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欢走了,63岁。
对外经贸大学发的讣告里,他的身份是"退休教师",职称一栏:副教授。
一夜之间,舆论场上最响的声音除了哀悼,就是鸣冤。
"从教三十年,课堂座无虚席,作品传遍千家万户,退休时居然还是副教授?"
"乔丹进不了名人堂,聂卫平不算殿堂国手——这合理吗?"
"职称这把尺子,量不了真正的歌者。"
"副教授三个字,是刘欢的勋章,不是他的遗憾。"
这些话说得慷慨激昂、情真意切,读完之后让人热泪盈眶。可冷静下来想一想,事情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吗?
我的观点很明确:大可不必为刘欢的副教授鸣冤叫屈。中国大学的职称评定制度确实操蛋,但刘欢大概率没有在这个制度里被打压。他当一个副教授,挺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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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先看看这些鸣冤的论点都长什么样。
第一类,打"成果牌":刘欢写了《北京人在纽约》配乐,唱了奥运主题曲,《少年壮志不言愁》《弯弯的月亮》《好汉歌》首首经典,这种级别的艺术家怎么可能只是副教授?
第二类,打"教学牌":他的《西方音乐史》是学校最抢手的选修课,几百个名额上千人抢,选课要抽签,教室连过道都站满人,拄着拐杖来上课还激情四射,这样的老师评不上教授,天理何在?
第三类,打"风骨牌":刘欢不是评不上,是不屑于评。他不愿意为了一顶帽子去搞论文、凑课题、钻规则缝隙,宁要一个货真价实的副教授,不要一个低眉折腰弄来的正高。这不是委屈,是勋章。
第四类,打"制度牌":现行职称评审重论文轻教学、重课题轻实践,刘欢的价值在课堂、在作品、在美育普及,这套尺子量不了他,所以不是刘欢不够格,是尺子有问题。
这些说法各有道理,甚至每一条单独拿出来都能让人点头。但把它们放在一起仔细审视,就会发现:它们建立在一系列未经检验的假设之上。而这些假设,很多站不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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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先说清楚一件事:我对中国大学的职称评定制度没有任何好感。
这套制度的弊端,学术界自己吐槽了几十年,早就不是什么秘密。唯论文、唯课题、唯奖项、唯帽子——搞出一堆量化指标,把活生生的学术工作变成了填表游戏。文科领域尤其严重,大量论文写出来没人看、发了没人引、除了帮作者凑够评职称的篇数之外没有任何学术价值。说难听点,相当一部分文科论文就是"狗放屁、放狗屁、狗屁放"的三循环。
更要命的是,这套制度催生了"学阀"文化。拼圈子、拉关系、搞门派、以奖代评、把一身本事全用在钻规则缝隙上。《求是》杂志前不久刚发文,白纸黑字说要"破除'圈子文化'和'学阀'做派,切实扭转唯论文、唯顶刊、唯帽子、唯奖项倾向"。连顶层都看不下去了,可见问题之深。
在这个制度下,多少人把人格折成一张盖了章的纸?买论文、拼关系、跑项目、凑课题,只为换一顶正教授的帽子。
所以,如果有人说"刘欢没评上教授是因为他没去写论文凑课题",这完全可能是事实。但请注意——"制度有问题"和"刘欢被打压"是两件事。制度对所有人都操蛋,不是专门针对刘欢一个人操蛋。在这个制度里,有多少比刘欢更优秀、更努力、更有学术水平的教师同样评不上教授?他们才是真正被亏待的人,只是没人替他们鸣冤罢了。
把制度之弊转化为对个人的"迫害叙事",是一种偷换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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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鸣冤"这个词,暗含了一个前提:刘欢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他是受害者。
可事实真的如此吗?
