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雨怡评《失语的皇后》｜无声者的生活

《失语的皇后：南齐权力嬗变中的个体生命》，郭硕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26年9月出版，384页，98.00元

永初三年（422）五月，刘宋开国皇帝刘裕在去世前对太子刘义符强调“后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烦临朝”，明确限制了南朝太后临朝的可能。然而南朝频繁废立，在此过程中不得不仰赖所谓“太后令”。降至齐梁之际，南齐宣德太后王宝明甚至短暂“临朝称制”。郭硕新著《失语的皇后：南齐权力嬗变中的个体生命》正是以王宝明的人生经历为主轴，串联南齐一朝从建立到灭亡的全过程，并详细呈现出宣德太后政治身份的转变以及她临朝称制的历史背景。

《女史箴图》“女史司箴”局部

权力中心的“失语”者

全书内容可依历史时段分为三个部分。第一至四章是刘宋时代。作者分别考察了琅琊王氏与兰陵萧氏两个家族的崛起、分化与主要家族成员的仕宦经历等，以及在此背景下，王宝明与萧道成之孙萧长懋缔结婚姻关系的过程。第五至十一章是南齐时代。这一阶段王宝明的人生经历了大起大落。萧道成完成易代并称帝，之后其子萧赜即位为齐武帝。王宝明的丈夫萧长懋随之从南郡王转变为皇太子，王宝明也从南郡王妃升格为太子妃。然而萧长懋之死成为王宝明人生急转直下的节点，尽管她的儿子萧昭业由皇太孙即位为皇帝，但很快便被萧鸾废杀。之后萧鸾另立萧昭文，如出一辙地将之废杀并完成禅让。身为太后的王宝明在连续的废立与激烈残忍的政治斗争中成为萧鸾的政治工具，以她的身份下达的“太后令”成为萧鸾篡位过程中获得政治正当性的重要手段。第十二至十三章是萧梁时代，存活至此的王宝明又一次下达废立令，并在齐梁易代的特殊政治局势下临朝称制，为齐和帝缺位时的萧衍禅代提供制度支持。易代之后，王宝明在新朝又生活了十一年，但其余生在史料中已不可见。作者详细描绘了宣德太后的成长、婚姻与政治经历，以及与之相关的复杂时代背景，尝试勾勒南朝女性在动荡之际的命运，并打捞出隐没于史籍中或被男性所书写、主导的女性形象。本书的独见之处在于，作者将王宝明的成长、婚姻与政治经历置于宋、齐、梁三代政治秩序的连续变动之中，使一位女性的个人生命史成为观察南朝政治嬗变的具体窗口。

正如本书题目所指出，王宝明是“失语”者，这也是全书的核心关切。所谓“失语”并不仅是王宝明悲剧的人生。作者从正史书写体例中出发，首先指出南朝正史缺乏专门记载普通女性的传记，后妃女性主要被收录于《皇后传》或《后妃传》。在纪传体王朝正史中，后妃的史料天然受限于篇幅与书写体例，即使是文明太后这类主动参与政治者亦不例外。作者认为，魏晋南北朝后妃成为史书中的“失语”群体，与史书注重于君主话语的书写惯性有关。易言之，王宝明的“失语”并非个体遭遇，而是与史料的结构、体例有关。作者进一步发现，尽管王宝明的本传很短，但是帝纪中却反复出现她的名号以及以她的名义发布的“令”。《文选》《艺文类聚》中同样保存了相关文书。现存署名王宝明的“令”的数量与篇幅是南北朝女性之最。然而这些文书未必出于她的个人意志。作者明确指出，南齐后期废立、禅让的文书虽以太后名义发布，然其实质是文臣代写，反映的是权臣的意志。因此王宝明看似留下了许多“话语”，却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在此基础上，王宝明“失语”的第三重含义逐渐显现。她作为文惠太子萧长懋的妻子，随着萧昭业即位而升格为太后，她的身份能够确认并补足齐明帝的合法性。但对她本人而言，这种身份的实质是一种“物化的政治价值”，她具备政治身份并不意味着具有政治主体性。相反，她越具备政治象征价值，越容易被当成权力斗争的政治工具。

