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四大奇案》之名伶杨月楼案

同治十二年，也就是1873年，上海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城的事。

一个正当红的京剧名伶，娶了一位富商的女儿，婚礼当天被官府抓走。罪名是“诱拐”。

这事后来和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张文祥刺马案、太原奇案一起，被称作“清末四大奇案”。但和其他几个案子不太一样，杨月楼案没有什么扑朔迷离的悬疑情节，它从一开始就很清楚：两个人你情我愿，明媒正娶，然后官府硬生生把这段婚姻给拆了。

韦阿宝是怎么看上杨月楼的

杨月楼是当时上海滩最红的角儿之一。他在金桂园唱戏，武生出身，扮相俊美，武功又好，每次登台，底下观众都跟疯了似的。

搁现在的话说，就是顶流偶像。

同治十二年冬天，有个广东香山籍的茶商太太带着女儿连着看了他三天戏。女儿叫韦阿宝，十七岁，看完戏回去就病了——不是真病，是相思病。她写了一封信，附上自己的生辰八字，托人交给杨月楼，说要嫁给他。

杨月楼收到信，第一反应是“且疑且惧”，不敢答应。这也正常，一个戏子，收到富家小姐的求婚信，搁谁都懵。韦阿宝等不到回音，病一天比一天重。她母亲韦王氏心疼女儿，就派人去跟杨月楼说：你来提亲吧。

注意，是韦阿宝的母亲亲自做主，请了媒人，写了婚书，下了聘礼，正正经经办了订婚手续。

这桩婚事在程序上没有任何问题。

问题出在身份上。

清朝的《大清律例》里有一条明文规定：良贱不得通婚。什么叫“良”，什么叫“贱”？简单说，士农工商算良民，唱戏的、当衙役的、做仵作的，都算贱民。

杨月楼戏唱得再好，粉丝再多，在官方眼里，他就是个贱民。贱民不能娶良民，这是写在法律里的。

那怎么办？韦阿宝的母亲想了个办法：按上海民间的旧俗“抢亲”。就是让杨月楼把韦阿宝“抢”走，造成既成事实，绕过族里的阻拦。

这个主意听起来挺大胆，但韦阿宝的叔父不干了。

韦阿宝的父亲常年在外地经商，不在上海。她叔父知道这件事后，以“良贱不婚”的礼法坚决反对。反对无效，他就联合在上海的香山籍同乡绅商，以“拐盗罪”把杨月楼告到了官府。

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幕：杨月楼和韦阿宝正在新居举行婚礼，县差和巡捕冲进来，把两个人当场抓走。

审这个案子的上海知县叫叶廷眷。巧的是，叶廷眷也是广东香山籍人。按理说应该回避，但没回避。

叶廷眷对杨月楼“痛恶而重惩之”，上堂先打。敲打杨月楼胫骨一百五十下，韦阿宝因为不仅不认错，还当堂说“嫁鸡随鸡，决无异志”，被掌嘴二百。

两人都被收监。

最后的判决是这样的：

杨月楼，判流刑，流配四千里到黑龙江服刑。韦阿宝，掌嘴二百，判给普善堂另择婚配。帮忙操办婚事的乳母王氏，在县衙前枷号示众十天。韦阿宝的母亲韦王氏，因为这事羞愤交加，病死了。

一个母亲，亲手给女儿操办了婚事，结果女儿被夺走，自己被指为“失教”，含羞而死。

这事在当时就吵翻了

这个案子之所以能成为“奇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的媒体把它炒热了。

上海的《申报》从案发第二天就开始报道，全程跟进，各方人士纷纷投书争论。

争论分成两派。一派认为，既然韦阿宝是奉母命、经媒妁、具婚书、行聘礼，那就是正当的婚姻，官府凭什么拆散？另一派认为，律例就是律例，良贱通婚就是不行。

有意思的是，杨月楼案里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从杨月楼本人、韦阿宝、韦阿宝的母亲，到帮忙操办婚事的乳母，甚至上海租界里围观的大部分公众，其实都知道《大清律例》里有“良贱禁婚”这条规定。但他们全都默许了这场婚事，大张旗鼓地办婚礼。

也就是说，这条法律在人们心里已经不太当回事了。但官府不这么想。

最后是怎么了结的

杨月楼在牢里关了好几年。最后救他出来的，是慈禧太后。

慈禧四十大寿，大赦天下，杨月楼被赦免了。出狱后他回到北京，继续唱戏，改了个艺名叫“杨猴子”，据说是因为他演孙悟空特别拿手。

但韦阿宝就没这么幸运了。她被父亲逐出家门，从此下落不明。有说法是她被普善堂强行婚配给了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

一个十七岁为了爱情写信求婚的姑娘，最后落到这个结局。

这个案子到底“奇”在哪

杨月楼案和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不一样。小白菜案是屈打成招、层层冤屈，杨月楼案的争议从一开始就摆在那里：一边是白纸黑字的律例，一边是所有人都觉得合理的婚姻。

清末有个学者分析这个案子时说得很到位：这桩婚姻最终被定性为杨月楼单方面的“诱拐妇女罪”，罪名和实际责任之间根本对不上。问题出在审理者脑子里那套“戏子无好人”的偏见。

说白了，杨月楼输的不是官司，是他生错了身份。戏唱得再好，在律法面前，他永远是个“贱民”。

而这个案子之所以被记住，也许是因为它太典型了：一个正在变化的社会里，旧规矩还写在纸上，但人心早就不认了。夹在中间的人，就成了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