海市年鉴》上刊载了“一年来上海学艺界之趋势”：

一年来，上海学艺界最重要之事为：一、本位文化建设之发起；二、中西文化交换之实行：（1）伦敦艺展上海预展，（2）中欧美术展览会，（3）比国现代美展，（4）德语《琵琶记》、《牡丹亭》在沪开演，（5）英语《王宝川》在沪开演，（6）中外文化协会之发起；三、读书运动：（1）全国读书运动大会，（2）读书竞赛会，（3）读书指导座谈会；四、读经存文之争；五、简字新字之提倡。

一来年新组织之学艺团体：（1）孔子学会，（2）父母教育研究会，（3）中国儿童文化协会，（4）中国演说研究会，（5）中国数学会，（6）科学建设促进社，（7）中国自动机工程师学会，（8）中华艺术教育社，（9）知音乐社，（10）现在剧社，（11）上海市话剧研究会，（12）扬子江剧社，（13）上海市苏滩歌剧研究会，（14）淮扬评话改进会，（15）中国儿童文艺社，（16）中国文学会会，（17）中外文化协会及其他。

一年来上海学艺界之集会：（1）中欧美术展览会，（2）伦敦艺展上海预展会，（3）全国木刻画联合展览会，（4）比国现代美展，（5）上海美术展览会，（6）王济远旅行绘画展览会，（7）中国现代绘画展览会，（8）鸣社二十年纪念，（9）南社纪念会，（10）上海通社交谊会。

一年来上海学艺界之杂事：（1）上海律师十年统计，（2）法人慨助东方图书馆法文书籍，（3）曾孟朴逝世，（4）孙隘堪逝世，（5）戈公振逝世。

从这一示例中，我们可以大略地观察到一个丰富多彩的文化空间。形式各异的文化项目与内容多变的文化范畴在此间交融互动，所展示的正是作为多元文化中心的上海。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开始成为全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的文化中心，这种文化地位的确立，原因很复杂，除了经济地位、政治自由等因素以外，与一个综合性的、多元文化空间的构筑有很大关系。这个“多元”包含了相当广泛的文化范畴。

新闻事业与新式传媒

从晚清开始，上海就是全国报刊的中心。进入20世纪，上海的新闻事业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20年代创刊的中文报纸有近720种，占民国时期上海中文报纸总数的46%左右；30年代创刊的中文报纸有近480种，占民国时期上海中文报纸总数的30%左右。1912-1949年上海一地的报纸先后就有近1580种。另据统计，1931-1937年，上海出版的小报达百余种；1934年，全国各类定期刊物有300多种，其中80%以上在上海出版。1927-1937年，上海发行的报刊杂志占全国报刊总量的80%以上，发行量最多、水平最高、影响最大的期刊，大都集中在上海，完全确立了上海在全国新闻事业中的中心地位。整个民国时期，上海社会日益建立起报纸的舆论权威和影响力，报纸成为这一时代中最重要的社会舆论工具。

除报纸杂志，通讯社的发展也很快，先后创办了50多家，其中有较大影响的有国闻通讯社、申时通讯社、新声通讯社、东方通讯社等。广播电台也是20世纪20年代发展起来的，1923年1月，一位美国记者和一位旅日华侨在上海大来洋行屋顶上建造了一座50瓦特的广播电台，这不仅是上海的第一家广播电台，也是中国的第一家广播电台。至30年代，上海的民营电台发展迅速，1931-1932年两年间，上海一地就新建了30多家广播电台，到1934年，上海已经拥有54座电台。上海不仅是中国无线电台的发祥地，同时也是全国无线电广播最发达的地方，民国时期上海的无线电台占据了全国的70%以上，最多时有90家电台。在中国的无线电广播发展中，上海一直居于全国的中心地位，30年代，上海甚至是当时世界上无线电台最多的城市。（参见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1850-1949》）

文学

现代中国的文学革命，上海无疑在其中扮演过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整个“五四”时期，上海利用她在新闻出版事业中的优势地位为现代文学了提供阵地。在现代文学的早期刊物中，上海占据了其中的二分之一。1920年商务印书馆接办《小说月报》并对其进行了革新，以《小说月报》为中心创生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现实主义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拥有像周作人、叶绍钧、沈雁冰、王统照、冰心等一大批成熟的作家。《小说月报》在其后的数年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又陆续培养出了许钦文、庐隐、丁玲这些在日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文学家，进一步壮大了新文学的声浪。而上海也日益取代北京，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浪潮的中心地。