在中古女性政治史研究中，学者们往往关注女性政治身份较为显著、制度变化较为明确的历史时期与现象，如汉代的太后临朝、北朝独特的“子贵母死”制度以及保太后制度等。黄旨彦指出：“汉代太后临朝的研究奠基于学界对皇帝支配体制的关注，北魏皇后制度的变化凸显了两次政体转型的过程，汉唐之间的公主制度则反映国家机器的运作，在一定程度上仰赖女性主导的隐性政治结构来辅助。”相较而言，东晋南朝女性的政治地位较低。日本学者下倉渉认为，汉代太后的政治地位远高于六朝时期的太后。东晋太后虽也多次临朝称制，但正如安田二郎所言，她们并非以自身意志行使权力。作者更敏锐地指出，过去书写女性政治人物时往往会赋予她们英雄气质，而相关研究也受到英雄史观的强烈影响。但王宝明并非传统意义上主动掌握权力的女性，同时她又始终处于权力运作的中心。在这一层面上，《失语的皇后》为我们观察南朝女性政治存在方式提供了一个特殊案例。如果我们只是从掌握权力的角度寻找女性的政治存在，那么这些本就在史籍中“失语”的南朝女性自然更加沉默。但如果把目光转向婚姻、亲子以及继承废立等政治关系网络中，我们就能发现她们的身影。

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宋刻宋元明初递修本《南齐书·皇后传》内页

婚姻、家庭与政治潜流

作者在考察宋齐易代之际萧道成的反对力量时，尤关注太后王贞风的动向。《宋书·后妃传》只是简单提及王太后“颇与相关”，但具体意味着什么，史书并未交代。作者从这一模糊记载出发，结合王蕴、卜伯兴等人的政治活动，以及太后去世的时间，尝试重新勾稽王太后在易代前夜的处境。作者对于零散材料的串联，使王贞风得以作为宋齐易代的政治参与者、萧道成的反抗者进入我们的视野。

这种若隐若现的政治参与并非王贞风一人的遭遇，在传统以男性为主轴的政治叙事中，我们还可以从史料中找到一些相似的身影。以宋文帝朝两位女性为例。文帝袁皇后因丈夫偏宠潘淑妃而深感“愤恚”，临终前面对“执手流涕”的文帝一言未发，只是“引被覆面”。她去世于元嘉十七年（440），十年后爆发了巫蛊事件，袁皇后的儿子太子刘劭与女儿东阳公主刘英娥均卷入其中。该事件最终导致太子刘劭弑父篡位，成为元嘉政局崩毁的直接原因。刘英娥的丈夫是出身琅琊王氏的王僧绰，其子王俭是南齐开国功臣。但王俭并非公主亲生，而是庶子，且出生于公主去世后。这些材料提示我们，东阳公主的婚姻生活或许并不如意，而她的家庭生活是否进一步影响了她对丈夫、父亲的态度却无从确考。我们能够从史料中获知、考证公主的婚姻、亲属关系及简单的政治行动，却无法知晓她本人如何理解自己的婚姻，也无法确定她参与巫蛊的具体动机以及牵涉其中的深度。文帝之死通常被视作刘宋国家由盛转衰的关键节点，既往研究大多关注其与元嘉北伐失利、二凶之乱等政治事件的关系，而东阳公主与袁皇后的身影则湮没于这些宏大叙事中，成为其中无声的“潜流”。

