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俄罗斯大选惊现诡异一幕：“苹果党”呼声最高，却从选票上神秘消失！

俄罗斯即将在2026年9月迎来新一届国家杜马选举，这场选举发生在俄乌战争进入第五年、国内经济与社会压力持续加大的背景下。

国家杜马相当于俄罗斯的议会，它拥有立法权，理论上应该代表民意。然而，在现实政治运行中，其独立性和代表性长期受到质疑，总统提出的法案通常能够顺利通过，多党竞争的实际作用也存在争议。

这种制度安排，在和平时期或许还能勉强运转，但被一场长期战争持续影响时，其内在的矛盾和困境就暴露得越来越明显。

战争给俄罗斯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前线战事陷入僵局，而乌克兰的远程打击让战争的真实感深入到俄罗斯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比如汽油短缺、仓库火灾、互联网中断等。经济结构性问题叠加战争消耗，生活成本不断上涨，公众的不满情绪在累积。

民调显示，总统的支持率有所下滑，民众对经济状况和国家管理方式的抱怨在增多。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虽然多数受访者希望转向和平谈判，但仍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如果谈判无法达成结果，俄罗斯应该继续甚至加强军事行动。

2026年8月的列瓦达调查中，约六成受访者支持进入谈判阶段，约三成主张继续军事行动。

这种看似矛盾的态度，反映出俄罗斯社会对战争已经形成一种复杂心理。一方面，长期战争、经济压力和生活受到影响，使更多人希望冲突尽快结束；另一方面，不少人又不愿接受以放弃已经控制的领土、承认战略失败或损害俄罗斯国际地位为代价的停战。

因此，部分民众支持谈判，并不等于愿意接受任何条件下的和平，他们更倾向于希望战争结束，同时保留俄方已经取得的成果。

图1 俄罗斯民众的战争态度与谈判条件（2026年7月）｜来源：SWP

围绕选举管理与政治竞争，俄罗斯近年来形成了一套高度集中的制度安排。这套安排在保留选举和多党参与形式的同时，对参选资格、竞选活动和选举过程施加了较强限制。

法律工具被频繁用于限制反对派。例如，法律禁止拥有外国居留许可或账户的人参选，更关键的是，被贴上“极端主义”或“外国代理人”标签的个人和组织会被剥夺参选资格。

这些标签的认定权掌握在政府手中，成为限制异见参与的重要工具。著名的反对派人物纳瓦利内在狱中离世后，甚至仅仅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过他的照片，都可能成为被判刑的理由。

选举过程本身也受到有关透明度与公平性的质疑。

投票时间从一天延长到三天，这也引发了外界对行政干预和地方执行透明度的担忧。

同时，电子投票系统在更多地区推广，而其技术上的不透明性引发了对于结果可信度的担忧。

图2 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投票率的不同统计口径（2021年）｜来源：

在这种严格控制的环境中，一个意外插曲凸显了体制的困境。

一个名为“亚博卢”的老牌自由派政党，尽管长期边缘化，但因在竞选纲领中公开呼吁和平与停止战争，突然获得了意想不到的社会关注。网络搜索量和民调支持率明显上升，民众甚至在社交媒体上用各种创意方式表达对“苹果”（该党名称意为苹果）的支持。

这种自下而上的热情随后引发了克里姆林宫方面的关注。当局很快作出反应，通过其他体制内政党提出诉讼，最高法院很快以该党接受“外国资助”等理由，取消了其参选资格。党内的领导人也随即遭到逮捕和判刑。

这一幕仿佛是2024年总统选举前，反战候选人纳杰日丁和邓佐娃被排除出局的相似情形。它表明，利用选举渠道表达反战立场的活动，往往会面临较强的制度性限制。当局对这类政治活动保持高度警惕，以降低不可控的政治风险。

那么，剩下的这些“体制内政党”又在扮演什么角色呢？

它们是在现有政治框架内，进行一场被严格管理的竞争。

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占据明显优势，它拥有庞大的行政资源、遍布全国的组织网络和官方媒体的倾斜报道。

它的候选人名单呈现出鲜明的政治立场组合，包含了体现强硬外交立场的外长、持强硬军事立场的战地记者、因转移乌克兰儿童被通缉的官员，以及技术官僚市长，共同烘托出对战争、传统价值和集中式领导的支持。

