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军连长被俘后出狱，韩国开出租车四十载，晚年请求回朝鲜

1954年1月，全罗北道圣水山一带，人民军原炮兵中队长柳基镇在逃亡途中被韩军捕获。此时的他左脚踝伤口久未愈合，身边还有三名女同志。一个多月前，他还躲在山林里喝泥水，如今却被押进了光州战俘营，命运由此转入另一条轨道。

柳基镇1925年出生于咸镜南道新兴郡，家中兄弟姐妹众多。少年时期，他曾进入咸兴农业学院学习，但因无力承担学费和住宿费，只读到大二便退学回乡务农。真正改变他人生方向的，是一位参加过反日活动的堂哥。

这位堂哥曾因政治活动被日本殖民当局关押，出狱后在家乡从事乡村启蒙。柳基镇长期受到他的影响，逐渐接触进步思想。1945年日本投降前后，兴南化肥厂的日本管理人员企图破坏设备后撤离，堂哥组织青年护厂，柳基镇也参与其中。工厂保住后，他被安排进入厂内工作，并加入当地党组织。

1947年，人民军创建工作展开，柳基镇接到征召。那天，他原本准备回家祭奠父亲，却因突然到来的通知改变了行程。临行前，他没有想到，这一走竟与母亲多年不见。直到后来得知母亲在1951年去世，这份遗憾始终压在心头。

参军后，他被送到万浦一带训练，最初学习操作四十五毫米反坦克炮。带领他们训练的，有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兵，也有来自东北抗联系统的干部。经过训练，柳基镇从普通士兵逐步成为基层指挥员。1948年以后，他所在部队被调往三八线附近，长期承担警戒和作战任务。

那段日子并不轻松。山地交通困难，补给不足，部队还要频繁应对来自南方的袭扰。柳基镇后来回忆，部队指挥员崔贤对士兵很爱护，撤退时尤其在意伤亡。有一次，一名军官因拒绝撤退造成士兵牺牲，崔贤愤怒地说：“把我的孩子们还给我！”这类细节，让柳基镇对军队生活留下了复杂而深刻的印象。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柳基镇所在部队从开城方向南下，进入汉城，随后继续向南推进。进攻洛东江防线前，他所在的炮兵部队遭到美军飞机反复轰炸，阵地暴露后，大量火炮被摧毁。柳基镇改用步枪作战，在一次争夺山坡的战斗中被击中左脚踝。

被送到后方时，他才知道，原本约两百人的炮兵中队，只剩下四名幸存者。伤势未愈，战局又发生变化。仁川登陆后，人民军南方部队撤退道路被切断，柳基镇只能跟随地方人员转移。车辆行至淳昌附近时，前方已被韩军控制，他只好躲进山里。

整整一个星期，他靠少量泥水维持生命。脚上的伤口腐烂发臭，饥饿让人难以忍受。后来，他冒险下山，遇到一位独居老人。老人端出白米饭，还托他打听被征入人民军、一直没有消息的孙子。第二天，地方组织把柳基镇接到山中后方基地。由于伤势不能参加行动，他在那里担任文化教员。

战争停战后，南方各地仍有人民军残部和地方游击力量活动。1954年转移途中，柳基镇因人员叛变被捕。刚进战俘营时，他戴着人民军军帽，审问人员曾告诉他：“你的苦难快结束了，今后会回到家乡。”可是十多天后，情况突然改变，他被指认为游击队员，遭到殴打，并被迫接受严厉审查。

1954年12月，柳基镇被转入清州监狱，获刑十五年，后来又转押全州监狱。那里关押着不少拒绝改变态度的人民军人员。1958年，监狱方面强迫他们签署所谓悔过材料，柳基镇也未能幸免。1961年，由于服刑已超过一半，加上政治环境变化，他被提前释放。

出狱后的生活并没有立刻恢复正常。他做过建筑工，也在豆腐厂干活。那是一个对原人民军人员充满怀疑的年代，有人曾找他“谈话”，幸亏工厂老板出面阻拦，他才没有被带走。老板还劝他说：“你得成家，日子才能安稳些。”

1962年，柳基镇与朴宗顺结婚，后来有了三个孩子。夫妻俩经营煤球配送生意，常常忙到深夜。妻子长期劳累，患肺结核后于1971年去世。为了养活家人，柳基镇改开出租车。这一开就是四十年，直到八十多岁、听力明显衰退后才停下。

晚年最难割舍的，是与北方亲人的关系。1999年朝韩恢复金刚山旅游后，柳基镇报名参加，办理手续时见到来自北方的人员，激动地说，这是自己半个世纪以来第一次见到“自己人”。2003年，他又参加离散家属会面，与妹妹柳福顺重逢。

妹妹告诉他，母亲早在1951年1月的轰炸中去世。柳基镇听完后没有接受记者采访。那场迟到了几十年的相见，并没有带来完整的团聚，反而让尘封多年的家庭往事变得更加沉重。

2000年9月，曾被韩国长期关押、拒绝悔过的六十三名人民军战俘获准返回北方，其中三十五人在启程前去世。2001年2月，柳基镇等三十三名原人民军战俘举行记者会，要求成为下一批返回故乡的人。他说：“如果我是韩国公民，就应当为过去的关押道歉；如果我是人民军战士，就应当送我回家。”

这次请求最终没有实现。2019年，柳基镇因胃癌复发，在韩国京畿道高阳市一家疗养院去世，享年九十四岁。那张跨越半岛的归乡车票，他始终没有等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