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93年9月28日，北京，开国少将段苏权病逝。告别仪式上，他没有穿军装。这个细节让不少老战友沉默良久，因为他们知道，这不是家属疏忽，也不是临时安排，而是段苏权晚年始终没有改变的选择。
前来送别的陈宗瑛，是任弼时的夫人，也是段苏权多年的老熟人。她看着遗体，轻声说：“长征路上，大家都以为他牺牲了，还为他开过追悼会。谁能想到，他拖着伤腿又回来了。”
一句话，牵出了段苏权一生最难解释的经历。
1916年，段苏权出生于湖南茶陵一个农民家庭。家境普通，却有机会读过私塾和小学。在那个年代，这样的经历并不常见，也使他很早便具备了较强的文字和组织能力。
14岁时，他加入共青团，随后担任茶陵县团委书记、县委组织部部长等职务。年纪不大，办事却很干练。湘赣革命根据地的许多干部，都注意到了这个年轻人。
1934年，红二、红六军团准备转移。为掩护主力，部队组建了独立师，段苏权被任命为政委，年仅18岁。名义上是一师，实际兵力只有八百余人，武器也相当缺乏。
这样的部队，承担的却是极其危险的任务。段苏权明白，独立师很可能要用牺牲拖住敌人，但他没有推辞。师长王光泽与他配合作战，部队一路边打边撤，处境十分艰难。
在贵州、湘西一带作战时，段苏权腿部负伤。王光泽担心他影响部队行动，便把他安置到老乡家中养伤。段苏权起初并不愿意离队，王光泽只说：“先把伤养好，部队还等着你回来。”
谁也没有料到，这次短暂离队，后来竟成了段苏权一生挥之不去的阴影。
独立师在敌军围攻下伤亡惨重，最终失去战斗力，王光泽被俘后坚贞不屈，英勇牺牲。段苏权伤愈后找不到组织，只能返回茶陵老家。整整三年，他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外界也早已认定他牺牲。
抗战全面爆发后，段苏权听说太原有八路军办事机构，便告别父亲和妻子，辗转赶去寻找组织。任弼时见到他时十分震惊，脱口而出：“你不是已经牺牲了吗？”
这场意外重逢，让段苏权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任弼时安排他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此后，他担任过教员、军区政治部主任和地方党委负责人，逐渐在抗日战争中恢复了职务与声誉。
1945年，段苏权出任热河军区司令员。两年后，他担任东北民主联军第八纵队司令员。这个任命并非一路顺遂，部队领导调整背后有复杂的组织因素，他本人也清楚，新的岗位既是机会，也是考验。
辽沈战役中，第八纵队先后参加攻克锦州、阻击廖耀湘兵团等作战。战斗最紧张时，东城方向的压力陡增，协同部队又被调走，段苏权没有反复要求增援，而是让部队继续猛攻，最终率先突破锦州城防。
但战场上的功劳，并没有完全抵消此前的争议。小紫禁山阵地失守未及时上报，攻打锦州机场时判断迟疑，这些问题使林彪对他产生不满。客观说，前一件事有下级未及时报告的原因，后一件事也与指挥部署不够明确有关，可作为纵队司令，他仍承担了主要责任。
战后，段苏权被调任东北军区作战处长。许多熟悉他的人认为，这一调整与其说是单纯的职务安排，不如说带有明显的惩戒意味。段苏权没有公开争辩，只是默默接受。
抗美援朝期间，他先后担任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志愿军空军司令部第一副司令员等职。一次战果核查中，他发现上报数字存在问题，便向彭德怀说明情况。数字造假一旦被揭出，牵涉多人，相关负责人作了检查，段苏权也因此再次处在争议中心。
1955年授衔时，段苏权被授予少将军衔，且带有“暂授”性质。有人把他早年失联三年的经历重新提起，认为这段历史尚需审查。对于一个18岁担任红军师政委、在多次大战中承担重任的将领而言，这个结果自然难以释怀。
授衔之后，段苏权很少再穿军装。那身衣服，对许多将领而言是荣誉的象征；对他来说，却也包含着长期积压的误解、争议与沉默。于是，1993年去世时，他仍未穿上军装。
陈宗瑛的叹息，并不是替他否认错误，而是替这位老同志感到惋惜。段苏权有过失误，也承担过责任，但他在独立师突围、锦州作战和抗美援朝空军建设中的贡献，同样不能被几段争议遮住。代理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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