然而，该党的实际民众支持率与官方宣传呈现出的形象并不完全一致，其内部初选也曾出现争议。

其他几个议会政党，如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公正俄罗斯党和新人党，则在争夺剩下的空间。

它们都被认为与克里姆林宫保持不同程度的政治协调，彼此之间存在一些形式上的政策差异，比如共产党侧重社会公正和苏联怀旧，自由民主党主打强硬民族主义，新人党则面向城市自由派关注数字经济和社会议题。

但在最关键的问题——支持普京和拥护对乌战争上，它们的立场总体接近。

问题恰恰出在这里。旷日持久的战争给社会带来了持续压力，前线僵持，后方经济疲软，物价上涨，甚至基础设施也因无人机袭击变得不安全。

民众的不满情绪在累积，对未来的焦虑在上升。

然而，当人们看向选举时，会发现可供表达不满的政治渠道较为有限。反战立场的政治表达受到较强限制，而即使那些认为现有军事行动力度不足、主张采取更强硬措施的选民，也找不到一个真正能代表他们这类强硬立场的政党选项。多数体制内政党的相关立场都处于现有政策框架之内，政策差异相对有限。

图3 俄罗斯民众对政党未来规划的评价（2026年7月）｜来源：SWP

到此，我们看到体制内政党的活动空间较为有限，选举的代表性与竞争性功能也因此受到明显削弱。

这些现象值得关注，但如果仅仅停留在改良选举制度本身的想法上，就忽略了问题的更深层原因。

这场选举的困境，乃至整个俄罗斯政治体系的高度固化，其原因在于一个更基础、更顽固的结构：寡头与政治权力之间紧密的共生关系。

这种共生关系是普京时代俄罗斯的重要结构。

部分寡头与政治权力保持紧密联系，在国家关键经济领域拥有较大影响力，特别是关键的能源和资源产业，并从中获取可观收益。作为交换，他们需要与克里姆林宫保持高度政治一致，并在经济层面为现有政治秩序提供支持。

国家财政较大程度依赖资源出口，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通过经济多元化和公共治理改善来扩大社会支持的压力。

这种根深蒂固的利益捆绑，对俄罗斯政治生态中的制度改革形成了长期制约。

任何试图打破这种垄断、引入公平竞争、削弱寡头特权或使政权更广泛地对社会负责的努力，都可能触及这一利益结构的核心。无论是试图扩大政治参与、允许更具独立性的反对力量参与，还是推行可能损害寡头利益的经济改革，往往会遭遇来自相关利益群体的明显阻力。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即使在战争带来巨大社会压力的情况下，政治体系的回应更倾向于强化管控，而不是扩大政治参与空间。

旷日持久的战争进一步强化了这一闭环。战争状态为进一步强化管理、限制异见和加强信息控制提供了制度与政策条件，也压缩了挑战现状的政治空间。

同时，巨大的战争开支和军工订单，又滋养了一批与战时经济体系紧密绑定的寡头，他们与原有寡头和政权一起，达成了高度一致的利益共同体。

战时经济模式使得俄罗斯更加依赖资源出口和高度集中式管理，经济结构更加单一和脆弱，显著压缩了战前或许仍存在的有限改革空间。

因此，俄罗斯面临的根本困境在于：它的政治制度并非独立存在，而是与这一政治经济共生结构高度嵌套。

只要这个共生体没有出现根本性的裂痕——无论是来自外部冲击达到难以承受的程度，还是内部利益分配的严重失衡——任何仅仅着眼于“改良”政治制度（比如调整选举规则或允许更多政党存在）的尝试，都可能难以触及深层结构。

最终，这个系统可能会继续依靠较强的政治控制能力和资源租金，在高度集中的状态下维持一段时间的运行。

但它面临的潜在风险也在上升：它持续累积着社会的不满，却削弱了自己感知真实社会温度的能力；它不断巩固权力的集中，却也使得整个结构的稳定过度依赖于顶端的个人及其联盟。

当内外压力持续累积，这个高度固化的共生结构是否还能找到安全释放压力的阀门？还是会经历一次难以预测的结构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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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丨林原

文稿丨艾冉

排版丨张纾

责审丨蒲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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