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9月，广州梅花村旧宅附近，蒋介石准备赴李宗仁设下的宴席。街道上的气氛，却不像赴宴，反而更接近一次戒备森严的军事行动。
当时的广州，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主力损失惨重。蒋介石虽在1949年1月宣布下野，实际仍通过党内会议、嫡系将领和亲信幕僚影响政局。
李宗仁接任代总统后，名义上掌握国家权力，手中却缺少足够的军队、财政和行政支持。桂系与蒋介石积怨多年，两人同处一室时，往往相对无言。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担心局面继续僵化，便劝李宗仁设宴，请蒋介石前来叙谈。
这顿饭的用意，并不复杂。没有正式会议的拘束，也没有公开争论的难堪，大家坐在一起，至少可以维持表面上的合作。李宗仁接受了建议，但心里并没有多少把握。蒋介石是否愿意出席，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出人意料的是，蒋介石答应了。
李宗仁在迎宾馆安排宴席，只带了两名随从，其他出席者也多为军政人员，场面尽量收拾得平常一些。蒋介石抵达时，情形却完全不同。便衣人员提前布置，沿途加强警戒，卫士封锁宴会地点，连周边街道也显得格外紧张。
有意思的是，真正让李宗仁难堪的，还不是街上的岗哨。
宴席开始后，李宗仁发现蒋经国没有入席，便问是否要派人通知。蒋介石摆了摆手，只说：“不用叫他。”这句话听起来平淡，背后却另有安排。
蒋经国当时负责蒋介石身边的安全事务。他没有坐在父亲身边，而是带人留在后厨，对即将端上桌的菜肴逐一查看。按照李宗仁晚年的回忆，蒋经国甚至亲自检查菜品，确认没有异常后，才让侍从送出。
李宗仁事后得知此事，十分恼火。在他看来，自己以代总统身份设宴，已经尽量表示善意，蒋介石却把这场饭局当成了可能设有陷阱的场合。多年后，他仍认为蒋介石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这份戒心并非凭空出现。蒋介石早年就在复杂的派系斗争中崛起。1924年廖仲恺遇刺后，他借调查案件扩大自身影响，并逐步压制胡汉民、许崇智等人。1926年的中山舰事件和1927年的清党，则使他进一步掌握国民党军政核心。
此后，蒋介石又经历北伐、蒋桂战争、中原大战等多次权力较量。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既可能成为合作对象，也可能转为竞争对手。长期处于这种环境中，防备、试探和提前布置，几乎成了他的政治习惯。
但习惯也会反过来困住人。到了1949年，蒋介石身边仍有警卫，却已经失去大部分可以调动的力量。李宗仁虽然没有真正的军政资源，仍是名义上的最高负责人；双方都知道，彼此合作只是权宜之计。
张发奎曾建议李宗仁扣留蒋介石，甚至提出仿效西安事变的做法。李宗仁没有同意。他清楚，蒋介石已经把部分主力和资金转移，扣人并不能解决兵源、粮饷和战局问题。为了个人恩怨采取行动，只会让本已混乱的局面更加失控。
这也是李宗仁与蒋介石不同的地方。他未必没有怨气，却不愿把政治决定变成私人报复。宴席上的不快，他当场没有发作，多少也是因为明白：此时翻脸，既不能改变战局，也无法为自己增加筹码。
宴席之后，李宗仁还曾与蒋介石面谈，直指东北战事失败、徐蚌会战失利、金圆券政策造成的经济恐慌，以及特务统治带来的社会震荡。蒋介石大多沉默，没有像过去那样立即反驳。
谈到福建省主席朱绍良被撤换一事时，蒋介石才承认处理有误，并向李宗仁表示歉意。那场谈话，或许比宴席更能说明两人的关系：一个仍想保住权威，一个试图留下最后的政治体面。
广州于1949年10月14日解放前后，蒋介石离开大陆，李宗仁也先赴香港，随后前往美国。那顿饭，便成了两人共同经历的最后一次正式宴请。桌上是宴席，门外是岗哨，后厨还有逐道查验的菜肴，彼此之间的隔阂，已经不需要任何人再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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