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庞大、成熟的出版业、新闻业，促使20、30年代的上海集中了一大批新文学作家，其中最著名的有茅盾、郭沫若、郁达夫、叶圣陶等。还有许多作家，比如冰心、胡适等人，虽在北京，其作品却有大部分发表在上海，也为上海的现代文学增添了份量。从1927年10月直到1936年逝世，鲁迅一直生活在上海。这期间，他积极参加革命文艺运动，写了大量的杂文，成为中国左翼文学的精神领袖。上海，是奠定鲁迅式杂文风格的重要基地。（参见袁进：《新文学的主力军——上海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成立于1930年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更是成为推动中国现代文学中无产阶级文学、民主主义文学和自由主义文学的大本营，其基本力量全部集中在上海。创造社、左联等文学社团，新感觉主义小说、象征主义诗歌和俗文学创作，他们共同构建了20世纪20、30年代群星璀璨的上海文坛。由于这些不同流派、不同风格文学的交锋与较量，成就了20世纪上海蔚为大观的文学中心的局面。

教育、学术

上海新式教育的建立从晚清开始，由于其处于中西交冲的前沿地带，在建立现代教育制度的过程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五四运动以后，西方教育理论蜂拥而入，各种教育社团、教育刊物纷纷出现，上海的现代教育体制迅速确立。尤其是1927年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后，上海的初等教育发展极为迅猛，市立和私立学校数量都在不断增加，1928－1929年，市立小学为179所，1936年，增至296所。（陈科美主编：《上海近代教育史》）发达的初等教育之外，上海中等教育的总体质量也是全国最高的，拥有一大批闻名全国的中等学校，如徐汇公学、中西书院、中西女中、上海中学等。这主要是因为中等教育直接面向社会，中等学校的毕业生无论是在升学还是在就业方面，都十分受欢迎。学生的出路好，也会反过来带动原本的教育越办越顺利。上海还拥有一批名牌教会大学，如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拥有国人自办的老牌大学，如南洋公学等。上海的法学、商学、财会、医学、职业教育、外语教育在全国都是一流的。此外，女子教育和职业教育也是民国上海教育的独特风景线，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和中华职业教育社以上海为基地，对全国职业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与上海社会的开放、进步以及工商业发达、文明程度高均密切相关。

晚清以来，上海一直是西学输入与传播的前沿；民国时代更是中心，各种现代思想流派纷纷涌入，形成西学东渐史上从未有过的盛况，如杜威的实验主义、罗素的新实在论及社会改良主义、杜里舒的新康德主义、孔德的实证主义、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赫尔德的历史哲学、郎普勒西特的文化史观、鲁宾逊的综合史观、尼采的“超人”学说等等，以及名目繁多的各种“社会主义”流派。晚清时期除了“严译名著”外，绝大部分是普及读物；民国时期虽然也出版普及读物，如商务印书馆推出的《百科小丛书》及其他一系列小丛书，上海ABC丛书社推出的《ABC丛书》等等，均着眼于普及西方现代思想与知识，内容涉及人口学、广告学、艺术哲学、历史学、文化学、心理学、文字学、神话学、法学、哲学、优生学、伦理学、财政学、社会学、货币学、性学、宗教学、政治学、科学学、演讲学等，但更重视出版高品位的西方学术著作，如商务印书馆组织翻译出版的《汉译世界名著》《政法名著》《经济名著》《现代教育名著》，以及《大学丛书》中的许多译著，不仅兼顾西方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系统性，而且具有很高的学术品位。民国时期上海仍然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书籍最大的出版中心。与此同时，各种研究机构和学术社团如雨后春笋，学术研究和交流也空前活跃。上海是近代学术社团的发祥地，不仅有地方性研究社团，许多全国性的社团也都设在这里。民国以后，上海的学术社团更趋活跃，有华人自办的，有外侨创办的，也有中外合办的，成为民国上海文化的突出现象。这些社团或以探索社会改造真理为己任，或以“昌明学艺”为宗旨，或以发扬国粹为目标，或举办学术活动，或创办学术刊物，一方面为学术研究创造了必要的精神氛围，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入，另一方面又以各自的研究实绩呈示社团本身的学术底蕴。凡此种种，都使上海领一时风气之先，继续保持着中国西学输入和传播中心的地位。

