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泽生起义后才发现，他信任的副师长竟提前泄密，顿时冷汗直流！

1948年10月，长春城内，国民党第60军军部气氛异常紧张。军长曾泽生已经决定率部起义，几个关键人物被陆续召到军部。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行动即将开始时，他最信任的副师长欧阳午，已经悄悄把消息捅到了郑洞国那里。

电话打出去后，欧阳午以为起义计划已经泄露。可曾泽生仍然平安无事，部队也没有立刻遭到围剿。直到起义完成之后，他才从旁人口中得知这件事。回想当时的处境，确实足以让人后怕。

曾泽生不是一开始就准备离开国民党军队。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曾率部参加台儿庄战役。1938年春，第60军奉命驰援徐州，曾泽生当时担任团长，在李庄一带与日军交战。部队仓促进入战场，防御工事尚未完善，伤亡很大。

危急之中，他没有躲在后方，而是带着官兵投入反击。凭借这场硬仗，他逐渐在第60军中站稳脚跟。1942年，曾泽生升任师长。1945年卢汉出任云南省政府主席后，第60军军长一职出现空缺，曾泽生被任命为军长。

这次任命背后，还有一层复杂关系。第60军由云南地方力量组建，并非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曾泽生虽然坐上军长位置，却始终受到牵制，军中还被安插了负责监视和制衡的力量。名义上的军长，实际并不好当。

真正改变曾泽生判断的，是长春被围困后的局势。

1948年夏，东北野战军对长春展开长围久困。城内粮食日渐减少，守军士气不断下降，部分部队开始投诚。蒋介石要求长春守军固守待援，可锦州战局变化之后，所谓援军越来越像一句空话。

曾泽生很清楚，长春一旦失守，第60军很可能被当成弃子。继续死守，既无法改变战局，也会让城内百姓和官兵付出更大代价。对他而言，这已经不只是个人前途问题，而是整支部队该往哪里走的问题。

起义需要同谋者。

曾泽生先找到了暂编第21师师长陇耀。两人过去共事多年，陇耀早已对嫡系部队的排挤心存不满。曾泽生把想法说出来后，陇耀没有犹豫，表示愿意配合。

第182师师长白肇学的态度则更谨慎。他不愿意再替蒋介石卖命，却也担心国民党军内部互相火并。曾泽生反复说明长春的危局，最终说服了白肇学。这样一来，第60军内部已有两支部队明确站到起义一边。

难题落在第52师身上。

这个师与军统系统关系密切，被安插在第60军内部，本来就承担监视任务。曾泽生明白，若不能控制第52师，起义时很可能腹背受敌。于是，他没有公开摊牌，而是采取了一个颇为冒险的办法。

1948年10月，曾泽生以开会为名，召第52师师长李嵩和三名团长到军部。人员到齐后，他们被控制起来。曾泽生随即说明起义计划，要求李嵩配合，并让他把副师长欧阳午叫来。

欧阳午赶到军部时，已经察觉情形不对。但面对被控制的师长和军部人员，他只能表态：“服从军长安排。”

这句话听起来顺从，实际上并不代表他已经改变立场。离开军部后，欧阳午立即设法联系郑洞国，报告曾泽生准备率部起义。

郑洞国当时是长春守军的重要指挥者。欧阳午把情况说得很急，郑洞国却没有采取强硬措施。有人认为，他对欧阳午的话并不完全相信，因为第52师与第60军此前矛盾不少，双方刚因一批物资发生争执，郑洞国可能把这次报告看成了内部告状。

也有说法认为，郑洞国当时已经意识到长春守局难以维持，因此没有真正阻止曾泽生。无论原因是哪一种，关键在于，消息虽然送了出去，却没有转化为有效行动。欧阳午的告密没有改变起义进程。

1948年10月17日，曾泽生率第60军在长春起义。第52师最终也被裹挟其中，欧阳午只能随军行动。起义结束后，曾泽生才知道这名副师长曾提前告密。据相关记载，欧阳午并非出于对蒋介石的绝对忠诚，更多是担心起义失败后受到追究。

欧阳午后来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60年获释。此后，他曾担任地方政协委员。对曾泽生来说，这场起义最危险的地方，不是有人反对，而是有人表面答应、暗中另报。若郑洞国当时立即调兵处置，长春城内极可能出现严重冲突。

起义完成后，第60军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曾泽生继续担任军长。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第50军入朝作战。初战之后，部队承受了较大压力，但曾泽生没有因此退缩。

1951年初，部队参加汉江南岸防御作战。50军连续作战五十多天，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迟滞了对手推进，付出了不小伤亡，也打出了起义部队重新建立的声誉。彭德怀曾肯定第50军的表现，并表示要优先补充武器装备。

曾泽生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提到汉江南岸防御作战时仍记忆深刻。一个曾经受国民党内部排挤的地方部队，经过长春起义和朝鲜战场的考验，最终成为人民解放军序列中的一支重要力量。1973年，曾泽生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