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农村乱摊派事件背后：丁作明之死如何撬动改革风暴

1993年2月21日，农历正月三十，皖北平原上的风还带着寒意。利辛县纪王场乡路营村的村民丁作明，这一天比过年还高兴。头天上午，乡里通知他去开会，会上宣布成立清帐小组，要对路营村干部的经济账全面清查。

乡领导说，县里对你们告状的事很重视。消息传回村里，几个农民激动得跑到对面的商店买鞭炮，想放一放，让大伙出出恶气听个响。只是那年正月十五已过，年货早卖完了，鞭炮没买成。但丁作明迈出家门的步子，分明带着几分弹性。

他绝没有想到，自己的人生之路会在这一天走到尽头。

路营村在利辛县的最北边，这一片原来分别属于涡阳、阜阳、蒙城、太和、凤台和颍上六县边区，是个六不管的贫困地区。境内多为黄泥地，一下雨有路也没法走人。1991年那场特大洪灾过后，家家穷得叮当响。

这一年春节眼看就要到了，村里没有一点过年的喜庆劲，全村算下来人均年收入不到四百元，可上边派下来的各项负担加起来，每人居然摊到一百零三元一角七分。

国务院有明确规定，收取农民的提留款和统筹费加起来不能超过上一年人均纯收入的百分之五。按这个标准算，路营村每人最多交二十块钱就够了，实际收的钱超了五倍还多。收费的名目多到数不清，除了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这些常规项目，还有建校钱、修路钱、民兵训练钱、计划生育钱、优抚钱，连村干部办公买张纸的钱，都要从农民口袋里掏。

他花了好几个晚上，把从广播里和报纸上收集到的中央新政策整理成大白话，挨家挨户念给乡亲们听。他对乡亲们说，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明确要求各地保护农民利益、减轻农民负担，村干部这样征收提留款的做法违背了中央精神。

有人劝他别惹事，说周围村庄、附近乡镇不都是这样搞的，天高皇帝远的，你能拿他们怎么办。丁作明不信这个邪。八户村民凑了八角一块的路费，在农历正月十八的夜里，把八个村民代表送出了村。

代表们先到乡里，乡党委书记李坤富看了他们递上去的账单，亲口承认是多收了，说两天后给答复。两天过去没动静，他们又跑到县里，县委办公室的汪主任接待了他们，答应很快安排清账小组查账。

消息传回村里，村支书董应福在干部会上当场发了火，说有人要清他的账还要扒他的房，他看谁敢，除非不要命了。查账的通知很快就到了乡里，这可动了一些人的蛋糕。副村长丁言乐的老婆管计划生育，两口子平时没少在提留款和罚款上做手脚。丁言乐已知道丁作明向县里反映了他和妻子贪污提留款和计划生育罚款的事，早已忌恨在心。

2月11日下午，村民徐赛俊、丁大刚二人在暖洋洋的冬日下“下六周”。丁作明在一旁边看，丁言乐路过，凑了上来，故意找碴同丁作明发生口角。丁言乐用肩去撞丁作明，越撞越猛，丁作明连退几步，闪身躲开。丁言乐撞了个空，一头跌进旁边的庄稼地里，跌了个嘴啃泥。

这一跌，给了丁言乐“理直气壮”进行报复的理由。他一个下午先后六次找上门要打丁作明，他儿子丁杰手掂着菜刀在门外大喊大叫，嚷着要丁作明“滚出来”。当晚，村民们都劝丁作明出去躲一躲。

丁作明开始死活不愿意，觉得自己没打人，凭什么要躲。后来考虑到县里已经支持清查村里账目了，不能因小失大，当天夜里忍气吞声离开了路营村。

2月20日上午，丁作明从外面回到村里，去派出所说明情况。他觉得没打人，更没犯法，说清楚就没事了。

派出所副所长彭志中开门见山让他出丁言乐的医药费，丁作明当场拒绝，说自己没打人，凭什么出钱。彭志中拍着桌子问他到底出不出，丁作明说你这样的裁决我可以上诉。彭志中冷笑一声说，我可以关你二十三个半小时，放出去不给钱，再关二十三个半小时，关到你出钱为止。他喊来三个联防队员，把丁作明关进了派出所私设的黑屋。

打人的是王进军、赵金喜、纪洪礼三个联防队员。他们轮番毒打丁作明二十多分钟。彭志中回到所里的时候，是来看丁作明是否被“治服帖”了。丁作明的父亲丁营正在向彭志中求情，说医药费他认了，明天把钱凑齐交上来，请放了儿子。彭志中也没想到联防队员这次下手这样狠，丁作明被打得那么惨，顺势挥挥手，巴不得赶快将丁作明抬走。

