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9年6月24日，安徽合肥青龙场褚老圩，高敬亭被押往刑场。这个曾让国民党军队长期头疼的红军将领，面对死亡依旧坚持申辩：“我没有罪。”随后，他整理军帽，向叶挺敬了最后一个军礼。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军法处置。高敬亭之死，牵连着抗战初期新四军的战略选择，也暴露出统一战线内部复杂而尖锐的矛盾。多年以后，事实证明，这位将领确实存在工作上的问题，却不应被定性为反党、反中央，更不该被处死。
高敬亭1907年出生于河南光山，青年时期投身农民运动，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没有受过系统军事教育，却熟悉乡土社会，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组织群众、筹集粮食、保存武装。
1932年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后，许多人认为当地斗争难以维持。高敬亭没有随主力转移，而是留下重建红二十八军。1935年2月，鄂豫皖边红二十八军成立，全军不过一千四百余人，高敬亭担任政治委员，实际承担党政军统一领导。
兵少，敌多，补给更难。
他没有把部队固定在一处，而是让主力与便衣队相互配合，采取“敌上山、我下山”“化装袭击”“打了就走”等办法。能打则打，不能打便撤，不与强敌硬拼。三年游击战争中，这支队伍转战鄂豫皖边区多个县份，始终没有被国民党军队消灭。
这种坚持的价值，不只在于保存了一支武装。更重要的是，它保住了鄂豫皖地区的革命组织和群众基础，也使红军主力长征后，南方游击区仍有一面旗帜没有倒下。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曾肯定红二十八军坚持斗争的成绩。
抗战全面爆发后，形势发生变化。高敬亭很快接受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方针，主动派人与国民党方面谈判。1937年7月，他在岳西一带推动双方协商，既同意联合抗日，又坚持部队的独立性，没有接受对方随意改编的安排。
1938年2月，红二十八军与豫南游击队合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3月8日，第四支队奉命东进。部队经过整训后进入皖中，逐步在舒城、桐城、庐江、无为等地展开行动。
关键一战发生在1938年5月16日。
这一天，第四支队一部在巢县蒋家河口袭击日军守备队，击毙日军二十余人，部队没有出现伤亡。这场战斗规模不大，意义却很突出，它揭开了新四军挺进敌后作战的序幕。随后，第四支队又在棋盘岭等地作战，部队不断扩大，皖中抗日根据地开始形成。
有意思的是，真正改变高敬亭命运的，并不是战场上的失利，而是根据地向哪里发展的问题。高敬亭熟悉大别山，认为那里有群众基础和地形优势，主张保留这块战略支点。新四军军部则要求江北部队继续向津浦路东推进，尽快深入日军占领区。
两种判断都有现实依据。大别山便于坚持，也容易遭到国民党桂系牵制；向东发展能够接近日军，却意味着部队离开多年经营的区域。高敬亭依据过去的斗争经验，迟迟没有完全执行东进要求，军部对此越来越不满。
矛盾很快扩大。有人指责他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有人认为他排斥外来干部。第四支队第七团团长杨克志、副团长曹玉福后来叛逃，也被牵连到对高敬亭的指控中。实际上，部属个人的叛逃与高敬亭并无直接证据证明存在指使关系，但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这件事加重了对他的怀疑。
1939年6月，项英以高敬亭反党、反中央并可能率部投敌为由，请求将其处决。叶挺奉命处理此事。高敬亭听到军长到来，仍赶去见面。有人劝他提防，他回答：“心里没有鬼，为什么不去？”
这份坦荡没有改变结局。6月21日至23日，第四支队召开批判会议，随后作出处死决定。遗憾的是，中央关于“采取过渡办法”、派干部协助工作的意见抵达时，高敬亭已经遇害。时间上的错位，使一条本可挽回的生命彻底中断。
高敬亭死后，第四支队内部受到冲击，部分干部和战士陷入不安。徐海东后来认为，高敬亭在坚持鄂豫皖斗争中功劳很大，即使存在肃反扩大化等错误，也属于路线和认识问题，不能据此认定为反革命。
这桩旧案沉寂多年。1975年，高敬亭的女儿高凤英写信请求重新审查。毛泽东批示认为案件处理不当，要求军委讨论。1977年4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作出平反决定，明确指出高敬亭功大于过，原有罪名不能成立，处死他的处理是错误的。
从1939年遇害，到1977年恢复名誉，整整三十八年。1983年，国家民政部门追认高敬亭为革命烈士。1997年出版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相关词条，也确认了他坚持鄂豫皖斗争、领导第四支队抗日以及被错误处决的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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