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岁，她改造170㎡复式房送自己：一个人生活也很精彩

建筑师王卓尔在39岁的尾巴上

完成了自己住处的装修，

作为40岁的礼物。

40岁生日前，王卓尔把旧居改造完毕

2014年左右，她从欧洲回国创业，

父母把房子交给她。

她又花了十年时间“搞清楚自己是谁”，

并且反复修改了几版方案，

最后改造成了完全属于自己气质的房子。

她曾在几年前生了一场大病，

“有可能只剩三个月生命”

从那场病中康复后，

她意识到人生的剧本并非总如预料，

反而放下了很多焦虑，

更加自在地生活。

王卓尔在家中看书

她现在单身独居在这个房子里，

每一个细节都完全从自己的需求出发，

时常也有朋友来访。

她说四十岁，能把自己照顾好，

一个人生活也感觉很爽。

以下是她的自述：

编辑：周天澄

责编：陈子文

在栋房子度过了中学时期

我大概在初一、初二搬进这套房子，一直住到高中毕业，在这里度过了人生中很重要的成长阶段。房子原来的装修风格，是千禧年前后上海家庭最常见的样子：深色柚木地板、米黄色墙面、大理石台面、黄铜吊灯。

父母让我自己选颜色和家具，我看中了一套只有简单线条、没有雕花的家具，又把墙刷成很浅的冰蓝色。所以从一开始我的卧室风格就不太一样。

二楼空间装修风格对比

2004年，我考入上海交大建筑系，五年以后，我同时拿到了美国和荷兰学校的录取。美国给了顶格的奖学金，几乎不需要家里再出一分钱，但我小时候长期学古典音乐，好像更加向往欧洲的环境。父母一直比较相信和支持我的选择。我爸爸和我说，那你就去荷兰吧，家里支持你。

我在荷兰学习城市研究，之后又工作了三年左右。那并不是外界想象中松弛的欧洲生活。设计行业对产出质量要求很高，工作强度也很大。建筑师这个行业，作品则非常依赖于你对在地文化的理解，作为亚洲人，我也很快看到了事业发展的天花板。

荷兰留学期间，与朋友一起

2014、2015年前后，我回到上海，马上开始创业，开了自己的事务所。那时市场还处在增量阶段，朋友见面会很自然地介绍项目：有人要开店，有人要改空间。又在老师、朋友的邀请下，去了很多学校，比如交大、美院或港大授课。

当时我妈妈也有比较多的担忧，觉得我做的事不够稳定，她可能觉得自己不能给我什么帮助，会在我有一些活动、演讲的时候，坐在下面默默地当一个观众。

也差不多是那个时候，父母把这套老房子交给了我。他们说，这个空间归你管了，你要想办法把它管好。

创业期间

我很早就动过改造的念头，方案都改了好几版。但每天都在忙不同的工作项目。那时候，连自己是谁、想过什么生活都没有搞清楚，又能怎么装修好自己的房子？

就这样一拖好几年，又经历了疫情、经历了整个社会和行业的变化，自己的需求变得逐渐明晰。终于在40岁生日前，完成了这个房子的改造。

一楼是工作空间（上），二楼是休息空间（下），图源：云眠摄影

二楼客厅视线贯通，图源：云眠摄影

这是一套约一百六七十平方米的复式。以前，楼下是客厅、餐厅、厨房和父母的卧室，楼上是我的卧室、书房和起居室。改造后，我把工作和生活叠在一起：楼下主要工作，楼上用来休息。

因为大部分时间只有我一个人住，房间不再需要那么多强调私密性的隔断。厨房被彻底打开，和餐厅连在一起；原来的卧室变成比较私密的会客空间；楼上的活动室和卧室也被打通，形成可以自由走动的大套间。南面的露台做了落地玻璃，视线从一端穿到另一端，接近十几米。

楼梯很轻盈，图源：云眠摄影

从楼下到楼上，楼梯非常轻盈，我在墙体里埋了一根U型的大梁，所以楼梯像是从墙里长出来的，我的猫有时候在这里爬上爬下，像一个大型的猫爬架。

一个人住，我只考虑自己好好居住的需求：好打扫，少积灰，不让视线受阻。所以能藏起来的东西，我就不会让它露出来。

“能藏起来的，就不会露出来”

有很多并不容易被看到的心思：地面踢脚线和柜体踢脚线必须同高，所有面板都要齐平；卫生间的家具、墙砖和地砖缝隙完全对齐。这或许也是一种建筑师的偏执吧。

这些心思可能和网上的拍出来美照不太一样，在我看来，这是一套减少家务、维持日常秩序的方法。我不喜欢请人到家里打扫，一个成年人应该能够料理好自己的生活。

“方的桌”和“钢的椅”，图源：云眠摄影

家中的许多家具，都是我根据自己的需求和灵感来设计的。我用钢管做了一把“钢的椅”，最薄的背板处有弹性，不会感觉到钢的冷硬；

“金的几”，图源：云眠摄影

我用了建筑界比较少用的金色，把金色茶几叫作“金的几”，一定距离来看，像一个巨大的金块悬浮在空中；

“蛋的灯”

我想要一盏又古典又现代的灯，所以用亚克力和棉纸做了一盏蛋形的灯，我叫它“蛋的灯”；

“糊的钟”

墙上的钟我用了好多层透镜，只有我的身高，站在一个特定位置，才能看清时间，我叫它“糊的钟”。

“乐园404”

