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619年春，辽东抚顺关外，明经略杨镐坐镇沈阳，调集各路兵马，准备分四路进攻赫图阿拉。努尔哈赤面对来势汹汹的明军，没有选择退守，而是把兵力集中到最危险的一点。萨尔浒之战的胜负，早在双方兵力、军心和指挥方式的较量中埋下了伏笔。
这场战争常被概括为“后金以少胜多”。说得顺口，却未必准确。后金取胜是事实，明军惨败也是事实，但双方究竟各有多少兵力，始终存在较大争议。若把不同史料放在一起核对，就会发现，所谓“六万对二十万”，更像是后世为了突出战果而形成的简化说法。
明军兵力首先就很难达到二十万。辽东原有军队分散在城堡、驿站和各处防线，真正能够抽调出关作战的兵员并不充裕。兵部尚书黄嘉善曾指出，辽东镇实际可用兵力有限，朝廷不得不从各地调兵，又征募新军，甚至动员土司兵马。
纸面上的数字很大，真正抵达前线的数量却不断缩水。有的援军没有按期到达，有的士卒畏惧出关，还有一部分人被留在辽东。杨镐在奏疏中提到，实际出塞的主客官军只有七万余人。《三朝辽事实录》所载数字也接近九万，若再计入朝鲜军和叶赫部兵马，总数大体在十万上下。
“二十万”从何而来？一方面，战前报数往往带有夸张成分；另一方面，明军的民夫、守城兵、地方援军，可能被不同口径一并计算。古代军队统计本就不如后世精确，把预定调集数、名册数和实际参战数混在一起，数字自然越传越大。
后金兵力同样不能只看一个数字。许多记载认定其出兵六万，依据主要是牛录数量。按照每牛录三百丁推算，确实可以得到六万左右。但牛录是否全部按足额计算，八旗当时究竟有多少牛录，各种史料并不一致，单凭这一算法，很难下定论。
明朝方面的情报，也留下了另一条线索。辽东巡抚周永春曾奏报，后金军约有八九万人，其中五六万属于八旗精兵，另有二三万人是被裹挟或征发而来的汉人、民夫。杨镐战前估计后金约六万，战后又称“十万之众”，这既说明情报存在误差，也说明明军在战场上见到的后金兵力并不算少。
朝鲜方面的记录也值得参考。朝鲜使臣出使建州后，曾带回后金八旗各有兵力的说法，总数接近十万。姜弘立等人谈及后金骑兵时，也使用过“十万”的概念。朝鲜使臣未必能掌握全部军情，但这些材料与明方部分奏报互相映照，至少说明后金参战兵力达到六万以上，并非没有可能。
更关键的是，努尔哈赤面对的是生死之战。萨尔浒一旦失利，赫图阿拉便可能被攻破，后金各部也会重新陷入分裂。因此，后金不太可能只抽调一部分兵力应战。依照“三丁抽一”的征发办法，再加上归附人口不断增加，战时动员能力远比表面上的八旗名额更强。
有意思的是，明军和后金军的差距，不只在兵数。明军采取四路分进，目标是从不同方向合围后金。计划看上去周密，实际却造成兵力分散，彼此之间难以及时救援。努尔哈赤则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办法，先打最孤立的一路，再迅速转向下一个目标。
萨尔浒方向的明军遭到攻击后，其他各路并没有形成有效配合。杜松所部在萨尔浒败亡，马林所部随后受挫，刘綎一路深入后也陷入重围。明军人数即便不少，也被分割在山地、河谷和营垒之间，无法把总兵力转化为战场上的局部优势。
军心的差别更加明显。明军中有援兵畏惧出关，甚至伏地哀号；后金军内部则有大量部众主动随军，原因固然包括掠夺财物，也说明他们把战争与自身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这样的军队未必更加文明，却往往更能承受高强度作战。
萨尔浒之战的真实面貌，或许不是六万后金击败二十万明军，而是双方实际投入兵力相近，后金凭借集中用兵、熟悉地形和更强的动员能力取得决定性胜利。把它简单说成“少数战胜多数”，反而遮蔽了明军分兵冒进、指挥失误和军心涣散这些真正值得追问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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