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权力裁剪的青春：战火之间的美国“青年”

“青年”这个词，用得太过自然，以至于几乎没有人去追问：它到底指谁？

青春期是一个生理名词，未成年是一个法律名词，“青年”的边界则是暧昧的。一个在工厂做工的少年和一个年逾而立的博士，共享同一个“青年”标签，可他们的人生处境毫无交集。社会用“青年”作为某种共同体，用它谈论教育、就业、政治立场、社会问题，却很少停下来想一件事——“青年”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

一百多年前的美国，并没有今天意义上的“青年”。按照宪法规定，二十一岁即为拥有投票和签约权利的“成年人”。对一个年轻的美国男性来说，在二十一岁之前是需要被保护和教育的“男孩”，在此之后是需要成家立业的“男人”，二者之间没有过渡地带。

1918年秋天，《展望》杂志的记者走进一所美国大学，看到的是一幅奇异的图景：宿舍改成了营房，军号替代了上课铃，身着军装的年轻人列队穿过草坪，操练完毕才被放去上物理课。这则报道湮没在当年的战时新闻里，毫不起眼。但它记录下的，正是“青年”作为一个社会范畴诞生的现场。当国家为了迅速补充兵源需要立法将不满二十一岁的“男孩”们送上战场，它首先要做的，是在“男孩”与“男人”之间划出一个新的位置。由此产生的连锁反应，远比一场战争更深远。一旦“青年”被命名，他们就开始被统计、被分类、被教育、被管理。

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报名参加学生陆军训练团，1918年。来源：美国国家档案馆（NARA）

服部雅子在《青年时代》中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贯战史（transwar）”视角，即将一战、大萧条和二战这三个被传统叙事割裂的时段联系在一起，提出战争是建构“青年”身份的关键节点。“青年”是如何被刻意定义、又是如何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变成国家治理的对象、教育政策的筹码和意识形态的载体？换句话说，这追问的是一个我们习以为常却从未深究的问题：谁有权力定义青年？谁在书写我们的年龄？

今天，当政客再次把“青年”视作社会动员和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当“Z世代政治极化”成为一个被媒体反复操弄的概念时，这段历史并不遥远。我们以为自己知道青年是谁，可我们或许忘了——这个词，从一开始就是战争机器的产物。

成年的门槛

故事始于一场关于年龄的争论。

1917年美国参加一战，志愿兵制度难以为继，选征兵役制取而代之。兵员不足，军方主张把征兵年龄压到二十一岁的法定成年线之下，理由是年轻人更适合现代战争，军事训练本身即是一种锻造，能真正把“男孩”变成“男人”。

詹姆斯·蒙哥马利·弗拉格绘征兵海报《我要你加入美国陆军》，约1917年。来源：美国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印刷品与照片部

“把男孩变成男人”，这句口号本身就暗含了这样的含义：战争机器不再是从家庭手中夺走孩子，而是替家庭完成教育。不是年满二十一岁就自动成为“男人”，而是在成为“男人”的过程中增加了一道本不存在的门槛，定义的权力就在其中悄悄滋生。

当征兵年龄降至十八岁时，法律强制设立学生陆军训练团，把军事训练与大学课程捆绑在一起之后，这意味着教育机会从此可以与军事义务挂钩，成年门槛从此可以由国家随时移动。“成年”不再是一个生理与法律的事实，而成了一条随国家需要伸缩的虚线。

霍华德大学学生陆军训练团的无线电报课，1918年。来源：美国国家档案馆（NARA）

校园与营盘之间

战争结束了，军营却留在了校园里。

上世纪二十年代，通过立法，美国在各个学校恢复建立强制性预备役军官训练团（ROTC），强制要求公立大学的青年接受军事训练。这引发了新一轮的争论。支持者依循未成年人是“男孩”的论调，认为大学起到“替代父母”的作用，有权借助军事训练塑造青年品格，从而为国家安全培养人才。反对者则认为，由于公立大学费用比私立大学低廉，此举只会成为剥削寒门子弟、加剧阶层分化的借口。

校园不再是单纯的校园，它成了国家培养“合格青年”的试验场。教育精英在其中扮演了核心角色。从一战时期的教育与特别训练委员会，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的美国教育委员会和美国青年委员会，再到二战时期的各类战时教育委员会，尽管初衷各异，他们共同促成了军事训练与教育的结合，也推动了“军事训练和服役是一种教育经历”观念的制度化。他们选择将教育机会与国家安全挂钩，接受军事训练进入大学课程，甚至亲手把一代青年推向战场。

到1941年，预备役军官训练团已为陆军输送了超过十万名军官。这段历史发生在两次大战之间，发生在我们习惯称之为“和平”的年月里。可恰是在这里，这种定义式的规训机制显出了其最可怖的一面：战争机器并不只是战时的总动员，而是和平年代里的日常化。在这个过程里，并没有因为战争结束就放弃战争逻辑，而是通过对“青年”群体的塑造将战争逻辑持续渗透进教育政策、社会救济乃至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一系列深刻影响数代美国青年的制度正是在这两场大战之间生根发芽的。二战爆发前，美国青年遵循标准化的成年轨迹。完成基础教育后，进入制造业工作，随后结婚成家。而二战的“总体战”性质，迫使国家必须将此前被排斥的“年轻人”纳入成年人范畴。通过预备役军官训练团等制度的训练，更多青年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高等教育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婚嫁成家，成为界定“青年”向“成年”转变的新门槛。当军装混进校服，当操练成为学分，例外就变成了惯例，没有人再记得它曾经是例外。

萧条年代：从“孩子”到“问题”