楼上还有一组叫“乐园404”的素土雕塑：熊猫垃圾桶、蘑菇、树，以及从梧桐树上方探出头的长颈龙。它们来自80后一代关于城市街头的记忆。随着更新，那些景观逐渐消失，我想用一种近似儿童画的方式，把它们留下。

创业期的王卓尔

大约在2017、2018年，我经历过一次手术。直到我被“开膛剖肚”之前，医生都无法判断肿瘤是良性还是恶性。消息来得很突然，第二天就要全麻上手术台。

我从未想过自己会遇到这样的事。从小到大我都在一套社会习以为常的语言里长大：你是个女孩子、你要好好读书、你要找个好工作、你要找个好男孩结婚。你会活到七八十岁，所以你每一步都要很小心，每一步都要为那个七八十岁的生活做准备。

但是从小到大都没有人告诉过你，世界其实并不是这样理所当然的运转的。如果医生突然告诉你，你的生命可能只剩下三个月的时候，那一整套叙事都被打破了。

你可能会觉得自己突然变得好有钱，但生命却真的好短暂。当真正重大的事情落下来，周围原本催促你应该这样、应该那样的声音，突然都消失了，因为最后承担命运和后果的人，还是自己。

幸运的是，结果是良性的。但是在三十岁左右的时候经历了这件事，我不太会再去为一些未来的事情有太多无谓的焦虑。

在手术后的恢复期，我也开始觉得，我们生活里习以为常的吃喝玩乐、跑跑跳跳，其实都是很值得珍惜的体验。我也在这个时间里复盘了自己的工作，哪些是纯粹为了赚钱而做？又有哪些是真的有社会意义的？哪些作品真的代表了我对世界的认知？

“骑行上海”装置，在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展出

“骑行上海”最初只是一门带学生认识城市的课程。我生长在上海，后来又去荷兰留学工作，我发现荷兰人和上海人都很爱骑自行车。回国后，我在交大开了这门课程，我希望学生们骑车离开校园，理解上海正在从大拆大建转向更细微的城市更新。没想到研究发表后获得了很多回应，后来做成书，还获得了荷兰最美图书奖、海峡两岸最美图书奖，并入围“世界最美的书”。

王卓尔展示“象形建筑研究”

“象形建筑研究”则始于我对那些长得像鸭子、茶壶或福禄寿的建筑的兴趣。建筑教育总在告诉学生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但我更想问：它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有没有可能把它做好？最后，我把研究做成一本可以折叠的小书，塞进鸭子形状的外壳里，又意外获得了设计奖。

说来挺有意思，作为建筑师，倒是跨界拿了这些奖。我每次都是因为觉得好玩才开始，但好玩不等于随便。我一旦想到一个从未有人做过的点子，就会觉得：怎么可以把它实现？于是整个人兴奋起来，想尽快让它落地。

王卓尔常有朋友造访，散落在家中各处空间

有人会问我，一个单身女性住这么大的房子会不会觉得浪费？我可是个建筑师啊，我要自己过得好，知道什么是好，才能做出好的作品。

这种“好”并不是消费主义的符号，而是你明白自己的需求是什么、什么符合你的人性？什么是舒服的、什么是不舒服的？这是一些很本质的东西。

也会有人问我，一个单身女性住这么大的房子会不会觉得孤独？其实我不太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我觉得一个人生活并不等于孤独，但是两个人躺在一张床上，对方完全不能理解你、不能支持你，那才可能是真正的孤独。

平时一个人逛展、看书

我对亲密关系并不封闭，单身主要是吃不了爱情的苦嘛，工作的事情对我来说很容易，一是一二是二，边界很清晰，亲密关系里却有很多博弈。二三十岁的时候，自己还没有站住的时候，是会很想要去找一个人互相依靠。但是等你真的到了一定的年纪，你能够自己把所有的事情料理好，反而会觉得，如果1+1不能大于2，甚至要拖后腿的话，那干嘛要选择那样一种状态呢？

独自在家中练琴，她学习古典音乐多年

我父母不催我，催了也没用嘛。他们知道现在我对自己完全“话事”了。父母第一次进入改造后的家，反应不太一样。我妈妈可能会有一点失落，原先熟悉的装修痕迹几乎消失了；我爸爸却挺欣慰。他能通过这个空间看到，女儿现在过着怎样的生活，而那是他以前没有想象过的。好像有一种“女儿长大了”的感觉。

他们过去总说我的房间像垃圾桶，我妈好像总是忍不住要给我打扫卫生。现在他们到了我家，反而有点拘谨，不敢随手乱放东西。我还会跟他们开玩笑：看看谁才是把家弄乱的人？

父母偶尔来住，她把折叠床拉出来

父母不会经常过来，平时我们生活也比较尊重彼此的空间，网络联系现在也很方便。今年春节，他们过来过年，我把折叠床拉出来，和他们各看投影屏幕的一端，一起看春晚。

一个人的时候，这个房子看起来是比较多留白，但是我也经常会有朋友来访。朋友来的时候，有人在厨房做饭，有人在会客区聊天，有人临时处理工作，还有人在楼上看投影，那是另一种状态。

我在上海的很多朋友其实都是我这样的状态：可能也是30+、40+的年纪，依然单身，自己把自己的生活照顾得很好。平时大家聚在一起，仍然在八卦、打球、看展览、运动，生活好像就凝固在某个时间点了，像长不大的peter pan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