丁营和查帐小组的村民一道，急急忙忙把丁作明送往乡医院，后因丁作明腹部疼痛得厉害，乡医院的医生不知所措，只得连夜转往利辛县医院抢救。第二天上午八时，丁作明被确诊为脾破裂大出血，医院紧急输血，但回天乏术。丁作明在抢救他的县医院手术台上停止了呼吸，三十二岁。

丁作明的父亲丁继营拍打着墙壁痛不欲生。丁作明的爱人祝多芬哭成了泪人，她喊：“作明呀，他们把你往死里打，你咋就不认那两百块钱呢！钱比命贵吗？你撒手去了，撇下两个浑身是病的老人，三个这么小的孩子，大的刚六岁，小的才两周，往后的日子叫我咋过呀？”

守在边上的查帐小组村民好言相劝，劝着劝着，忍不住也是泪流满面。

丁作明被活活打死的消息，像晴天霹雳一样传开了。路营村村民涌到丁言乐家门前，丁言乐一家老小早已逃出了路营，人去屋空。村民又掉头涌向派出所，彭志中和打人的联防队员一个个都躲了起来。村民两处扑空，情绪越发激愤，决定直接去县里。

就在他们准备上路时，附近的路集、彦庄、李园、朱园、李楼、郭桥、常营等村的村民闻讯赶来，加入了上访的队伍。丁作明向县里反映的那些问题，也同样代表着他们的利益和愿望。

当地原本想悄悄处理这事，把尸体简单埋了，让知道情况的人别往外说。但新华社记者得到了消息，写了内参直接送到了中办和国办。安徽省委、省政府希望看到的结论是“与农民负担无关”。

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接到安徽报上来的意见后，疑窦顿生：到底是新华社记者“谎报军情”，还是安徽在“欺骗中央”？他把问题交给新华社回答。安徽分社的态度十分坚定：请求中央直接派人调查。

一个由中央纪委执法监察室、国务院法制局、国家计委、国家农业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迅速组成。调查组没同安徽省的各级领导打招呼，从北京出发一路南下，直接开进了纪王场乡路营村。

调查组首先对丁作明的家人进行了慰问，然后同路营村村民见面、开座谈会。调查范围扩大到了附近的黄楼和彦庄，调查时不让地方干部陪同，并对被调查人实施政治上的保护。于是周边的村民也纷纷找上门，向调查组反映实情。

中央联合调查组的负责人是中纪委执法监察室的曾晓东主任。他在谈起利辛县农民的生存状况时，眼泪止不住地流了出来。他红着眼睛说：“真没想到，解放都这么多年了，农民还这样苦，负担会这样重，有些党的干部对农民……”

丁作明死后第二十六天，1993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了《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紧急通知》。通知的措辞极其严厉：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农民除依法纳税和按国务院规定缴纳村提留乡统筹费外，其他涉及要农民负担费用的各种摊派、集资、达标活动和行政事业性收费，一律先停止执行，然后进行清理。

同年7月22日，中办和国办再次联合发出通知，将涉及农民负担有强制、摊派和搭车收费行为的有关项目取消、暂缓执行、需要修改或坚决予以纠正的，计一百二十二项之多。

安徽省阜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于同年7月2日在利辛县城公开审理了“丁作明事件”中负有法律责任的六名罪犯。直接施暴的联防队员王进军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其他参与殴打的人员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刑期从无期到十二年不等。派出所副所长彭志中等相关责任人全部受到法律惩处。

所有牵涉进去的干部全部撤职。但翻遍公开材料，看不到乡党委书记或县领导的具体名字，追责停在了执行层面。

1993年的紧急通知之后，减轻农民负担从政策层面开始推进。2000年，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在安徽全省展开，当年安徽省农民人均负担由上一年的109.4元减少到75.5元，人均减少33.9元，减幅达百分之三十一。

随后这一改革在全国范围内推广。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从1993年丁作明死在派出所的黑屋里，到2006年农业税退出历史舞台，中间隔了十三年。

丁作明死后，他的妻子祝多芬带着三个孩子和两个老人过日子。大孩子刚六岁，小的才两周岁。路营村的人后来再没见过丁言乐一家人，有人说他们去了上海或南京，有人说去了海南或深圳，总之背井离乡，在外靠打工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