对外经贸大学是刘欢工作了三十二年的单位,如果他真的受到不公正对待、被刁难、被穿小鞋——他完全有条件、有能力、有资源把这件事闹大。他是中国最有名的歌手之一,社会影响力远超绝大多数教授。他认识的人脉、掌握的媒体资源、拥有的公共话语权,不是普通教师能比的。
如果他真的想评教授,以他的名气,拿个正高牌照如同探囊取物。金唱片评委会大奖、中国歌曲排行榜杰出成就奖、《歌手》年度冠军、金钟奖——这些奖项随便拿出来几个,在现行评审体系里都是硬通货。他只要稍微俯下身,凑几个课题,发几篇论文(说得直白点,以他的资源,指导学生写论文然后挂个一作,找个核心期刊发表,简直是小菜一碟),教授职称手到擒来。
可他没有这么做。三十二年,一直到退休,都没这么做。
最合理的解释是什么?不是他被打压了,不是他被人刁难了,而是——他自己不在乎,或者自己没去申报。
职称评定不是你坐在那里等它掉下来的,它需要本人主动申报、提交材料、参加评审。如果一个人三十二年都没有主动去申报正教授,那最可能的原因只有一个:他自己不想评。
把"自己不想评"包装成"被打压评不上",这不是替刘欢鸣冤,这是在消费刘欢。
04
说句不中听的话:刘欢当一个副教授,其实是合适的。这不是贬低他,而是实事求是。
首先,他的专业背景和岗位要求之间存在错位。
刘欢本科学的是法语文学,歌唱全靠天赋和自学(这一点必须承认,他的天赋确实强大)。但"开口唱歌"和"学术研究"是两码事。他在对外经贸大学主讲《西方音乐史》,这属于通识教育下的美育课程,面向全体非艺术专业本科生,是教育部要求的人文素养课。课程性质决定了它的定位:学生自选、凑够学分即可,无闭卷笔试,期末交一篇音乐感悟短文就能过关。
这类课程说白了,就是外行讲给外行听。没有专业纠错机制,没有严格学术考核,性质比兴趣班稍高一点,但离真正的学术教学还有相当距离。刘欢能把这种课讲得生动有趣、座无虚席,说明他是一个好老师——但"好老师"和"学术型教授"是两种不同的评价体系。
其次,受学生欢迎不等于学术水平高。
刘欢的课受欢迎,这是事实。几百个名额上千人抢,选课要抽签,这说明他讲课有魅力、有感染力。但我们要搞清楚:通识美育课的"受欢迎"和专业学术课的"受欢迎",含金量完全不同。
通识课的学生是非专业的,他们对课程的期待是"好听、有趣、能长见识",刘欢这种“网红”型教师,往讲台上一站,随便讲点什么学生都觉得精彩。这跟一个音乐学院的教授面对专业学生讲授西方音乐史,接受同行的学术审视和学生的专业追问,完全是两回事。
受欢迎是一种能力,但它不是学术水平的证明。一个脱口秀演员讲历史也可以很受欢迎,但我们不会因此认为他必需是历史学教授。
第三,他自己大概也不在乎。
刘欢名利双收。他是中国最成功的歌手之一,版税收入、演出收入、社会声望,早已实现财务自由。一个财务自由的人,对"副教授"还是"正教授"的在意程度,天然就比普通教师低得多。 对刘欢来说,副教授和正教授之间的那点工资差距,还不够他的一瓶酒。
本来是件挺洒脱的事,结果被舆论一搅和,反而变成了一出"被迫害"的苦情戏。刘欢泉下有知,大概也会觉得哭笑不得。
05
说到底,那些为刘欢鸣冤的人,真正在意的不是刘欢本人,而是借刘欢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
他们真正想说的是:中国的职称制度太操蛋了,我看不顺眼很久了,终于逮到一个有名人的案例,可以借题发挥一下。
这种心情可以理解。职称制度确实该改。重论文轻教学、重课题轻实践、重数量轻质量,这些问题存在多年,伤害了无数真正做学问、真正教书育人的老师。但把这些制度性弊病投射到刘欢一个人身上,把他包装成一个"被打压的天才",既不尊重事实,也不尊重刘欢本人。
刘欢不需要别人替他鸣冤。他是这个时代罕见的名利双收者,不需要一个正教授的头衔来加冕。
真正需要关注的是那些没有名气的普通教师。他们同样课讲得好、同样受学生欢迎、同样没有论文没有课题——但他们没有刘欢的名气和资源,没有舆论替他们鸣冤,他们在沉默中承受着这套操蛋制度带来的真实伤害。他们才是职称改革真正应该惠及的群体。
公众对刘欢的副教授身份有一种本能的"违和感",这种感情可以理解。但这种违和感,说到底来源于对"教授"这个头衔的过度崇拜——好像一个人如果不是教授,就配不上他的才华。这恰恰是一种需要祛魅的心态。
刘欢首先是一个歌手。即使是一个优秀的歌手,但"好老师"和"优秀歌手"这两重身份,都不自动等于"应该评上教授"。教授是一个学术职称,它有自己的一套评价标准——这套标准可以讨论、可以改革,但不能因为一个人唱歌好听、课讲得受欢迎,就必须给他。
副教授不是羞辱,教授也不是神坛。
所以,大可不必为刘欢的副教授鸣冤叫屈。
他不需要。
制度需要改革,但改的理由不是为了刘欢,而是为了千千万万个没有名气的、真正在讲台上默默付出的普通教师。
他们才是这个故事里真正需要被看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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