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任证监会主席回忆上任前朱镕基力挺：“责任不用你扛，我来担”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金融体系正处在新旧交替的混沌阶段。上世纪八十年代，工农中建几大专业银行陆续从人民银行体系分离出去，可旧的体制遗留的矛盾并没有随之消散。

人民银行一身兼任裁判员与运动员，既要承担央行宏观调控职能，又要下场办理工商信贷业务；各家专业银行又普遍认为自己同人民银行地位平起平坐，并不愿意接受管束，整个金融系统权责边界模糊，改革推进阻力重重。

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刘鸿儒临危受命，扛起了银行体系改革的重担，也在后续资本市场从无到有的艰难探索之中，和朱镕基结下一段改革路上的工作交集，两个人在风险重重的变局之中，一同直面新生市场带来的种种难题。

八十年代中后期，国内股份制试点悄然萌芽，上海、深圳两地开始小范围尝试股票实践。1986年邓小平同志会见外宾时，提及中国也可以试一试股市，这一句话，点燃了国内筹建证券交易所的想法。

但在那个年代，股票、证券这些词汇自带巨大争议，很多人根深蒂固的观念里，资本市场就等同于资本主义的产物，该不该搞、能不能搞，从上到下都充满争论。

刘鸿儒

作为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一边推进改革，一边也深知人才缺口是最大短板。早几年他就创办五道口研究生部，也就是业内口中的“五道口学院”，为刚刚起步的金融业储备后备力量。

1988年，聂庆平等一批五道口毕业生进入人民银行，刘鸿儒给这支年轻队伍布置任务，研究构建属于中国自己的证券交易市场。

在随后的万寿宾馆会议上，筹建北京证券交易所的构想被提出来，刘鸿儒心里清楚，这件事风险极大，绝非人民银行单方面可以拍板，必须上报中央决策。

为了稳妥推进，他提议对外低调行事，不以筹建交易所的高调名义示人，对外叫“联办”，以研究机构的身份慢慢摸索，同时他还要花费大量口舌，向各方思想保守的干部做解释说服工作，一点点消解大家对于资本市场的偏见。

1990年，风波突如其来。深圳股市迎来一轮疯狂炒作，少数几只股票价格疯狂暴涨，场外黑市交易到处泛滥，市场秩序彻底失控。

新中国第一个公开股票

舆论压力随之铺天盖地而来，资本市场直接走到了存与废的十字路口。深圳方面压力巨大，主管副市长专程赶赴北京，夜里登门拜访刘鸿儒倾诉难处。

一边是社会上对股市乱象的口诛笔伐，一边是改革多年来之不易的试点成果，全盘否定推倒重来，多年的探索就会付诸东流。

刘鸿儒没有简单否定市场，他结合自己留苏学习的经历，劝导深圳的干部，改革必然伴随风险，不能一出问题就直接退回原点。

他抓住向中央领导汇报工作的机会，坦诚说明股市的确风险重重，但我们完全有能力探索出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资本市场的可行路径。

正是在这样的坚持之下，1990年12月，上交所、深交所相继成立，中国证券市场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深交所成立

可争论并没有就此平息，为了让股市能够生存下去，当时还出台公有股占比不得低于51%的规则，也就是后来饱受争议的股权分置，刘鸿儒后来坦言，这是特殊年代下的无奈妥协，如果没有这条保护性规则，初生的资本市场很可能直接夭折。

交易所建立完成，但市场监管体系却没有跟上，两地交易所各自为政，缺乏统一的顶层管理。

国务院要求体改委拿出方案，刘鸿儒带队奔赴东南亚、欧洲多国考察海外监管模式，结合国外经验，提出建立集中统一、分级监管的监管思路，既要防控风险，也要给市场留出活力空间。

一份组建证监会的方案随之形成，建议设立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做顶层决策，证监会负责日常市场监管。

就在这个关键节点，“8·10”深圳抢购认购证事件爆发，巨大的社会震动倒逼全国统一证券监管机构必须尽快落地。

朱镕基临危受命

1992年10月，证监会正式组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担任国务院证券委主任，刘鸿儒出任证监会第一任主席，两位改革者正式在资本市场的战场上并肩。

临危受命，刘鸿儒内心压力巨大，他清楚证券行业风险极高，稍有不慎就要承担重大责任。他主动找到朱镕基，坦诚这个岗位自己就像坐在火山口上，恐怕干不长。

朱镕基对他说：“责任不需要由你一个人扛，我来承担。”刘鸿儒却坚持，既然接下这份工作，责任理当自己扛起。一番推心置腹的交流之后，他正式接下这份沉甸甸的担子。

证监会初创时期，整个机构一共只有三十多号人，团队大多来自人民银行、体改委、联办，不少都是五道口培养出来的年轻人，同时刘鸿儒还大力吸纳海归人才，邀请高西庆、林义相等海外学成归来的专业人士回国投身监管事业。

新生的证监会被外界称作“新派机构”，思想开放、熟悉海外市场，但也免不了新旧观念碰撞带来的摩擦。

证券工作会议

刘鸿儒一方面要求证监会守住监管底线，严格审核企业上市资格，顶住地方政府为本地企业说情打招呼的压力；另一方面又要求机构不能高高在上，不能办成门难进脸难看的衙门。

朱镕基与刘鸿儒二人，一个站在更高层面统筹全局，一个扎根一线直面市场的万千矛盾，改革路上既有共识，也会遭遇现实困境带来的考验。

1994年，A股市场遭遇深度下跌，指数从一千四百多点大幅回落，市场一片哀鸿，各个方面都呼吁出台政策救市。朱镕基把请求救市的报告转给证监会，反复研判之后，刘鸿儒等人提出暂停新股发行、设立市场平准基金等救市举措，上报国务院之后得到批复同意。

政策落地，市场短暂迎来上涨，但利好效应很快消耗殆尽，没能扭转长期低迷的局面。身处一线的刘鸿儒亲眼见证，即便是强力行政干预，也很难完全左右资本市场运行的客观规律。

在处理国债期货这类高风险衍生品的时候，两个人同样面临艰难抉择。面对市场上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一部分人主张直接取缔期货，另一部分认为可以规范发展，刘鸿儒坚持风险可以通过制度管控，不该一禁了之，后续“327事件”的爆发，也印证了早期市场潜藏的巨大隐患。

上交所开业，右二刘鸿儒

那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年代，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刘鸿儒曾经在证监会全体大会上告诫同事，做证券监管，无论股市大涨大跌，都会招来骂声，干这份工作就要做好挨骂的心理准备。即便前路充满非议，他们依然要为后来者铺出一条道路。

回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金融改革，从中央银行制度破土，到证券交易所呱呱坠地，再到证监会艰难起步，刘鸿儒作为一线实操的开拓者，而朱镕基在顶层统筹把控风险，两个人相互配合，在充满质疑的环境下，小心翼翼守护着尚在襁褓的中国资本市场。

很多今天习以为常的制度，在当年每往前迈出一步，都要冲破无数思想束缚，承受巨大的压力。正是这一批改革者的坚守，才让中国资本市场，得以在重重争议之中，一步步站稳脚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