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在竞业协议里的“打工人”，被大厂“上了一课”

雷达财经出品 文|莫恩盟 编|深海

不少“打工人”，困于竞业协议。

“回想起被竞业索赔的经历，感觉像是一场噩梦。”某社区电商平台前员工小安向雷达财经表示，自己在该公司累计获得薪资不到10万元，却被索赔接近30万元，并获得法院支持。

相比之下，小安被索赔的金额并不算多。在某以低价著称的电商平台工作五年的袁丽，被前东家以违反竞业协议为由索赔150多万元。

不久前曝出的一则案例显示，某造车新势力法务部就一名离职员工违反竞业限制义务一事提起劳动仲裁。除了要求该员工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外，还要求其返还已领竞业限制补偿金、返还限制性股票出售收入以及支付违约金，索赔金额近千万元。

作为专业代理竞业案件的律师，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崔灿代理的最高竞业纠纷金额甚至高达1200万元。

目前，被困于竞业协议的职场人，数量已到相当规模。拼多多、腾讯、字节跳动等大厂均曾曝出过竞业协议纠纷。

截至目前，崔灿发起的对抗竞业限制联盟已聚集了3000多名职场人。在他看来，竞业协议逐渐异化为个别大厂低成本管控离职率的工具。

而由于无力支付赔偿金，许多“打工人”被限制高消费，生活陷入困顿。

“离开前东家后，我成了一名老赖”

今年30多岁的袁丽，是某低价著称的电商平台的一名前员工。2017年7月，袁丽通过社招方式加入该平台。据袁丽介绍，在加入该公司后，其每天上午11点打卡上班，经常晚上11点后才下班。

因与领导存在意见分歧，且领导对其工作能力不满意，袁丽后续被调岗到了一线客服岗位。

尽管工作强度很大，但袁丽坦言当时公司的拼搏精神蛮感染她的，“只是说我能力确实有限，所以也没跟上他们的节奏，就被调去客服学习了”。

再之后袁丽怀孕了，袁丽表示，自己怀孕期间仍坚持工作，但她却失去了年终奖和涨薪的机会。

在一线客服工作了一年多后，袁丽又被调岗到新部门。在此期间，袁丽所在团队的二级主管因某些原因被换，新来的领导把她安排去了其他岗位。

袁丽称，自己的职业规划与这个新岗位相差很远，自己在该公司也没有员工期权，于是袁丽拒绝了对其工作岗位进行调整的安排，但公司的答复是如果不同意调岗就需要离职。

袁丽表示，自己当时并没有要离职的想法，于是她最终选择妥协调岗。因为刚好赶上疫情居家办公，袁丽称自己到新的岗位后并没有接触到核心内容。

且干了一个多月后，袁丽觉得这个岗位的确不适合自己，于是她在居家办公期间提出离职。

袁丽称，在自己提出离职后，领导非常不悦。领导告诉她原本她是要被离职的，是自己从几十个人选中了她，并给了她现在这个不错的岗位，结果袁丽还提了离职，公司要求袁丽签署竞业协议。

据了解，袁丽与该公司签署的竞业协议规定的竞业限制期为2022年5月28日至2023年2月27日。

按照协议规定，袁丽不得在竞业限制期内与同甲方或任何甲方关联企业具有竞争关系的经济实体或其他组织建立用工关系。

这些限制就业的企业，包括阿里巴巴、蚂蚁金服、腾讯、美团点评、京东、唯品会、网易严选、字节跳动、得物、小红书、亚马逊等。

2023年1月，竞业限制期即将结束之际，袁丽开始准备找新的工作。简历投递后，袁丽很快收到了一家公司向其发来的面试邀约，于是袁丽按照双方约定的时间来到了这家新公司面试。

面试期间，袁丽在新公司的楼下闲逛、吃早餐、喝咖啡。袁丽表示，自己的行踪被人跟踪并拍摄了下来，但她自己当时并没有注意到这一情况。

袁丽发来的一份在职证明显示，其在2023年4月入职新公司；另外一份社保缴纳情况表也显示，自2023年4月以后，袁丽才开始在其他公司缴纳社保。

在此之前，袁丽最近一次缴纳社保的单位为上海XX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缴纳时间为2021年5月至2022年5月。在2022年6月至2023年3月期间，袁丽并未在其他公司缴纳社保。

2023年2月16日，该电商公司向上海市长宁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上海市长宁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先后向多个地址寄送开庭通知等材料，送达结果均为退回。

据袁丽发来的仲裁申请书，作为被申请人的她被填写了两个地址，其中一个是广州市天河区，另外一个是上海的居住地址。

针对未收到相关材料一事，袁丽仔细回忆称，她本人居住在上海，广州市的那个快件她肯定接收不到。

至于邮寄到上海居住地址的材料，袁丽称她在2023年3月确实收到过一个快递的未接电话，可能是因为快件上没有具体的门牌号，再加上她们小区的快递统一放在一个地方，她以为是网购就没再回拨电话，且袁丽称她从未收到过任何短信通知。

