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德会 | 读唐佳红《“非制”的王言——明代中旨的政治文化考察》

中旨，又称内旨、内批、内降、内传、中降等，是指皇帝不经一定行政程序径自下达的诏令。秦代及西汉时期，皇帝下旨原本无须经过复杂程序，言行法随。其后所受限制渐多。东汉诏令通常须经尚书台起草，东晋门下省获得了审署诏令的权力（祝总斌）。降至唐宋，限制皇权独断专行的一系列程序逐渐发展完善（姚大力）。皇帝绕开程序的旨意即便仍可执行，却会遭到舆论的强烈抵制，斥为墨敕斜封。“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刘祎之）然而这些程序在元代遭到破坏，皇帝从此在制度上获得了独断专行的合法权力（姚大力）。明承元制，加之“废相”，皇帝更加独断万几，“每断大事、决大疑，臣下惟面奏取旨”（黄佐《翰林记》）。固然，明初大政每经“会议”，对于皇帝诏令臣下亦可“覆奏”，宣德正统之后更发展出皇帝诏令先经内阁票拟、后经六科抄发之制。但这些程序从制度上说是对皇帝决策的辅佐而非制约，皇帝完全可以合法地绕开所有程序，直接通过宦官“传奉”圣旨。从这个意义上说，明代中旨已不再具有唐宋时期那种“非法”“非制”的意味。然而大约自成化朝以降，士大夫基于不同政治诉求，在政治话语中试图将中旨（某一类型）建构为“非制”。唐佳红《“非制”的王言——明代中旨的政治文化考察》是近年来研究这一问题的佳作。

唐文第一部分首先剖析明代中旨的实质内涵。既有观点一般认为，凡是不经内阁票拟、六科驳正的诏令即为中旨。唐氏经过细致梳理后指出，明人语境中的中旨并不必然如此。中旨在明人话语中是一个动态、笼统的概念，实质上有内外两层意涵，一是皇帝的真实意旨，就此而言明人不仅没有否认中旨的合法性，反而承认其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二是未经内阁票拟、六科封驳乃至外廷会议等一系列“公共程序的承认”的诏令（从后文论述来看，明人通常将这种中旨视为宦官、内阁的“中假”，所谓“中旨非中旨”）。对此明人往往暗示中旨“非制”。这两种意涵的中旨在后文是混用的，如能注明更好。为便于表述，以下称为第一层意涵、第二层意涵。

唐文第二部分进一步剖析中旨与阁票的相互关系。以往学者大多将阁票（经内阁票拟的诏令）视为中旨的对立面，认为其具有更强的政治合法性。唐文指出，不可否认外廷士大夫基于反对宦官干政的目的往往选择支持阁票，但这种支持并非绝对。原因在于，明代内阁始终具有内廷、外廷双重属性。相对宦官是外廷，相对六部九卿等又是内廷。某些（按：可以说是大多数）阁臣为保权位，或被迫或主动与宦官交接。这时的阁票自然不会得到外廷的认可。随着晚明监、阁的“合作成为惯例”，部分外廷士大夫“转而维护中旨的权威性与纯粹性，强调其既不经宦官攀求、也不受权臣意志左右的‘王言’”。中旨（前揭第一层意涵上的中旨）的合法性反而超越了阁票。

唐文第三部分从“法祖”与“法后王”的层面论述明人以中旨为为中心展开的政争。晚明支持阁票的士大夫往往将内阁票拟诏令称为“祖制”，由此暗示中旨“非制”。唐文指出，明初“面奏取旨”才是真正的“祖制”，至于票拟其实是“后王”之制。在明后期的政治实践中，中旨越来越成为明人针对内阁权势政治博弈而使用的一种话语工具。这与宋人对“祖宗家法”的运用若合符节（邓小南）。

结语部分唐文给出的结论是：明代自成化朝以降，“天子不见群臣”，君臣隔绝，一切政务通过“票拟—批答”进行处理，决策的不透明使得士大夫常有大权旁落之感。唐文将这种情况下形成的诏令决策机制称为“中旨体制”，亦即所有诏令，无论是否经过内阁票拟，均有可能被视为中旨。这是第二层意涵上的中旨。士大夫肯定第一层意涵上的中旨，渴望回归明初“面奏取旨”，从而“实现君臣一体的政治理想”。总之，士大夫并不反对君主专制，他们不能容忍的是宦官或阁臣假借皇权。

两点感想：

第一，在明人政治舆论中，中旨经历了一个从“制”到“非制”的变化，而内阁票拟、六科封还诏令则由“非制”转为“制”。大有反客为主之势，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政治实践。然而有明一代，票拟、封还诏令从未进入国家法典中，两部《大明会典》均不载其事。票拟是皇帝私人授权，封还诏令则是给事中以驳正章奏的形式暗中行使（李小波）。这有力地印证了诺斯有关制度组成部分的观点：正式规则、非正式约束、执行机制。

第二，关于“有明中叶天子不见群臣”（赵翼）。方志远指出，明代皇权行使主要体现在制礼、祀天、视朝、面议、批答等五方面。排除制礼、祀天这两项礼仪活动，与中枢决策有关的是后三项。正统朝以降，视朝渐成礼仪性质活动，与中枢决策有关者只有面议、批答两项。综合王天有、方志远、陈旭等人研究，可知成化以降诸帝对于视朝还是相当积极的，批答大权亦绝少轻假于人。如此，所谓“天子不见群臣”，实际上就是不与大臣面议。关于这一点，传统解释是明代皇帝怠政。当代学者进而提出，内阁给了明帝怠政却仍能使朝政正常运行的客观条件。该观点是否准确？可以分两层来剖析。其一，明帝主观上怠政吗？并非如此。明后期多数皇帝积极参与与实际决策无关却烦琐痛苦的早朝（以及经筵），而对于与实际决策有关且相对轻松的面议却极力抗拒，这显然不能单纯用怠政加以解释。其二，明后期以“内阁票拟—司礼监批红”为核心的中枢决策机制可以完全取代君臣面议吗？无论从决策效率还是决策质量上来看皆非如此。在这套烦琐的流程中，姑且完全不论是否存在宦官或内阁“中假”（实际上是无法避免的）的情况。即便完全杜绝，浪费时间、交流不畅带来的信息流失也是绝无可能避免的。包括阁臣在内，士大夫频频历陈君臣不面议的巨大危害。问题是：为何明知如此，主观上并不怠政、个性迥异的历任明帝（除崇祯帝外）仍然强烈抗拒面议（甚至明人盛赞的孝宗亦是如此）？明人（包括许多阁臣）反复历陈希望恢复君臣面议，如此才能真正确保皇帝“乾纲独断”，权不下移。这种话语是完全真实的吗？他们真的渴望回到明初那种皇帝“乾纲独断”、群臣不敢稍加置喙的状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