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观点｜特朗普的品牌形象一落千丈，共和党或将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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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詹姆斯·卡维尔（James Carville）的那句著名口号“It’s the economy, stupid”（“这是经济问题，笨蛋！”），只用四个英文单词，就概括了政治学者可能要用400个单词才能解释清楚的道理：当选民觉得家庭收支吃紧时，往往就会另选一个政党执政。

因此，随着2026年中期选举临近，像我这样的民调研究者说，脆弱的美国经济和高昂的生活成本将左右选情，并不是什么独到见解。可以说，直接关系到家庭收支的经济问题促成了唐纳德·特朗普重返白宫开启第二任期。2024年的一项又一项民调都显示，经济是选民最关心的议题；在处理经济问题上，选民也往往明显更信任特朗普。

如今，特朗普总统和共和党人不仅失去了这一优势，在生活成本问题上还落后了8个百分点。今年，我的民调还显示，另一个议题的关注度不断上升，排名仅次于生活成本，高于其他问题。不只是经济，“问题也在腐败”。

选民认为，经济并没有让他们受益。他们还觉得，经济体系正被人为操纵，越来越偏袒与国家领导人过从甚密的极少数人。这两种担忧交织，让特朗普和共和党人在选举前夕陷入了极为不利的境地。

这也在侵蚀特朗普多年来塑造、助他赢得选举的品牌形象。

2016年，盖洛普（Gallup）问共和党人，特朗普为什么有吸引力，六分之一的人提到了他的经商经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多年来，他一直以房地产大亨和《学徒》（The Apprentice）节目明星的身份活跃在公众视野中。最多人提到的理由是什么？特朗普是个“局外人”。十年前，这种形象不难理解：他从未担任过民选公职，也显然不受共和党建制派欢迎。这一形象深入人心。到了2023年，距他首次宣誓就职已过去六年多，近七成共和党人仍把他视为“局外人”。

如今，一些投票支持他的选民对这一点产生了疑问。最近，我主持了《纽约时报》评论版（Times Opinion）的一场焦点小组讨论。罗伯特（Robert）是参与者之一，来自得克萨斯州，是一名曾投票支持特朗普的摇摆选民。他说：“以前，你会觉得可以指望共和党人把经济搞好。”如今，他说，感觉“享受到经济好处的，会是最上层的人，或是某些朋友，而不是普通老百姓”。

在我自己的民调中，近三分之二的选民表示，“大多数政客要么腐败，要么只顾自己的利益”。借用特朗普过去尤其爱说的话，在选民看来，这片“沼泽”还得下大力气抽干。比尔·克林顿总统被指用林肯卧室的留宿机会换取竞选捐款时，共和党人曾为此愤怒声讨，批评得也有道理。亨特·拜登在父亲担任副总统期间那些不光彩的收入来源，也曾遭到他们的猛烈抨击。

多年来，支持者一直把特朗普看作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物：一位为了整顿问题重重的华盛顿而暂时放下光鲜生活的商业大亨。特朗普从这种看法中获益良多。如今，他们看到的新闻标题，说的却是迷因币骗局、令人费解的赦免，以及总统家人和亲近人士不断积累的巨额财富。一些人开始得出不同的结论。

假如美国人觉得特朗普正专注于改善经济，只是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拿出成绩，情况便另当别论。有时，努力本身也能赢得选民的认可。2012年，我对年轻选民的研究发现，他们虽然觉得贝拉克·奥巴马总统的经济政绩乏善可陈，但仍然肯定他“在努力”。

2025年1月，我问选民，希望特朗普在第二任期重点关注什么。他们的回答很明确：努力降低生活成本，确保边境安全。到2025年11月，超过七成选民表示，他对边境安全给予了高度关注；但只有43%的人认为，他把降低生活成本列为首要任务之一。如今，后一比例已降至四成。相比之下，认为他优先推进白宫宴会厅建设、林肯纪念堂倒影池翻修等项目的人，反而更多。即便在共和党选民中，也只有六成认为，降低生活成本是他的首要任务之一。

许多特朗普支持者抱怨，他忙着推进自己偏爱的项目，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给建筑物和水域改名。另一位焦点小组参与者帕姆说：“在我看来，那些事情是在浪费时间。他应该把时间用来关注美国国内的情况，以及人们正艰难度日的现实。”

经济让民众觉得自己被抛在身后，本身就足以给任何执政者带来政治难题。但再加上金箔装饰和那些满足虚荣的工程，便会形成双重打击，带来严重的政治风险。

过去十年里相信特朗普的人中，有些似乎正逐渐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投票支持的那位来自商界的政坛局外人，也不过是个寻常政客。当然，失望的特朗普选民中，肯定有不少人不敢把票投给民主党人。但如果他们觉得自己支持的一方表现不佳，也未必会在选举日出门投票。到了11月，共和党承受不起失去这部分支持者的代价。

克里斯滕·索尔蒂斯·安德森（Kristen Soltis Anderson）是美国共和党民调研究者、民意研究公司Echelon Insights创始合伙人、《纽约时报》评论版特约撰稿人及CNN政治评论员，并主持《纽约时报》“America in Focus”系列焦点小组讨论。她拥有约二十年的民意研究经验，长期关注选民态度、代际变化及其对政党竞争的影响，为政治、企业和非营利机构提供研究与咨询。她毕业于佛罗里达大学，获政治学学士学位，后获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硕士学位，曾参加哈佛大学及乔治敦大学的政治研究项目。她著有《The Selfie Vote》，探讨千禧一代如何改变美国政治，以及共和党如何回应选民结构与社会价值观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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