袁丽认为，自己在这个过程中的另外一个疏忽，可能是过于相信离职时公司HR所说的“关于竞业，有事情我们会联系”的承诺。

袁丽进一步补充称，从她被申请仲裁、到被长宁仲裁委两次公告送达，其都没有接到该公司HR和法务的任何通知。

同年5月，因袁丽未到庭，上海市长宁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作出缺席裁决，袁丽需支付该电商公司违反竞业限制约定违约金146.75万元，并返还竞业限制补偿金10.36万元。

上海市长宁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认为，被申请人在职期间担任某职位5年左右，并作为公司员工与申请人签订竞业限制协议事实清楚。被申请人离职后申请人按约定支付了竞业限制补偿金，竞业限制协议已经实际履行。竞业限制协议生效期间，申请人可以依据协议对被申请人进行必要管理，发现被申请人存在违约行为的线索时，可以要求被申请人配合进行充分说明以证明竞业限制协议得到实际履行。

裁决书还提到，申请人调查到被申请人于2023年1月5日至2023年1月13日期间连续工作日，通过手机扫码在贴有‘XX考勤点’标识处打卡，并进入某公司位于杨浦区的办公场所(部分信息做隐私处理)。

对于这一情况，袁丽解释称，前述所提到的“XX考勤点”实际上是疫情期间扫健康码的区域，“这家公司没有扫码打卡这么一说”，自己当时只是在楼下等待面试。

2023年8月，袁丽接到了执行法官的电话，对方告诉她本人需要缴纳约150万元的赔偿款。

接到电话后的袁丽懵了，她的第一反应是诈骗电话，但当法官准确地说出其个人信息、财产明细时，她才隐约觉得这可能是真的。

于是，袁丽在第二天赶忙来到长宁仲裁院调取案宗，才了解到整个事情的完整经过。

2023年10月，袁丽发起执行异议的流程，并递交了自己没有违反竞业协议的相关材料，但提交执行异议并不影响执行的继续进行。

袁丽在执行异议中提到，其查阅仲裁案件卷材料后发现，该电商公司明知异议人无法出庭，不可能进行抗辩的情况下，向仲裁委隐瞒了对其不利的且足以影响本案公正裁决的关键证据。据此异议人向长宁法院执行局申请不予执行该裁决。

后续，袁丽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并被限制高消费，成为了一名“老赖”。

自2024年2月起，袁丽的工资开始被执行，其每月工资仅保留2000元，其余的全部用作偿还该公司的违反竞业协议赔偿款。

一时间，袁丽不知道该怎么和家人交代，就连孩子问她“妈妈可以给我买奥特曼吗”的问题时，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2024年3月，袁丽在等待数月后，终于等来了执行异议的裁决结果，但得到的回应是：异议人申请不予执行劳动争议仲裁裁决的理由不成立，法院不予支持，最终驳回了异议人的异议请求。

在袁丽看来，不管是否违反竞业协议，缺席判决确实是不太合适的，“最起码要告诉我，我被仲裁了，我需要去当庭质证，证据确凿、充足的情况下，我抵赖也抵赖不掉。且在有公司hr微信的情况下，缺席判决也让我失去了很多说话的机会”。

困在竞业限制协议中的“打工人”

事实上，像袁丽这样被前东家以违反竞业协议为由索赔的员工，已达到相当数量。

小安曾是某社区电商平台的一员，其签署的劳动合同期限为：2022年7月13日至2025年7月12日。

不过，小安并未待到合同届满，便于2023年3月8日辞职，双方劳动合同解除。

在离职前，小安月基本工资为8160元，在职期间总收入为86745.29元。

据上海市长宁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查明，2022年7月13日，双方签订《保密、不竞争和知识产权归属协议》，其中对竞业限制的范围、期限、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

2023年3月8日，双方签署《竞业限制通知书》，其中约定小安的竞业限制期为：2023年3月9日至2023年12月8日。

不论小安以何种原因从该社区电商平台离职，在竞业限制期限内，小安不得与同该社区电商平台或任何关联企业具有竞争关系的经济实体或其他组织建立用工关系(包括但不限于劳动关系、劳务关系、劳务派遣关系等)。

而与该社区电商平台或任何关联企业的业务相类似或已经构成竞争的企业，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列品牌名义从事经营的组织或经济实体：……阿里巴巴集团及其持股比例超过20%的公司……

在竞业限制期限内，该社区电商平台按月向小安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支付标准为：双方劳动合同关系解除或者终止前小安最后十二个月税前月基本工资的总额/12个月*30%。

小安承诺，在竞业限制期内，每月10日之前，应主动通过竞业报备链接完整填写报备信息，并严格按照要求主动发送、回复竞业报备邮件……

小安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应当向该社区电商平台退还已经支付的竞业限制补偿金并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标准为：小安离职前12个月年度税前总收入的2倍，如小安在职期间不满12个月的，按照(小安在职期间所有税前收入的总额/乙方在职月份)*24的标准计算。

