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欢的两件“生意”

我7岁那年，刘欢来我们的县城里开商演，万人空巷，“大河向东流”成为人人都会传唱的歌曲。

很多年后，刘欢的去世讣告，不是由家属发布，而是对外经贸大学以官方名义发出。这位家喻户晓的歌唱家，歌手只是其一部分的身份，更长的时间里，刘欢是对外经贸大学的《西方音乐史》主讲教授。

这有点能看出，刘欢是一个理想化的人。作为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歌手之一，刘欢本人的商业价值，首屈一指，一般来说，这类名人的商业版图，可以横跨综艺、影视、艺人经纪等众多领域，把个人知名度一点一点变成公司、股权和资产。

但刘欢显然是个异类，他的一生，在商业和投资方面，只做了两件“生意”。

华乐成盟的6%股权

2014年成立的北京华乐成盟音乐有限公司，股东名单里，有一个创始股东，叫卢璐，持股6.25%，是刘欢的妻子。

这件事当时很热闹，因为除了刘欢之外，华乐成盟的11位发起人都是当时已经非常有名的音乐人，比如高晓松、小柯、崔健，还有《我的祖国》词作者乔羽。

11位发起人，每人出资10万元，成立华乐成盟，核心业务是干一件事儿，帮助原创音乐人进行版权管理，商业模式是代理音乐版权维权。

很显然，刘欢、崔健、小柯这些人，并不缺几十块、几百块版权费，在诉讼官司里，也不会处于弱势，显然这家公司，并不是为了自己，他们要解决的是一种行业结构。

彼时中国的音乐版权市场其实相当混乱。一方面，大量词曲作者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歌曲在哪里被使用、使用者有没有付费、钱付给了谁，最后自己又应该拿多少钱；另一方面，一部分企业和平台实际上有意愿合法购买版权，想付钱的时候，却搞不清一首歌的权利究竟在作者、唱片公司、音乐公司还是哪一家代理机构手里。

金培达当时就谈到过这个问题说：“甚至存在买家找不到卖家的情况”。

所以华乐成盟做的其实是一项非常基础的商业服务：先确认一首作品到底是谁的，再梳理授权关系，找到使用方，谈授权、收取版权费，如果发生侵权，再出面维权。小柯当时说，一个音乐人如果连自己的版权在哪里、应该去找谁拿钱都搞不清楚，就可以交给他们来梳理。

确认作品权利 → 梳理授权关系 → 找到使用方 → 谈授权 → 收版权费 → 发现侵权 → 出面维权。

这家公司成立的初衷，就是把原本单打独斗的音乐人组织起来。

按照当时的新闻，成立仅5个月，华乐成盟就已经代理了上千首词曲作品；发布公开信一个月左右，又有80多位音乐人主动联系，同时开始有传播平台反过来找他们，希望进行正版音乐合作。

华乐成盟有3场官司最有名，也是这三场官司，打出了这家公司的骨气。

2016年6月22日，“董明珠自媒体”发布了一篇推广大松IH电饭煲的文章，直接用了《因为爱情》的旋律，又把原来的歌词重新改成了电饭煲广告词，文章最后还放了一段1分多钟的“饭煲版”歌曲。作者、华乐成盟发起人小柯看到以后非常生气，很快在微博公开质疑侵权，随后华乐成盟也以版权代理机构身份发出公开信。

交涉无果后，小柯和华乐成盟一起成为原告，把格力电器、喜马明珠和董明珠告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要求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并索赔经济损失、精神损害和维权费用合计60.35万元。从后续的天眼查案件信息中，可以看出法院实际支持了11.3万元。

还有两起是与《中国好声音》栏目的争锋，刘欢曾是《中国好声音》的评委，但在版权这件事情上，两边站在了对立面。坊间因此传言刘欢与好声音闹掰，但实际上，在商言商，在唱言唱。

《寂寞是因为思念谁》是沈庆作词、逯学军作曲的老歌，2014年《中国好声音》第三季里，帕尔哈提唱过一次；到了2015年的第四季，后来夺冠的张磊又唱了一次，两年用了两次，还夺了冠，都没有获得授权。词曲作者将相关权利委托给华乐成盟以后，由华乐成盟直接作为诉讼主体起诉节目制作方灿星，法院最后支持了13.4万元的诉讼请求。

和《寂寞是因为思念谁》一样，《说，你爱我》也是《中国好声音》第三季里的作品，由Robynn & Kendy、苹果园等选手演唱，后来还被列为当季的“年度金曲”之一，但词作者孙维君认为，节目并没有取得她对歌词作品的授权。这个案件中，华乐成盟帮助孙维君进行了维权诉讼。

