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12年春，新民一处旧宅里，11岁的张学良看着病床上的母亲赵春桂，又一次踏上了前往奉天的路。这个孩子此行只有一个念头：把父亲张作霖请回来。
那时的张学良还不懂军政大事，却已经懂得家中的冷暖。父亲常年在外，母亲独自操持家务，夫妻之间的隔阂，也一点点落在了孩子心里。
张作霖早年只是清军哨长，后来凭借胆识和手腕逐步崛起。赵春桂出身地主家庭，性情强硬，曾在生活、人情往来上替丈夫撑起一片地方。张作霖在外闯荡，她留在新民照料儿女，也替他维系旧日关系。
有意思的是，夫妻感情最初并不差。张学良出生时，张作霖还给他取了“双喜”的小名。后来民间关于“小六子”称呼的说法很多，张学良晚年也曾讲过相关往事，但这些细节经过多年转述，难免夹杂记忆和传闻，不能一概当作确证。
真正改变这个家庭的，是张作霖地位变化之后的生活。驻足奉天后，他身边有了新的家庭和新的应酬，与赵春桂的联系越来越少。赵春桂嘴上说“他忙，心里还想着我们”，实际上是在安慰儿女，也是在安慰自己。
张学良后来回忆，父亲常常天黑才回来，鸡叫前又离开。对一个孩子来说，父亲既是家中的权威，又像一个难得见面的陌生人。母亲的怨气没有明说，却通过叹息、哭泣和责打，传到了孩子心里。
赵春桂不愿主动到奉天求见丈夫，家中钱粮紧张时，便让张学良去找父亲。第一次进城，张学良穿得破旧，甚至被门卫当成了乞丐。一个自尊心很强的孩子，在父亲的府邸门前受辱，回去时自然把所有委屈都算到了父亲头上。
更严重的冲突发生在赵春桂病重之后。张学良再次来到奉天，站在张作霖面前说：“妈病得很重，你回去看看她吧。”张作霖当时正在气头上，只回了一句：“回去吧，别来烦我。”
这句话，张学良记了一辈子。他晚年谈及少年时期，曾说过，如果当时手里有枪，或许会对父亲开枪。这里面的恨，并不完全来自一个孩子对父亲的判断，也来自母亲长期积压的痛苦。
1912年4月15日，38岁的赵春桂病逝。张作霖接到消息后赶到新民，为亡妻操办后事。葬礼规模很大，奉天方面的官员、军人以及各方人士纷纷前来。可对张学良而言，排场并不能抵消母亲临终前的孤独。
安葬赵春桂后，张作霖曾对儿子说：“小六子，我死后，也埋在这里。”这句话使张学良第一次意识到，父亲并非没有感情，只是把感情藏在强硬、权势和沉默后面。母亲死了，父亲也失去了那个陪伴他最久的人。
此后，张学良被带回奉天生活。张作霖给他请先生讲授《论语》《孟子》和《史记》，又安排他接受军事训练，显然有意把长子培养成接班人。张学良却并不顺从，甚至一度想学医，走一条与父亲不同的道路。
父子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因为生活在一起就立即消失。张学良觉得父亲亏欠母亲，也亏欠自己的童年；张作霖则认为，给儿子地位、教育和前途，就是自己能做出的补偿。两人都在付出，却总是碰不到对方真正需要的地方。
进入东北讲武堂后，张学良逐渐展现出军事才能。1919年，他从东北讲武堂第一期炮兵科毕业，随后进入奉军任职。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中，他开始在东北军中承担更重要的职责，父子关系也从家庭关系，变成了上级与部属的双重关系。
这种变化带来新的摩擦。张学良信任郭松龄，张作霖则更倚重杨宇霆。1925年郭松龄反奉，张学良受到牵连，张作霖震怒，甚至一度扬言严惩儿子。那次风波使张学良明白，父亲可以疼爱他，却不会因为父子关系而放弃军队纪律和政治判断。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遭日本关东军策划的爆炸袭击，重伤后去世。张学良当时27岁，父亲遇难之日又恰逢他的农历生日，这个巧合让他多年难以释怀。
张学良秘密回到奉天时，张作霖遗体已经难以辨认。面对死去的父亲，他一度哭不出来。多年积累的敬爱、怨恨、愧疚和悲痛纠缠在一起，反而让情绪失去了出口。
直到葬礼上，他仿佛听见父亲喊了一声“小六子”。张学良走到棺椁旁，才发现那只是自己的错觉。那一刻，他跪倒在地，终于喊出了一声“爸”。少年时代没有说完的话，到了父亲离世之后，才以眼泪的方式说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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