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近日，湖南常宁市以进一步密切联系群众名义，公开全市132名党政领导的手机号码，并提示若因会议等公务活动导致接听不便，可采用短信方式沟通。不久前，新疆哈巴河县也集中公开了202名领导干部手机号码，旨在“主动贴近群众、点对点服务群众”。对于两地做法，网上大部分人拍手叫好，也有人认为是作秀。
公开党政领导手机号码，有助于拆解沟通壁垒，提升响应效率，是基层治理的有益探索，值得肯定。现实中，群众和企业难免碰上急难愁盼之事，有时找不到相应的负责部门，有时找到了部门却苦于办事效率低下，甚至有时会遇到故意推诿、刁难的情况。这种时候，能够“直通领导”反映诉求，不仅大概率能加速问题解决，还能对群众形成一种心理抚慰，融洽干群关系。
但这种做法也可能产生副作用。最直接的是，可能导致大量本可通过正常程序办理的普通诉求，纷纷涌向部门负责人或党政主要领导。那样不仅会占用领导干部大量时间和精力，干扰其主抓全面工作的核心职责，还可能助长基层职能部门的惰性——“等领导批示才办事”。久而久之，势必削弱常规渠道的效能和权威，扰乱正常的治理秩序。
同时，这会导致公私边界混淆，于公于私都不利。公开私人手机号码，可能使得领导干部的私人生活与公共职务彻底混合。他们可能在休息时间随时接到非紧急，甚至非工作相关的电话，这不仅会影响其休息和健康，还可能干扰其家庭生活，进而影响工作状态。公职人员也是普通公民，其合理休息权和私人空间应得到尊重。
近年来，为了提高对群众诉求的响应效率，各地各部门主动作为。除了公布电话号码、电子邮箱，进驻社交媒体平台，各地基本都开通了12345政务热线，可以统一接收群众意见建议，再分发给相应职能部门处理。12345就相当于市长热线，但它是一个团队分工协作的治理机制，效率显然比市长单打独斗高得多。况且，任何一个城市的书记、市长都公务繁多，随时接听群众来电或查看短信本来就不现实。因此，在开通政务热线的情况下，还鼓励有事拨打领导私人电话，实属多此一举，被指责为作秀也不奇怪。
其实，公开领导私人号码并非新鲜事，四川青神县早在1998年就在全国“首吃螃蟹”。云南昆明、江苏南京、安徽亳州、湖北利川等多地也有过类似尝试。遗憾的是，这些尝试大多“高开低走”，很少形成制度化举措。实践证明，因为面临多种困难，“直通领导”很难坚持下去。而一旦执行力度减弱，比如出现电话难打通，或者解决问题不力的情况，群众就可能产生被欺骗愚弄的感觉，反而损害政府公信力。
更重要的是，这种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重“人治”轻“法治”的思维倾向，与建设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目标不符。政府高调亮出“有事找领导”的牌子，初衷固然是提高服务群众的效率，但不可避免地会形成“常规渠道不靠谱”的暗示效果。领导干预解决个案问题，虽然效率高，但是以牺牲规则和程序正义为代价，长此以往难免强化群众“办事要托关系”的错误认知，弱化对法治、规则的信仰。
现代治理公认的合理方式是依法依规办事，即“法治”；而不是靠掌权者的个人权威和偏好，即“人治”。前者的治理效果不因领导的更替、个人的勤惰区别而不同，老百姓对政府的预期是稳定可循的。后者则在领导更替、个人注意力转移时，往往无以为继——这也是过去不少地方公开领导电话，最终虎头蛇尾的共同原因。
真正的改革方向，不是让“领导直通车”更好搭乘，而是让常规办事途径变得足够好走。要压实职能部门权责，完善政务热线、信访窗口等制度化通道，理顺诉求受理、分流、督办、反馈的闭环机制。做到这些，各治理环节应能正常运转起来，老百姓也就不必一遇到事情就“找领导”。
让老百姓安心的地方，不该需要“存领导号码”。领导号码应作为极少数特殊情况下的补充救济渠道，而不是经常性选项。做领导无疑需要有魄力、能担当，为群众利益敢于拍胸脯、啃硬骨头，但切忌陷入扮演“青天大老爷”的人治思维，忘了法治原则和追求。现代治理不需要“青天大老爷”，要的是依法依规办事。如果常宁、哈巴河领导们的手机从不因群众求助而响起，那才是当地的幸事。
（作者系第一财经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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