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扇究竟是谁发明的？团扇芭蕉扇为何退出书画主流

夏天逛博物馆，看到展柜里一把明代泥金折扇，扇面上文徵明的山水小景精致得让人屏息。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件被文人视作“怀袖雅物”的扇子，它的原型其实来自东瀛。

聚头折扇究竟诞生于日本还是朝鲜？又为何在中国盛行千年的团扇、芭蕉扇，会在后世慢慢让出主流地位？厘清这段器物与文化变迁，也能辅助我们理解唐宋到明清，书法诗文载体的更替逻辑。
一、团扇与芭蕉扇：中国本土的扇类传统
在中国，最早的扇子体系包含团扇与芭蕉扇两类，二者都是本土古扇，但形制不同：团扇为圆形，芭蕉扇为阔大的长方形或倒梯形。
不过，有些人把圆形的蒲扇也叫芭蕉扇，这就不太合理，但是，属于民间习惯命名，我们不要把二者混为一谈。

从考古发现来看，商周时期已有用雉羽、竹篾制作的仪仗扇，用以区分尊卑、彰显威仪。西周形成严格的礼仪制度，天子八扇、诸侯六扇，奠定后世仪仗扇礼制的基础。这一时期的扇子主要用于遮阳、挡风、隔沙，并非用来纳凉。
到了汉代，团扇逐渐走入日常生活。班婕妤《怨歌行》写道：
新裂齐纨素，鲜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
诗句既是自伤身世，也留下了汉代团扇的样貌记录。团扇以丝绢制成，扇面为圆形或近圆形，中间贯柄，辅以彩绘刺绣，常为女子手中之物。诗中“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也说明小型团扇在汉代确实可以收进袖中。但这恰恰引出两点：其一，汉代这类团扇形制偏小；其二，汉代服饰为交领右衽的宽袖，袖筒宽大如囊、袖口收窄，天然适合收纳小件器物。马王堆汉墓出土素纱单衣，袖口宽达27厘米，足以容纳一柄团扇。
芭蕉扇则不同。它是团扇外的另一种形状，它的扇面开阔，呈长方形或倒梯形，形似芭蕉叶，因此得名。芭蕉扇多以竹骨为框、绢帛为面，也有用蒲葵叶直接编制的圆形团扇，也叫芭蕉扇。

唐代绘画《步辇图》中，唐太宗身后宫女所持的长柄扇，扇面即为芭蕉扇型，属于仪仗障扇；五代《韩熙载夜宴图》中，韩熙载本人手中握持的，也是芭蕉扇型的扇子。两幅画中的扇子，都呈长方形扇面，是中国特有的扇子形式。

需要区分的是，芭蕉扇并非只有一种材质。以羽毛制作的宫廷礼仪扇，多为芭蕉扇形状。竹骨绢面制作的，属于精致的高级文人雅士的芭蕉扇；以蒲葵叶编制的，则是民间日用的蒲扇。王羲之为老妪题六角竹扇的故事，扇面呈六角形，属于团扇系统，说明当时已有形制规整、可供题写的民间精致扇具了。
唐宋时期，团扇不分男女，文人官员、闺阁仕女皆可使用。文人常在绢扇上题诗作画，小小的扇子由此变成可随身携带的移动画册。王羲之题扇的典故、宋代院画大量留存的团扇小品，都印证团扇已是重要的书画创作载体。宋徽宗尤其喜爱团扇，常在团扇上题诗作画。
宋代是团扇书画的鼎盛阶段。宋徽宗赵佶《草书七言诗纨扇》，是现存最早的书法纨扇页，绢本，纵28.4厘米、横28.4厘米，现藏上海博物馆。释文：“掠水燕翎寒自转，堕泥花片湿相重”，落“天下一人”花押。

宋徽宗存世草书仅有两件，一件是辽宁省博物馆《草书千字文》长卷，另一件便是这方小小的团扇。帝王将珍贵的草书笔墨留在团扇之上，足以说明宋代团扇早已不只是纳凉用具，而是被郑重对待的书画载体。北宋邓椿《画继》记载，政和年间宋徽宗每绘扇，“六宫诸邸，竞皆临仿一样，或至数百本”，足见团扇书画在宫廷风靡一时。
团扇书画能在宋代攀上高峰，不仅得益于帝王提倡，也因为绢本团扇形制小巧、质地细腻，天然适配小幅书画创作。马远、夏圭、林椿等宋代院画家，都曾在团扇上留下精妙的花鸟、山水小品。
二、折扇的源头：日本首创，朝鲜传播
学界主流观点认为，聚头折扇成熟形制诞生于日本平安时代；据说因受蝙蝠翅膀而发明。朝鲜也流行折扇，甚至首先入贡中国，但并非朝鲜首先发明折扇。
日本早期折叠扇为桧扇，以桧木薄片串联而成，是奈良、平安公卿的宫廷礼仪用具。后改良扇骨，在骨架上糊纸，诞生纸本蝙蝠扇，也就是后世所说的聚头折扇。《西宫记》记载，平安初期，每至夏季，宫廷贵族会赐予侍臣折扇，折扇成为宫中侍臣常备器物。