《女史箴图》“同衾以疑”局部

对于这些女性而言，家庭生活与国家政治并非彼此分离、截然不同的两个场域。袁皇后与文帝的夫妻关系、东阳公主的婚姻以及袁皇后与太子刘劭、东阳公主的母子、母女关系，都有可能随着政治局势变化而演变为权力斗争的导火索。然而，当这些家庭关系真正进入国家政治时，史料中往往留下的只是男性政治人物的行动，女性自身的声音却消失了。王贞风与王蕴在宋齐之际动向的记载差异，正是这一点的体现。婚姻、亲属与血缘关系构成女性进入政治的重要路径。王宝明嫁给萧长懋时，南齐尚未建立，她最初只是作为萧长懋的妻子进入萧氏家族。但正是在这段婚姻关系中，她逐渐被卷入萧氏家族的政治命运中。作者将琅琊王氏与兰陵萧氏的仕宦经历与联姻置于萧道成及其政治崛起的背景下考察，指出这段婚姻的结成很可能源于萧道成与王晔之（王宝明父）的同僚关系。尽管当时萧道成正处于政治低谷，但与琅琊王氏的婚姻关系已经“标志着萧道成家族的婚家已经由晚渡将家变成顶级文化高门”。此后随着丈夫萧长懋、儿子萧昭业的身份升格，王宝明的政治身份也不断发生变化。

南朝贵族女子出行图画像砖

权力、话语与政治身份

南朝女性并非因为远离政治而“失语”，相反，她们正是通过妻子、女儿、母亲等家庭身份进入政治，并由此获得公主、妃、皇后、太后等具有政治意义的身份。然而这种“进入”并不意味着她们获得了独立的政治主体性。一些学者认为，太后、公主等女性的权力主要体现在家事范畴。汉魏以降，父系意识的进一步成长以及对东汉女主政治的反思，又使后宫女性参与政治的正当性不断遭到削弱。魏文帝曹丕甚至直言“妇人与政，乱之本也”，并严令“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禁绝太后及后族参政。但是，制度能够限制女性行使权力，却无法消除皇帝与其母、妻、女之间客观存在的血缘、婚姻关系，以及这些关系所具有的政治意义。女性作为独立政治主体的空间被不断压缩，但同时她们作为皇帝权力合法性象征的政治意义却始终存在。

以孝武帝之母路太后为例。《初学记》收录谢庄《太子元服上太后表》，题目中的“太子”当指后来的前废帝刘子业，“太后”则是指孝武帝之母路太后。受限于文本形态与材料数量，今已无法判断南朝是否形成了制度化的太子元服贺表，以及该贺表与谢庄呈给孝武帝的《太子元服上至尊表》之间的文本关系。但无论如何，这至少说明，太后作为皇帝之母、皇太子之祖母的身份可以进入太子加元服的政治秩序中。

路太后在文帝朝并不受宠，很早就随其子孝武帝出镇外藩，母子之间甚至存在乱伦的记载。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类秽闻的书写并不只是对女性展开道德批判，同时也可能是通过塑造与皇帝拥有血缘关系的女性的负面形象，进而构成对皇帝本人的批评。《宋书》本就有意批评孝武帝“主威独运”，这一书写取向可能也影响了包含其母在内的孝武帝时代宫廷女性形象。类似的叙事也出现在王宝明及其儿媳何皇后身上。作为废帝郁林王的母亲、妻子，她们的相关记载中充斥着大量秽闻。本书注意到，《南史》《魏书》所载王宝明的丑闻叙事渊源很可能可以追溯至山阴公主与路太后的故事。作者指出：“在史家眼里，这种放荡的家风似乎也是可以传承的。”此处并非否认《宋书》《南史》等史书记载的真实性，而是提醒我们，当我们试图通过这些宫闱秘事理解南朝女性时“应该保持一种警惕”，因为她们几乎没有为自己辩白的可能。

北魏司马金龙墓漆画屏风

从现实政治运作的角度而言，尽管太后临朝在刘宋初年已受到明确限制，但当废立这一关系到权力合法性与继承秩序的事件出现时，太后与皇帝的血缘关系又使太后得以作为名义上的政治主体参与其中。宋、齐时代数次废立，实际上都借助皇太后（太皇太后）的“声音”完成。刘裕去世后两年，傅亮、徐羡之、谢晦等辅政大臣废少帝，开启南朝以“皇太后令”废帝的先例。下达废帝令的永乐太后是少帝之母、武帝张夫人。少帝被废为营阳王后，她也被降为营阳王太妃。本传记载“少帝既废，太后还玺绂”，似乎呈现出太后主动废帝、交还“玺绂”的形象。这与“从来未见过问政事”的王宝明突然发布“措辞严厉的太后令”颇为相似。营阳王太妃与宣德太后王宝明都因儿子的即位、废黜而发生了身份上的剧烈变化，名号的变易关系到她们在废立过程中究竟以何种身份“发声”。书中注意到，王宝明曾在明帝、东昏侯时代被降为宣德皇后。作者认为，名号的变动与废立的法理资格直接相关。然而这一资格越重要，她们的“声音”就越容易成为权力的载体。

