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潘光旦到任英杰：母教革新的重要性

文丨关品方

笔者最近和暨南大学的任英杰教授谈到幼儿教育的传承与创新。在互联网和AI时代，如何树德立人，培育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新一代接班人？这是十分关键的议题，涉及社会学的社会变迁各方面深邃的科目，从不婚、晚婚、单亲到不生育、少子化，幼儿教育等问题，千头万绪。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家庭与校园之间的互动。话题自然触及过去百年中国在幼儿教育方面的鼻祖潘光旦。

潘光旦（1899至1967，享年68岁）是江苏省宝山县人（今上海宝山），中国近代著名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教育家。他是清华四大哲人之一，费孝通的老师。费孝通的同窗是笔者上世纪60年代在皇仁书院攻读时的中国语文老师。

潘光旦1913年（14岁）入读清华学校，少年跳高意外右腿重伤不幸要截肢，此后终生拄拐杖行走。他求学期间写《冯小青考》，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明代才女，当年梁启超读后大加赞赏。

1922年（23岁）清华大学毕业后赴美，达特茅斯学院生物学学士，哥伦比亚大学遗传学、动物学硕士。潘光旦主攻生物学与优生学，1926年回国；先后在光华大学、中国公学任教。潘光旦1934年（35岁）转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抗战期间随校南迁，任西南联大社会学系主任、教务长、图书馆馆长。他1941年加入民盟出任中央常委，1952年院系调整，转往中央民族学院从事少数民族历史研究，重点是土家族等少数民族源流；1967年在北京病逝。

潘光旦是社会科学的通才，学术贡献包括优生学（人文生物学）、性心理学、社会学与家庭制度、民族学、教育学与人才思想。他是中国现代优生学奠基人，提出《位育思想》，“安其所、遂其生”，融合儒家思想与西方进化论，主张人与环境、群体之间协调平衡。他反对简单种族优劣论，主张从教育、家庭、社会环境层面改善国民素质，把优生学从单纯生物学扩展到人文社会学。性心理学方面，他最早运用心理分析研究中国人物，开拓本土性心理研究，高尚清奇，打破当时社会对性话题的禁忌。

潘光旦用近代社会科学方法（问卷、统计）研究近代家庭，讨论婚姻、生育和家族制度，是中国早期家庭社会学经典。他重视家谱、创建谱牒学，以族谱为史料，研究人口、人才流动和宗族变迁，开辟《社会学+谱牒学》的研究路径。民族学方面，他考证民族源流，聚焦少数民族历史，大量运用史料、族谱和田野调研（field studies）材料；他的这些专长，本文不详细展开了。

笔者服膺潘光旦的教育与人才思想。他倡导通才教育，反对学科过度割裂，主张人文与生物科学打通。他毕生培养出大批社会学人才，翻译了达尔文《人类的由来》等经典。他主张社会学中国化，不直接照搬西方理论，以中国传统典籍、家谱、民俗材料，结合生物学、社会学、民族学、遗传学、优生学、心理学跨学科研究。14卷《潘光旦文集》总字数600万，不可多得。于家庭教育，他有独特想法，提出《新母教》《中国之家庭问题》，认为家庭教育首要不是灌输知识，而是“品格养育”，家庭是培育健全人格的根本场所，学校只是辅助。

笔者记得岳母刺字、孟母三迁、24孝传统故事，治家格言等，但不构成完整幼儿教育思想体系。潘光旦提出完整的“新母教”五阶段。“母教”不是旧式礼教，是现代父母（尤其母亲）的教养责任，分五步走顺序连贯。

1.择教之教：做父母先要预先学习如何教养子女。当代的学校只教谋生技能，没有开设“如何为人父母”的课程。他认为育儿是一门专业，婚前就要做好准备，是家庭教育的起点

2.择父之教：婚配选择不只看感情，也要考量身心健全，因为直接影响后代，属于优生层面的家庭教育前置

3.胎养之教，反对迷信胎教：明确区分胎养和胎教；不相信给胎儿听读写的迷信胎教；胎养是母亲保持良好营养、稳定情绪、规律起居，保护母体健康，给胎儿良好生理环境；是养护母体

4.保育之教：母亲自养自教；幼儿阶段母亲亲自哺乳、亲自抚育，尽量少依赖奶妈、保姆、托儿所；集体托育适合社会化训练，但发掘孩子个性和体察心性，只能由父母在家完成，外人只是隔靴搔痒

5.品格之教：子女入学之后，家庭教育重心转为品格养成；家教本质是品格教育，学校负责传授知识，家庭负责塑造人格、德行和习惯，二者分工不同，不可互相替代

任教授和笔者当日相谈甚欢，都同意应当家庭与学校分工合作，反对把教育全部推给学校。五四时代很多人推崇“儿童公育”，主张把孩子交给社会、由学校统一养育。潘光旦一士谔谔，对此持保留态度。如今回顾起来，他的真知灼见，经得起历史考验。

学校教育标准化，很难因材施教；家庭最能观察、发掘孩子独特天赋。知识可以交给学校，但德行、性情、同理心、自制力，根基在家庭日常生活。不可否定校园公育，但家庭私育是常态，公育只能作为特殊的必要补充，但不能完全取代家庭私育的必要基本。家庭教育的核心目标是“位育”，发现每个孩子的独特地位并培育之，造就完整人格的人。家庭教育不是把孩子塑造成统一模板，而是让孩子认清自身禀赋，顺应天性，在社会上找到合适位置，身心均衡发展。所以要兼顾生物层面（体质、遗传、养护）和人文层面（伦理、修养、信念）；不片面追求读书成绩，要同时重视体格、情绪和道德的整体成长。