他们渴望被许诺的前途。

随着“大萧条”的到来，社会上涌现出一批失业、辍学、游荡街头的十几二十岁青年，他们既不属于军队，也不属于工厂与课堂。他们很快获得了一个新身份——“青年问题”。从社会舆论到学术研究，这个短语迅速流行开来。“青年”获得了新的定义，他们不再只是被用来征兵的对象，而成了一种需要被防范的社会风险，这个群体年轻、失业、不稳定，心理上可能失控，政治上可能被激进思想俘获。

民间资源保护队宣传海报《青年男子的机会：工作、娱乐、学习与健康》。来源：美国国会图书馆

罗斯福政府推出了国家青年管理局（NYA）和民间资源保护队（CCC）两项面向青年的新政就业项目。前者为失业、贫困的辍学青年提供兼职工作，后者则是在救济青年的同时，为其提供技能培训与军事训练。彼时，青年不仅是“不成熟的孩子”，更是社会秩序的潜在威胁。这些政策当然有其温情的、进步的一面，无数年轻人确实借此度过了绝境。但救济与规训从来是一体两面。“青年问题”的发明，意味着年轻人从此被当作一个需要专门机构、专门政策去处理的治理对象。国家通过救济进入青年的日常生活，通过培训重塑他们的身体与时间，通过军事化训练把他们预备成未来的兵员。所谓“青年问题”，从来不只是青年自己的问题。它意味着，当社会无法吸收年轻劳动力时，国家会以“问题”之名重新接管他们。

总体战与成人礼

然后，二战爆发了。

总体战把整个国家变成动员机器，为了满足现代战争的需要，国家优先征召18至25岁的单身男性，因为他们技能低、未婚。彼时的美国社会认为，优先征召此类群体而将已婚及年长者留在后方，有利于维护“美国家庭”的稳定。于是，“青年”彻底扭转了此前大萧条时期的负面形象，摇身一变成为“最伟大的一代”。

随着青年被征召入伍，青年群体发生进一步的细分。美国社会延续军事训练能使“男孩”蜕变为“男人”的论调，将参军入伍以及退伍的青年视为“年轻的成年人”，曾经困扰美国的“问题青年”，此时范围已大为收缩，主要指那些14到18岁，因年龄尚小无法参战的“不成熟青年”。此外，作为征兵时的承诺，罗斯福政府出资赞助有天赋的士兵接受大学教育，由此推出了《军人权利法案》与陆军专业训练项目（ASTP），延续了长期以来以军事服务换取教育机会的做法。一个群体的社会价值，就这样被战争需求再次核算。

十年前还被视为社会隐患的人群，一夜之间成了“最伟大的一代”。荣誉的分配从来不比资源的分配更随机——当国家需要英雄叙事，曾经的“问题”就成了史诗的主角。

华盛顿与杰斐逊学院校园内的陆军专业训练项目学员，约1943年。来源：华盛顿与杰斐逊学院U. Grant Miller图书馆

出口青年

美国不容忍下克上。

二战胜利后，美国已成为毋庸置疑的世界超级大国。美国社会对“问题青年”的定义再度发生转变，开始指涉日本青年，他们认为这正是符合“需要美国指导的青年”的群体。在此背景下，占领当局介入了日本青年的生活。当局设立的 “青年组织与学生活动专员”（YOSA）职位，试图通过学生课外活动和校外青年社区活动监督青年，传播美式民主理念和生活方式。这些专员将“青年”视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根据亲美程度对其加以区分，本质是要将美国的“青年”观念投射到日本社会之中。

不过，由于YOSA官员对日本青年采取选择性、自上而下的方式，成千上万处于社会制度底层的日本青年，尤其是女性，被排除在关注范围之外。作为意识形态承载体的“青年”这一概念走到哪里，就把原产地的权力结构带到哪里，也把原产地的盲区复制到哪里。无论是一战时期的预备役军官训练团，还是二战时期的陆军专业训练项目和《军人权利法案》，几乎每一项军事教育项目都被支持者誉为“民主”的创举。支持者说，它们让原先无力承担教育费用的年轻男性获得教育机会，打破阶层壁垒，实现社会流动。但事实是，女性、黑人青年、贫穷的白人青年、边缘的日本女孩，都或多或少被排除在“民主”之外。这些项目以民主为名，却在强化社会分层。所谓“民主”的创举，有时只是把分层换了一个更好听的名字，政策中的不平等，并未因“民主”的粉饰而消弭。

尾声：为什么总是年轻人

《青年时代》表明，每当国家遭遇战争或危机，“青年”就会被重新定义一次。

“青年”从来不是一块稳定的石头，而是一条被不断改道的河。一战时，关于征兵年龄的辩论把“男孩”与“男人”的界限重新划定；大萧条时，失业的年轻人成为“青年问题”；上世纪四十年代，入伍青年被视为“年轻的成年人”定义的青年各不相同，定义的逻辑始终如一：不是青年在表达自身，而是国家在按照自己的需要，裁剪这个范畴的形状。

那张1918年的照片里，年轻人站得笔直，他们正站在一个漫长逻辑的起点上。此后一百年，国家一次次发明青年，又一次次把他们送进不同的战场，有的拿枪，有的拿文凭，有的拿选票。相隔一个世纪，结构却如出一辙。每逢社会转型的关口，所有人的目光总会投向年轻人——动员他们、塑造他们、拯救他们，或者提防他们。“青年”反复被修剪、命名。而理解命名者的焦虑与欲求，或许比理解被命名者本身，更能说明一个时代的真相。

今天，当政客再次谈论青年，我们或许该问：谁在定义他们？定义之后，谁被留下，谁被送走？

战争结束了吗？也许是。但如何定义青年，从未真正停止。

服部雅子：《青年时代：美国社会与两次世界大战》（The Age of Youth: American Society and the Two World Wars），剑桥大学出版社，2025 年。

兰江烁（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