电影、戏剧、美术

上海是中国电影的摇篮，中国电影事业最早是从上海开始发展起来的。从20年代开始，上海的电影业便可谓群雄并举、百花争妍，涌现出了一大批电影公司，其中最著名的就有“明星”、“天一”、“大中华百合”、“长城”、“民新”、“神州”、“南国影剧社”和后起之秀“联华”等。上海“影都”的格局大体在这一时期奠定。在很长的时间里，上海一直是中国电影的制作中心，是优秀电影人和资金最集中的地方，中国90%以上的电影制作在这里完成。1905年到1930年，多达数百部的国产影片绝大多数是由上海的影片公司拍摄的，而这些公司占据了全国电影业80%以上的份额。据1927年出版的《中华影业年鉴》统计，1925年前后，上海、北京、天津、镇江、无锡、杭州、成都、汉口、厦门、汕头、广州、香港、九龙等地共开设有175家电影公司，仅上海一地就有141家，占了80.6%；1926年，在上海一地，有近四十家电影公司摄制过影片（空挂招牌的未计在内）。（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

上海的戏剧舞台在经历了辛亥革命后的一度沉寂，又在二三十年代复兴起来。30年代中，随着黄金大戏院、齐天舞台、三星舞台（后改更新舞台）相继开张，新兴的游乐场如大世界、花花世界、四大公司的屋顶花园也都附设了许多京剧演出场，海派京剧的演出之盛、剧目之多及普及程度之高都创下了中国戏剧史上的空前记录。此外，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20世纪中叶的近30年间，上海还是中国话剧发展、成熟的一个重要舞台。1929年夏衍、郑伯奇等领导的上海艺术剧社成立，1930年戏剧协社、南国社、辛酉剧社、艺术剧社等又联合成立了“上海戏剧运动联合会”，后改组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剧联”广泛地开展革命演剧活动，提出“国防戏剧”的口号，创作了包括《怒吼吧！中国》、《放下你的鞭子》、《雷雨》等众多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田汉、夏衍、曹禺、阿英、陈白尘等诸多戏剧天才齐聚上海，奠定了上海占据全国话剧半壁江山的地位。

二三十年代的上海还是中国美术的中心。上海是中国西画的中心，有造诣高深的西画大师刘海粟、徐悲鸿；上海又是中国漫画的重镇，有深受读者喜爱的漫画家叶浅予、张资平、丰子恺；上海的工商美术也特别发达，有周慕桥、郑曼陀等一批著名的月份牌画家。以1935年为例，1935年上海各类正式登记的展览会多达51个，几乎从新年伊始到岁末，每天平均有2-3个展览会，被时人称为“上海展览年”，以画展为多，但也涉及建筑、摄影、美术、文物、钱币、金石、磁器、医学、旅游等各领域。即使绘画也包容古今中外，既有中国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传统国画、木刻与版画，也有西洋画、日本浮世绘，其中又有古典画与现代画的临摹与原作之别，数量之多、范围之广，不仅反映了文化的繁荣，同时也充分体现了多元文化的发散与传播。（《上海市年鉴》1936年（下））

科技

民国时期上海有不少从事科学研究的机构，也有一批对交流科学研究成果和科学普及贡献很大的科学社团。除了由传教士及其他外籍人士建立的科学研究机构，如徐家汇天文台、上海巴斯德研究院、雷士德医学研究所和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等以外，上海还有众多中国人自己设立的科研机构，如国民政府治下的中央研究院的13个研究所中，有8个设于上海，还有卫生试验所、工业试验所、兽疫试验所等。民国时期上海还活跃着一批民间科技社团，各种学会、研究会纷纷创设，理、工、农、医，无所不包，其中一些全国性的科技社团将总部设在上海，如中国近代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中国科学社就在推动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方面做出过突出贡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上海的一些企业也出资设立研究所，如由天厨味精厂出资，吴蕴初兴办了中国南方第一个化学研究机构——上海中华化学研究所，为天厨味精厂提供技术；大中华橡胶厂在1934年建立了物理研究室；五洲固本皂药厂建立研究部，逐步发展为工程、化学、药物及编译4个部门的科研机构。

