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我是小脉。
今年9月,一座仍处在战争阴影下的乌克兰小城,再一次突然变得人山人海。这个地方叫乌曼。
2026年犹太新年前后,大批哈西德派犹太教徒从以色列以及欧美等地来到这里。乌克兰媒体最初公布的数据是约4.5万人,随后有报道称人数已经超过5万。
对于一座本身人口并不算多的城市来说,这个规模相当惊人。更特殊的是,现在的乌克兰并不是正常状态。
战争仍在继续,防空警报、征兵、伤亡和人口外流,早已成为许多乌克兰家庭生活的一部分。
在这种背景下,几万名以男性为主的外国朝圣者突然来到乌曼,唱歌、跳舞、聚会,自然很容易与当地居民的战争体验发生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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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今年乌曼的犹太新年,再次成为舆论场上的火药桶。但想弄清这件事,首先得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人非得冒着战争风险来乌曼?
原因其实已经有200多年历史。乌曼埋葬着布雷斯洛夫哈西德派的重要精神领袖拉比纳赫曼。按照这一教派的传统,每逢犹太新年,大批信徒会来到他的墓地祈祷。
哈西德主义本身强调通过喜悦、歌唱和舞蹈表达宗教热情,所以外人看到的大规模唱歌跳舞,对很多信徒而言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开派对”,而是宗教活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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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乌曼朝圣延续多年的核心原因。问题在于,宗教传统是一回事,数万人集中涌入一座城市之后产生的现实摩擦,又是另一回事。早在俄乌战争全面爆发之前,乌曼朝圣就曾多次发生争议。
2016年,以色列和犹太媒体就报道过部分前往乌曼的乘客在航班和机场内吵闹,有人甚至擅自使用基辅机场广播系统播放哈西德音乐。
当时还有报道称,一些空乘人员不愿执飞相关航班,原因正是担心遭遇失控乘客。乌曼当地长期存在的另一个矛盾,是噪音、垃圾、酒精、毒品和治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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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说明的是,这些问题涉及的是部分朝圣者和游客,不能简单扩大成“所有哈西德派”或者“所有犹太人”。
学术研究记录过乌曼居民对于酗酒、毒品、垃圾以及街头秩序问题的不满,也记录了另一种焦虑:随着越来越多外国投资者购买当地公寓、酒店和商业地产,一些居民产生了“自己的社区正在被外来者占据”的感觉。
2017年的报道也提到,随着朝圣规模扩大,围绕住宿、出租车、餐饮乃至色情服务形成了一整套商业链条。但网上还有一种经常出现的说法,需要特别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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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乌克兰执法部门确实曾在敖德萨抓获4名以色列公民,并查获约120公斤可卡因。乌克兰内政部门和以色列媒体都有报道。
这起案件发生在敖德萨,涉及的是国际毒品走私案。目前没有可靠证据能够证明这120公斤可卡因与乌曼犹太新年朝圣活动存在直接联系。
把这件案子直接说成“乌曼朝圣者集体吸毒”的证据,显然是把两件事情强行拼到了一起。真正让今年的争议变得更加复杂的,是战争和兵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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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正在大规模动员,而以色列国内也正因为极端正统派犹太男性的兵役问题陷入激烈政治争论。
对于乌克兰人而言,这种画面又多了一层刺激:自己的国家正在征兵,自己的士兵正在前线作战,而几万名外国男性来到乌克兰参加大型宗教活动。
两种社会情绪叠加在一起,矛盾很容易被放大。今年乌曼也确实加强了治安管理。公开资料显示,17名以色列警察来到乌曼,与乌克兰警方共同维持朝圣区域秩序;乌克兰警察、国民警卫队、紧急情况部门、边防和移民部门也参与了安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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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把这件事描述成“乌克兰政府把治安交给以色列警察”并不准确。更准确的说法是:面对数万名以色列游客形成的大型跨国宗教活动,以色列警方派员协助乌克兰警方工作,而主要执法权仍然属于乌克兰方面。
至于网络上流传越来越广的另一种说法——“乌克兰会不会成为犹太人的第二个应许之地?”目前没有可靠证据支持这种结论。
确实有以色列人长期在乌曼经营酒店、餐厅、公寓,也形成了一个规模不大的常住犹太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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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外国人在当地做生意、购买房地产或者形成宗教社区,与一个国家准备把领土变成所谓“第二个以色列”,完全是两个不同概念。
最容易被拿来证明这一说法的,是泽连斯基2022年那句著名的“大以色列”。当年泽连斯基确实公开说过,战后的乌克兰可能会成为“一个有自己特色的大以色列”。
但结合他的完整讲话,意思并不是要让乌克兰成为犹太国家,更不是在讨论领土扩张。他紧接着谈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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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乌克兰可能长期处在高安全压力之下,军人和国民警卫队会经常出现在超市、电影院等公共场所,整个社会都必须保持高度安全意识。
也就是说,他所说的“以色列模式”,指的是一种全民安全和长期军事警戒状态。当时包括JTA、《耶路撒冷邮报》等媒体都是这样报道和解释的。
把这句话进一步解释成“泽连斯基准备把乌克兰变成犹太人的应许之地”,目前没有事实依据。其实乌曼真正值得关注的地方,恰恰不是这些宏大的阴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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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更像一个被战争突然放大的社会矛盾样本。一边是延续200多年的宗教传统,以及每年数万人的跨国朝圣;
另一边,是一个承受战争、征兵、人口流失和经济压力的当地社会。朝圣能给乌曼带来住宿、餐饮、交通和商业收入,也必然带来垃圾、噪音、治安和公共资源压力。
绝大多数朝圣者是来祈祷的,但数万人里只要有少数人酗酒、吸毒、打架、嫖娼或者破坏公共秩序,造成的社会观感都会非常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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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和平年代尚且存在的矛盾,到了战争年代,只会变得更加敏感。所以今天乌曼真正的问题,并不是“犹太人是不是准备占领乌克兰”。
而是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当数万人的宗教自由、商业利益和传统习俗,遇上一座正在战争中承受巨大压力的城市,边界到底应该划在哪里?
朝圣可以继续,宗教传统值得尊重。但任何宗教身份,都不能成为违反当地法律、扰乱居民生活的豁免证。反过来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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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一座城市有没有能力在宗教自由、公共秩序、战争安全和当地居民权益之间,找到一个所有人都必须遵守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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