日本平安时代对应中国北宋扇面画
北宋《宋史·日本传》记载，公元988年，日本僧人奝然遣弟子入宋进贡，贡品清单包含桧扇二十枚、蝙蝠扇二枚。这是中国正史中折扇最早的实物记录。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明确记载，高丽使者带来的折扇，“谓之倭扇，本出于倭国”。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也记录，高丽人自述，这类精致彩绘折扇本国不能自制，源自日本。
可是也有“折扇源自朝鲜”的说法，又是从何而来呢？这就要追溯到明代《贤奕编》这本书的记载了。
明永乐年间朝鲜向大明进贡撒扇，明成祖喜爱其收卷便携，下令国内工匠依样仿制。后人断章取义，将“朝鲜进贡”误当作“朝鲜发明”。进贡只是传播环节，不等于器物原创。

朝鲜扇面时代对应中国晚清，团扇仿中国扇子
这里需要区分：平安日本虽首创折扇，但早期多用于宫廷仪式、贵族赠答，扇面多题写简短和歌，并非后世那种题写长篇汉诗、书画合璧的文人雅扇。此时折扇只是小众贵族信物，尚未和文人书法深度结合。
折扇传入中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只是稀罕异物，没有普及。直到明代，折扇才在中国大规模流行；而折扇作为文人书画载体的成熟形态，要到明代中后期才真正成型。

三、团扇与芭蕉扇的衰落：从文人舞台到闺阁工艺
团扇、芭蕉扇的衰落，并非骤然消亡，而是退出男性文人主流创作体系，逐步退守闺阁，转变为装饰工艺品。
最根本原因，是折扇拥有团扇、芭蕉扇无法比拟的优势：可收拢、便随身、适于即时展示。团扇扇面固定、带有长柄，不能折叠，体积偏大；芭蕉扇扇面呈阔大长方形，体量更大，二者都不便文人外出游幕、雅集随身携带。折扇收拢仅窄窄一条，能够藏于袖内；展开便是一方书画舞台，正反两面皆可挥毫作画、题写诗文。文人相逢，当场展扇题诗、互相赠答，折扇如同一件随身的微型题壁，完美匹配明代士大夫流动社交的需求。
其次，社会审美慢慢形成约定俗成的区分。唐宋时代不分男女，皆可用团扇、芭蕉扇；明代中后期风尚转变，折扇成为男性文人、官吏的标志性雅玩，团扇则被赋予闺阁意象，主流上成为女性器物。当然这只是社会风尚，并非硬性禁令，仍存在少量例外。芭蕉扇则更多停留在日用器物层面，极少作为文人书画载体。
材料成本同样是重要因素：团扇、芭蕉扇多用昂贵绫罗绢料，造价高；折扇以皮纸、竹骨为主，便于江南地区规模化量产，进一步推动折扇普及。

明代服饰形制改变，袖型收窄，曾经可以纳入宽袖的团扇，再也难以“出入君怀袖”。器物与服饰之间的适配关系一旦断裂，团扇从文人主流舞台退场，便成为大势所趋。
四、器物变迁背后的文化逻辑
这套器物变迁，和我们前面讨论的题壁、楹联文化可以相互印证。
唐代，文人公共书写依靠粉壁题咏，流行扇具是团扇与芭蕉扇，既没有廊柱悬挂的成对木楹联，也不存在文人书画折扇。宋代团扇书画达到艺术高峰，折扇只是难得一见的海外贡品。
明代永乐朝，借着朝鲜进贡的契机，折扇开始在中国本土大量仿制；明中后期，折扇书画与廊柱楹联同步走向兴盛，团扇则从文人社交舞台退场。沈周、文徵明、唐寅等吴门画派大家，都留下大量扇面名作。
明末隐元禅师东渡日本，带去整套明代禅宗文化，包含书法、绘画、建筑审美。日本黄檗宗寺院里的匾额、楹联、书画，大量吸收明清文人审美范式。折扇本身虽是日本原生器物，但在扇面上题写长篇汉诗的文人书画范式，经由隐元师徒传入日本，深刻影响江户时代日本文人的扇面创作。
唐招提寺代表的唐代寺院体系，仅有匾额、碑刻、粉壁题咏，没有明代式楹联与文人书画折扇。这恰好证明：楹联、书画折扇，都是明代成型的文化产物，在唐代中日文化体系中并不存在。

郭沫若书写的自题诗扇面书法作品
五、结语
团扇与芭蕉扇并未彻底消亡，清代宫廷、仕女依旧使用制作精美的团扇，芭蕉扇也作为传统扇式延续下来。只是团扇不再是文人书法诗歌创作的主流载体。器物的兴衰，从来不止是材料与形制的竞争，更是书写场景、社交方式与时代审美变迁的结果。
一把折扇，从平安京的桧木薄片，到汴京的贡品清单，再到苏州扇庄的泥金扇面，最后又随隐元禅师回流至江户时代的日本。器物辗转流转，文明之间的对话从未停歇。
团扇、芭蕉扇是中国本土原生的扇类；折扇为日本首创，在中国发展成熟为书画载体。二者各有历史贡献，并非简单的新旧替代。折扇原型虽起源日本，但成熟的扇面书画艺术，在中国完成定型与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