后续，该社区电商平台按8160元/月的30%标准，支付小安2023年3月9日至2023年8月31日期间竞业限制补偿金14056.26元。

该社区电商平台认为，小安在公司负责招商、市场调研、分析销售等工作，掌握公司的商家信息、招商方案、市场核心数据等机密数据，属于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范畴。

小安离职后为阿里巴巴提供劳动，且未向该社区电商平台一方报备，而阿里巴巴系申请人的竞争企业。小安的行为，已严重违反了双方之间的竞业限制约定。

对此，小安表示其于2023年3月底入职阿里巴巴，其工作部门为国际数字商品集团-全球速卖通部，并主要负责玩具类商品的运营工作，所在部门、行业品类模式、针对的消费者人群均与在该社区电商平台不同，故其并未违反竞业限制约定。该社区电商平台单方面扩大了竞业限制的范围，妨碍了被其正常择业权，故不同意该对社区电商平台方本案所有请求。

但小安的辩护意见，未获上海市长宁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支持。

上海市长宁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小安于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该社区电商平台违反竞业限制约定违约金约26万元；小安于裁决书生效之日起停止竞业限制行为，继续履行竞业限制协议；小安于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返还申请人该社区电商平台竞业限制补偿金14056.26元。

“真的挺委屈的，入职该社区电商平台后，几乎每天都是晚上十二点以后、甚至凌晨一两点才下班，等到回家睡觉已是三四点钟。因为身体吃不消，只能离职。然而提离职时，公司要求签署竞业协议，否则就无法为其提供离职证明。”

小安称，自己的岗位是最底层的一线采销专员，不是什么高层，更不是什么技术，没有接触任何商业秘密，“互联网都是日新月异的，如果说我知道一包螺蛳粉、一包盐的价格也是商业秘密的话，那相信大家都知道”。

值得一提的是，竞业限制远不止发生在电商平台。据媒体报道，某汽车员工签订的《竞业限制启动告知书》，限制范围扩充到了机器人、芯片等多个行业，名单列了近两百家企业，“几乎是全行业封杀”。

崔灿律师代理的一起纠纷中，公司竞业名单长达5页A4纸，共列了436家。

与此同时，目前被竞业限制困扰的“打工人”已不在少数。北京一中院公布的相关数据显示，2020年至2025年6月期间，该院审结涉竞业限制劳动争议案件432件，较2014至2019年期间增长了104.73％。

而崔灿发起的对抗竞业限制联盟也已聚集了3000多名职场人，联盟成员涉及互联网、新能源、汽车等多个领域。

图注：崔灿代理的部分竞业纠纷案件

竞业协议，异化为企业创收工具？

截至发稿，在天眼查搜索“竞业限制纠纷”关键词，可以获取到近5000条风险信息。

由于白纸黑字签了竞业协议，在实际过程中，普通人败诉率较高。

据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周灿律师分析，在多数涉及竞业限制劳动纠纷的案件中，通常会根据协议推定员工属于竞业限制协议的适格主体。至于“打工人”主张的“非真实意思表示”，实践中往往因为举证困难，很难得到法院支持。

值得关注的是，过去企业限制竞业的人员多是高管、核心人才，如今竞业已泛化至普通员工。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喻术红和硕士研究生贾唯宇曾通过梳理相关判决发表研究文章指出，竞业限制义务主体中仅有13％为高级管理人员，8％为高级技术人员，70％为负有保密义务的其他人员。而这70％中又有77％是基层岗位职工，其中不乏前台、保安、保洁等人员。

据崔灿观察，竞业协议成为公司低成本控制离职率的工具，可对内部形成威慑，甚至还能创收。

在他接触的案件中，大多数当事人都只有二三十岁，基本不掌握商业秘密，却是支付赔偿最严重的群体。

更需要警惕的是，竞业限制正从互联网向超市、药企、主播等行业蔓延，“很多之前没有竞业限制的上市公司也开始启动了”。

不少互联网从业者认为，互联网公司之间签署的竞业协议，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才的流动。如果严格按照竞业协议上签署的内容来看，基本上等同于告别了这个行业。当就业履历出现空窗期后，又很可能会影响到后续的职业规划。

2025年8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和劳动争议典型案例。

对于社会关注度较高的竞业限制条款的效力问题，《解释二》规定，在劳动者未知悉、接触用人单位商业秘密和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保密事项的情况下，即使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了竞业限制条款，竞业限制条款也不生效，对劳动者没有拘束力。

在劳动者属于竞业限制人员范围的情况下，竞业限制条款约定的竞业限制范围、地域、期限等内容应与劳动者知悉、接触的商业秘密和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保密事项相适应，超过合理比例部分无效。

据崔灿律师观察，《解释（二）》落地后，风向开始有了变化。江浙一些仲裁员会主动问公司：你证明一下，他为什么会被竞业？他到底接触了哪份商业秘密？和新公司业务有什么替代关系？为什么一个普通岗要竞业12个月？

不过，大多数被竞业的员工，依旧会败诉。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文中小安、袁丽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