上海在文化、艺术方面的“首开风气”，自晚清以降便已确立地位。“上海是一个国际大都市，又为全国重心所寄”，在1948年上海文献委员会编印的一册名为《上海事物溯源》的书中，列举了林林总总的、作为“第一”的上海。仅以“学艺”（文化）类例举：

第一个输入西洋学术的机关是广方言馆，1863年（同治二年）李鸿章奏准清廷设立招集十四岁以下儿童，授以自然科学、应用科学及外国语文。

第一个译述西方书籍的机关是江南制造局设立的翻译馆，1867年（同治六年）开办，译出格致、化学、制造等书极众。

第一次选派留学生出洋在1872年8月11日（同治十一年七月初八日），由陈兰彬、容闳率广方言馆卒业生梁敦彦等三十人赴美。

第一所图书馆发源于1850年（道光三十年）徐家汇圣依纳爵公学附设的图书室，耶稣会教士开始收集关于中西书籍及古钱标本等物。

第一个公立图书馆是上海图书馆（Shanghai Library），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成立，1913年（民国二年）由公共租界工部局接收，成为工部局的公众图书馆（Public Library of S.M.C.），俗称洋文书院，现为市立图书馆。

第一所国人设立的图书馆是国学保存会藏书楼，成立于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

第一个博物馆是徐家汇天主堂博物院，本为圣依纳爵公学附属事业之一，创始于1861年（咸丰十一年），后来经韩伯禄（P. Heude）司铎的努力成为独立的博物院。

第一次徐家汇建设天文台在1871年（同治十年），为天主教神父研究学术的机关。

第一个欧美侨民组织的学术团体是上海文理学会，创立于1857年（咸丰七年）。翌年10月16日（咸丰八年八月二十九日）改组为皇家亚洲协会支会，或称亚洲文会。

第一个讲新学的团体是强学会，于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文廷式等所发起，后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皆加入，总会在北京，上海设分会，翌年即被迫解散。

第一个邑人组织的学术研究团体是沪学会，由叶永鎏、叶承锡等在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联合同志发起组织，于次年七月确定名称，宣告成立。

第一个研究医学的团体是医学会，由李平书、陈莲舫等在1904年（光绪三十年）创立，会址在福州路小花园，以研讨医理为宗旨。

第一个编刊教科书的组织是基督都所组的益智会，创始于1867年（光绪二年），主办韦廉臣，主编傅兰雅，出版西学初步等书共四十二部。

第一本国文教科收是《蒙学课本》，系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编印，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出版，第一卷共一百三十课，每课先列生字，次为课文。

第一次石印书籍，出现于徐家汇土山湾印书局，时在1876年（光绪二年）。

第一版《上海指南》刊印于1909年5月（宣统元年四月），商务印书馆出版。

第一集南社丛刻创刊于1910年1月（宣统元年十二月），由高天梅编辑。（《上海事物溯源》，上海市文献委员会编印，1948年版，第30-31页。）

可以看到，在教育、科技、学术、大众文化、新闻出版等等诸多文化类别中，上海都引领着一时的风气之先。这一开创之功，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便构筑了上海文化中心的地位。此时的上海，不仅是一个通商大埠，而且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成为西方文化输入和本土文化创造的交汇之所，亦是上海成为稳固的文化中心的形成时期。一个兼容并包、内容丰富的文化空间已基本型构，并且日趋完善。

所以，从“怀旧”说起，从一种物质主义的浮华表象出发，需要进一步深究的是属于这个城市的内在精神特质。二十世纪前半期的海上繁华，不止于文字和影像记忆中的昏黄往事，更不是历史中的虚像。这些辉煌的篇章与文化的流风余韵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塑造了上海，也构筑了她独特的城市精神。可以说，维系城市繁荣的要素，地理、经济等环境之外，更内在的动力还是在于文化。而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之所以成就了一个令人惊异的都市传奇，亦即在于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制度和文化风尚。在融合外来文化的基础上，保持并发扬了本土的文化传统，构建了一个独具自我属性与内在精神气质的文化大都市。

沈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