潇湘晨报要献祭那英，但被成都一眼看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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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英在成都开演唱会，忽然得知刘欢去世的消息，于是加唱了一首《弯弯的月亮》。

这是刘欢的成名曲。那英和刘欢相识多年，唱一首老朋友的歌，悼念他，向他致敬，原本是人之常情。台上唱歌，台下听歌，歌声里有故人，弯弯的月亮照着生者，也照着死者。

但在我们村，“加唱”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要被斩钱。演出节目单需要报备，要多唱一首又需要再报备，不报备就唱，就要被处罚。张靓颖和粉丝互动即兴清唱就被罚了，郭德纲改了几句《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被罚了60多万。

那英这次加唱，属于是在“张靓颖之后不收敛、不收手，在郭德纲之后仍不知止”，性质不可谓不严重。

于是潇湘晨报的记者，往成都相关部门打了一通电话。电话里大概就问了一句：你们要不要处罚那英？电话那头没有给出确定答复，但记者已经把这件事做成了报道。消息一出，舆论哗然。

我的很多媒体前同行，对这一做法极度鄙夷。他们说这是“举报式报道”，是为了流量不顾道义，是吃人血馒头。有人更直接：这是不良媒体、低级记者的陋习。

所谓陋习，是早年各地都市报一纸风行的时候，有些记者选题枯竭，就跑去洗头店、桑拿店“暗访”。发现里面有性服务，便打电话举报；等警察来扫黄，记者就写一篇稿子。

稿子写到服务将要进行时，记者就会写一句“记者以身体不适为由离开”——这句话，真是新闻史上的妙笔。

这种做法，无论是记者的记格，还是报纸的报格，都很不地道，很低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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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同行因此把潇湘晨报这次对那英的“举报”，类比成当年“暗访”洗头房。

但我总觉得，这两件事还是有所不同。

举报小姐，小姐一定会被抓。那篇稿子除了帮记者完成一条任务，几乎毫无公共意义。可潇湘晨报这次针对那英，事情的性质不一样。那英加唱，是为了悼念一位受人尊敬的艺术家，处罚未必会发生；即便发生，也未必被公众接受。

更重要的是，这件事带着“探索法规边界”的意味。你说不能加唱，那悼念艺术家的时候能不能加？加了之后，该不该罚？如果不罚，以后相同的情况也不罚？记者的报道，是逼成都方面亮出底牌。

这一招，叫“打草惊蛇”。

如果我是记者，说实话，我会很有兴趣、也很有动力去做这个稿子。

既然规则写明不报备的节目不能随便加，加了就要被罚，那么那英自然也应该被罚——不管她是在悼念艺术家，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可一旦她因为唱《弯弯的月亮》悼念刘欢而被罚款，人们一定会反感这条规矩本身。到那时，规则的正当性就会被公开审视、被质疑。

这一招，可以叫“借刀杀人”。

从那英的角度来看，她当然知道不能唱没有报备过的歌。但她还是唱了，愿意为此付出代价，或者是不在意代价。

当然，潇湘晨报可能没想那么多，那英也没想那么多。否则的话，这故事就好玩了：潇湘晨报把那英拿来献祭，那英也准备为此做出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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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我想起谭嗣同和梁启超。当年他们一起搞戊戌变法，慈禧太后要抓人，谭嗣同劝梁启超快跑，“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自己却留下来慨然赴死。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不知道那英加唱《弯弯的月亮》的时候，有没有“我自横刀向天笑”的念头，有没有“各国演唱会之自由，无不从受罚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加唱而主动领罚者，此娱乐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那英始”的想法。

如果有，那真得称赞一句：

先生大义！

我还想起一部电影，《大卫·戈尔的一生》。主角大卫·戈尔是大学哲学教授，坚定的废除死刑倡导者。公开辩论时，对手抛出尖锐难题：口头上反对死刑很容易，你能不能拿出一个确凿实例，证明有无辜者被执行了死刑？

于是大卫和身患绝症、时日无多的女伴康斯坦斯，共同策划了一场局：康斯坦斯自杀，精心伪造被大卫强奸、谋杀的现场证据。等到死刑执行前夕，再放出完整证据，向全社会证明，一个无辜的人，完全可以被这套司法系统判处死刑并处决，以此揭露死刑制度的致命漏洞，推动废死理念。

如果潇湘晨报和那英之间，真有这样一场合谋，那可真是一个好故事，堪比大卫·戈尔，也堪比程婴与杵臼，月照与西乡。

可成都方面不上道，很快发了通报：不处罚那英，因为那英“未完整演唱该首歌曲”，不属于变更节目重新报批的情形。

这个说法相当“未完整”。但从舆情预判上看，却很准确，一眼看穿了可能出现的“献祭”逻辑，干脆不给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留下说三道四的空间。

不罚，规矩就还是规矩，也不必面对公众的怒火；不罚，那英的悼念也就只是悼念，不必被抬成变法流血的烈士。

所以呵，“请自那英始”，只是我脑补的一出戏。

在我们这个时代，那些让人感动的事，比如谭嗣同，比如大卫·戈尔，比如程婴与杵臼，月照与西乡，都是不允许的。

想要献祭，也要报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