对传统家庭的社会变迁，笔者认为，当代社会虽然早已扬弃旧式大家庭，但应建立折中家庭观念，三代互动，让“爷嫲公婆”辈有机会参与到0-6岁（甚至0-12岁）孙辈的育成。既不固守旧式大家庭，也不照搬西方小家庭。理想家庭容纳老中青三代，兼顾育幼+养老。家人共处，长辈的言行身教和日常相处本身就是家庭教育。中国传统家庭的伦理价值，在现代依然有可取之处，只要剔除封建糟粕就得。

此外还有，性教育属于家庭教育的一环。家庭应当承担基础的性教育，破除性的禁忌。父母在家庭中自然引导，而不是等到青春期由学校仓促灌输。应把优生理念融入家庭教育，提出父母需要提前学习育儿；区分胎养与胎教；主张家庭负责品格、学校传授知识，反对全盘儿童公育。家庭教育重在顺应天性，培养身心健全的人。这样做，才是父母给予儿女最大的福泽。

笔者的朋友任英杰教授是暨南大学儿童认知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他组建研究生团队从事认知社会学、家庭社会学及认知科学领域的探索研究与实践；在潘光旦“位育”思想的基础上迭代升级、优化其教育思想。他倡导“母教革新”，提出“科学育儿的终极意义是让孩子见证一位幸福母亲展现出自己生命的尊严和热望”，认为“妈妈的生命状态是孩子成长的天花板”。

笔者认为，父亲当然也起着关键的配合作用（尤其是13-19岁的男生）。“父教革新”是另一个崭新的研究课题。

笔者同时认为，香港要成为国际教育的枢纽，在幼儿教育方面也要突破传统框框，有所创新和改革，不要满足于行政措施，例如幼学券的发行和幼师的上岗证。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香港某国际教育集团独树一帜，成绩斐然，知名不具。任教授在内地开发了相关实践平台，和个别优质幼儿园合作，以“家园共育”为抓手，对接孩子妈妈，赋能孩子妈妈，面向0-6岁幼童妈妈倡导“居家早教”，以专家团队陪伴赋能母亲的模式，持续地支持母亲的科学育儿实践。这方面，需要香港特区更多的幼儿教育和学前教育专业学者参与，将学习科学、认知社会学、家庭社会学、家庭和谐、信息技术、数字媒介、以至新时代“深度学习”理论融为一体，引用到早期儿童养育（ECE，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上来。

早期儿童的成长，和家庭教育息息相关。儿童学习不是被动灌输，重在建构认知。幼儿学习的本质，是在真实情境、互动活动（在游戏中学习）之中主动建构认知，不是提前刷题、背诵答案、认字习字、参加大量兴趣班、学习面试的技巧。幼儿的认知能力是在亲子互动、游戏、自理和亲子日常对话中慢慢形成。小学知识不可以提前下压到幼儿园。过早的符号化教学，只会破坏儿童内生的学习动机。

总而言之，重视天性而非知识，重视人格（树德立人）而非物质。家庭环境是早期认知发展最重要场域，亲子互动对儿童认知的塑造十分关键。家庭教育不是额外次要，而是持续认知环境的营造，是独特唯一。幼儿阶段，父母的对话质量、回应方式，远比早教产品重要。家庭养育应以儿童为本，父母要细心观察、跟随孩子兴趣，而不是单向安排学习任务。重视“家园协同”，校园和家庭要形成认知互相支持的合力，避免学校是一套、家庭另一套，造成认知冲突。数字媒介和新媒体对幼儿的影响十分严重。应用信息技术、以新媒体进行幼儿教育要十分审慎。不绝对禁止屏幕，但不宜被动观看短视频。被动接收碎片化信息，会削弱深度思考和持续专注的能力。数字工具可以作为互动游戏媒介，但必须有父母或幼师陪同、限定时长，把媒介变成亲子互动的载体，而不是电子保姆或奶头。要警惕算法推荐的碎片化内容干扰幼儿注意力偏爱的养成。幼师的专业成长要重视实践经验和反思能力。幼师不只是掌握理论，更要在日常教育的观察中持续反思，生成属于自己的实践性知识。幼师需要学会观察幼儿行为，读懂行为背后的认知需求，而不是机械地执行教案。

任英杰把《深度学习》理念延伸到幼儿教育，认为幼儿知识学习不是单向贯输，而是在游戏的过程中学会提问、尝试解决问题，发展好奇心、专注力和探究的习惯。

潘光旦反对超前灌输知识、“应试化”早教，不把成绩当作幼儿养育首要目标。家庭是早期成长最重要场所，学校只是辅助，亲子互动、日常熏陶较为重要。应顺应儿童天性，拒绝用统一模板强行塑造孩子；看重完整人格的培育，而不单是知识智力的开发。

潘光旦的视角是《生物+伦理》，任英杰的视角是《认知学习》。潘光旦关注人在社会中的位置、伦理品格、身心平衡；任英杰聚焦学习过程、思维能力、媒介对认知的影响，重视亲子互动的质量。笔者坚信，所谓“赢在起跑线”不无道理，但这条起跑线在家庭教育，不在物质条件。新的学年开课以来已一个月，香港特区中小学生的不幸个案，值得教育界贤达深思、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