《文选》所收《宣德皇后令》书影

“王宝明”们的声音

《南齐书》记载齐明帝萧鸾在位期间屠杀高、武子孙时，其中有一位女性的身影：

母谢氏，无宠，世祖度为尼。高宗即位，使还母。子建，永泰元年（498）见杀，年十三。

寥寥数语勾勒出一位宫廷女性人生中数次剧烈的转折。她因不受宠而出家，又因权力更替得以重返俗世，数年后目睹年幼的儿子因为权力斗争而被杀死。谢氏个人生命的几个重要阶段，几乎都只能通过男性政治人物及其权力关系被看见。与王宝明相似的是，她们的儿子都因政治斗争而死，她们也因此遭受巨大的人生变故。不同之处在于，谢氏甚至连虚假的声音都未能留下。如果说王宝明的“失语”表现为大量以她的名义发布的政治文书背后难以辨认她自己的声音，那么谢氏的“失语”则更加彻底。她甚至没有进入政治话语的中心，只能作为“某人的母亲”“某人的妻妾”以及某场政治事件的关联者，被史家用极其简略的文字保存下来。

我们偶尔也能在史书中捕捉到女性的话语。二凶之乱被平定后，刘劭妻殷氏被赐死，死前她与狱丞江恪有一段对话：

劭妻殷氏赐死于廷尉，临死，谓狱丞江恪曰：“汝家骨肉相残害，何以枉杀天下无罪人。”恪曰：“受拜皇后，非罪而何？”殷氏曰：“此权时尔，当以（王）鹦鹉为后也。”

与王宝明难以辨认的话语相比，殷氏这段被史家保留下来的发言让我们短暂地听见了一个南朝女性如何理解自己的政治身份。殷氏试图将皇后的名号与自身意志切割，“受拜皇后”只是暂时的、被他者赋予的，并不等同于她个人的罪责。而江恪则从政治法理角度出发，认为“受拜皇后”本身已等同于认可刘劭的弑杀与篡位，因此接受名号即是罪责。殷氏最终未能改变结局，但她在临死前完成了一次对自我政治身份的辨析。她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受制于丈夫刘劭的政治行动，并明确拒绝为此承担全部罪名。

谢氏、殷氏以及王宝明等女性的处境虽不尽相同，却共同揭示出，南朝女性的“声音”无论真实与否、存在与否，最终都被纳入以男性政治关系为中心的叙事结构中。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文本没有价值。福柯曾说：“我选择的那些文本，都在它们谈及的真实生活中发挥了作用，而反过来我们会发现，无论这些文本多么不准确、浮夸或虚伪，文本本身也渗透着真实的生活：话语的这些碎片拖带着它们参与的现实的碎片。”借此重新理解《失语的皇后》，王宝明的意义正在于此。那些以她的名义下达的“令”虽然并非她真实的声音，但它们的出现正是因为王宝明作为萧长懋之妻、萧昭业之母以及太后的种种身份，这也使她的生命与南齐政治秩序的变化发生了紧密的联系。这些政治文本虽然遮蔽了她的主体性，却也同时保存了她曾经身处的现实政治处境。这正是《失语的皇后》一书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史料本身已经经过层层筛选，我们所能做的，是重审那些留下来的话语碎片，并追问这些碎片与其背后的“现实的碎片”之间的关联。我们难以完全还原真实的“王宝明”们，但值得思考的是，我们应当如何在有限的史料中，尽可能打捞出她们的“无声之声”。

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张雨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