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5年11月14日，美国纽约，97岁的顾维钧写下日记：“这是平静的一天。”当天夜里，他洗浴后准备休息，突发晕厥，安静地走完了人生。这个结局很符合他的性格：不张扬，不喧哗，甚至没有留下过多戏剧性的声响。
顾维钧的一生，偏偏充满了时代的急流。1888年1月29日，他出生在江苏嘉定，也就是今天上海市嘉定区。少年时期，他先入上海圣约翰书院，1904年赴美国求学，后来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政治学、外交学与国际法。
他并非只是在书本里理解中国的屈辱。留学期间，他回忆起一个外国人因为赶着看比赛，用鞭子抽打黄包车夫的场景。那种刺痛感，伴随他多年，也逐渐变成一个明确目标：在国际场合，替中国争回应有的尊严。
1912年回国后，顾维钧曾任袁世凯英文秘书。1915年，27岁的他出任驻墨西哥公使，不久又改任驻美国公使。此后，他先后在多个外交岗位任职，并在海牙国际法院担任重要职务，外交生涯延续半个多世纪。
真正让他名声传遍国内的，是1919年的巴黎和会。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参加会议，却面临山东权益被转让给日本的局面。顾维钧据理力争，反复说明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不能被列强随意处置。
有人劝他接受现实，他的态度很明确：“中国不能签。”中国代表团最终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巴黎和会没有立即改变山东归属，却让国际社会看到，中国外交官已经不再只是被动接受安排的人。
他的外交努力并不止于一次会议。20世纪20年代，他参与推动修约交涉，试图废除旧有的不平等条款。后来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又奔走于欧美之间，争取国际社会关注日本侵略。1944年，他参与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相关事务，为中国在战后国际组织中的地位积极交涉。
这些经历，使顾维钧成为民国外交史上的关键人物。不过，外交场上的锋利，并没有延续到他的晚年。退休后，他定居纽约，与严幼韵共同生活，日子变得细密而有规律。
顾维钧每天起床后，会先喝一杯热柠檬水，再活动腿脚。洗漱完毕，他读报约半小时。早餐通常吃得较慢，面包、鸡蛋、咖啡和水果都很讲究。对一个年近九旬的老人来说，这种安排不算奢侈，贵在稳定。
午后，他常到附近的中央公园散步。年纪大了，便拄着手杖慢慢走。有意思的是，他喜欢倒着走一段路，周围老人见了觉得新鲜，后来竟有人跟着学。天气不好时，他也尽量不轻易中断这项习惯。
严幼韵对生活细节照料得十分周到。顾维钧喜欢高枕，她便在多种枕头中挑选合适的一款；床铺高度也反复调整，务必让他下床时能够稳稳踩到地面。这样的照顾不在大场面，而在每天重复的小事里。
两人都经历过婚姻，家庭关系却处理得相当平和。双方子女彼此尊重，家中还常有旧友来访。顾维钧晚年并不封闭，偶尔打麻将、研究国画，生活中既有安静的阅读，也有熟人相聚的热闹。
绘画是他晚年颇有意味的一项爱好。他临摹梅兰竹菊，研究传统画谱，还学习工笔画。临近生命终点时，他凭记忆画过嘉定县城地图。那不是简单的练笔，更像是一位久居海外的老人，对故乡地理留下的私人记录。
但顾维钧最重要的晚年工作，是口述历史。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他与哥伦比亚大学合作，持续讲述亲历的外交往事。这个工作并不轻松，涉及人物、文件、谈判细节，必须反复核对。他坚持多年，英文记录稿累积达数千页，后来整理成完整资料。
他曾说过：“我常心怀中国，我知道，中国将会统一的。”这句话背后，是长期漂泊者对故土的牵挂，也是一个外交官对国家命运的持续关注。他旅居海外多年，却始终没有加入美国国籍。
顾维钧的晚年并非传奇式的豪举，而是由散步、读报、绘画、口述和家庭生活组成。1985年11月14日，这位经历过北洋政府、巴黎和会、抗日战争及联合国创建时期的外交家，在纽约走完一生。其口述史资料，连同部分遗物，后来分别留存于哥伦比亚大学及上海嘉定有关机构，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外交的重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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