华乐成盟不是一家单纯替别人打官司的公司，它更像音乐人的版权代理人。音乐人愿意把权利交出来，公司就代表他去谈；音乐人自己维权，公司也可以在背后提供支持；需要的时候，创作者和公司还可以一起上法庭。维权本身只是最后的一步，真正想建立的是一套让普通音乐人能够和平台、电视台、商业公司平等打交道的机制。

但音乐版权显然不是一门很好做的生意。律师费、调查和取证都需要成本，一场官司耗费几个月甚至几年，最后获得的赔偿却可能只有几千、几万元。小柯当时就说，很多版权案件“付出和收入不成正比”，甚至律师都不太愿意接。

但同时，他还有一句话，“哪怕只有几百或者几十元，这也是你应该拿的。”

我觉得这一句比讲它代理多少版权都重要。

很多时候，我们会把一个音乐人的“纯粹”理解成不谈钱，好像一谈商业，艺术便俗了。但音乐人也得生活下去。这是刘欢第一次试着用钱，去解决原创音乐的问题，10万元的投资不多，本身更像是一种态度，一次初尝试。

原创基金会的2000万投入

2019年，刘欢以个人名义捐资2000万元，与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芒果V基金共同发起“刘欢原创音乐专项公益金”，刘欢在每年的1月11日拿出100万元，资助一位年轻的华语原创唱作人，用于原创音乐的创作和制作。

如果说华乐成盟解决的是作品已经创造出来以后，音乐人怎么拿到钱，那么这笔公益金解决的，就是一个年轻音乐人还没有条件把作品做出来的时候，谁先给他钱。

对于已经成功的音乐人来说，做一张专辑或许只是一项工作；但对一个还没有成名的年轻人来说，事情完全不是这样。录音棚要钱，编曲、乐手、混音要钱，设备要钱，房租和吃饭同样要钱，很多人甚至没有等到市场证明自己的音乐到底好不好，就已经先在漫长的无收入阶段里耗光了热情。

刘欢给出的办法非常简单：先给他100万。

给100万的规则也很有意思，作为出资人，刘欢褫夺了自己的决定权。

2020年，他写了一封《给未知名年轻音乐人的一封公开信》，首先规定，自己没有推荐资格，年轻音乐人首先要经过业内推荐人的寻找和推荐，背靠背评审投票，最终选出3人，刘欢本人只能在3人中选。他自己解释，最后衡量的两个重要标准，是音乐人的“资金需求度”和作品的“独特价值”。

谁出钱，谁做决定，本来是再正常不过的商业规则，但刘欢自己先把这个权力拿掉了一部分。他并不想拿着100万元在市场上寻找最有把握成功的项目，而是希望找到那个真正需要这笔钱、同时又在做一些不太一样的音乐的人。

钱给出去之后，规则更加奇怪。

一家成熟的娱乐公司，标准操作应该是什么？我投资孵化一个艺人，那么经纪公司可能拿走艺人约、唱片约、版权、发行权、商业分成，或者未来收益权。

但刘欢都没要，包括版权，都没要，只是要求获资助制作出的优质作品公开发行时，注明公益金提供了资金支持。

刘欢写了一句话，“最好的回报就是你的原创音乐作品，你对音乐的热爱，以及你的快乐。”

到2026年，这个公益金已经连续运行7届。7位年轻音乐人在资助期间完成了61首原创歌曲，其中37首已经公开发表。除了获得资助的音乐人，还有共有85位（组）音乐人、285首原创作品进入过公益金候选范围，基金会的意义，在于形成了一个持续寻找年轻创作者的筛选网络。

刘欢大概是有资格做这件事的。早在2012年，他就已经可以很轻松地说出，一期《中国好声音》的劳务费还不如自己一场商演；几十年职业生涯留下来的音乐版权，也是一笔能够持续产生价值的资产。对于他来说，到了职业生涯后半段，钱已经不再只是解决生活的问题，而是给了他一种更稀缺的东西：选择自己愿意做什么的自由。

这可能也是这两件“生意”最特别的地方。刘欢从来不是不懂商业，相反，他非常清楚钱在一个行业里意味着什么。创作者已经付出了劳动，就应该想办法让他挣到钱；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人暂时没有钱继续创作，那就先给他一笔钱。只是钱最后应该放在哪里，刘欢似乎一直分得很清楚。

9月25日，刘欢在上海病逝。

但是，新一届公益金启动其实只剩不到一个月。基金会还要不要继续往下办，接下来的钱谁来出，最终投资的音乐人谁来选？

刘欢已经提前做好了安排，以后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继续监管，芒果V基金继续负责寻找、推荐、听审和评选，妻子卢璐继续参与运营、管理和监督；原来由刘欢完成的“最后一票”，改由推荐人共同投票完成。基金名称、资助方向、年龄条件、匿名听审、一年一届等核心规则不变。

刘欢活着，所以每年给一个人100万。刘欢不在了，这100万仍然会在明年1月11日交到某个年轻音乐人手里。

芒果V基金最后说：

一切都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