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超：以脚为笔，以行问路——一个编辑眼中的《东走西顾》

这是一本“走”出来的书。当我看到李伟明先生在《东走西顾》自序中所写的这句话时，不禁为这个朴素而有力的表述会心一笑。在文字越来越依赖屏幕敲击的时代，“走”作为一种写作方式，似乎既古老又新鲜。说它古老，是因为古人早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箴言；说它新鲜，是因为在当下快节奏的生活中，真正用脚丈量土地、用心记录见闻的写作者，反而显得格外珍稀。

《东走西顾》是李伟明先生创作的第21本书，承蒙先生的信任和厚爱，我有幸参与其中6本书的编辑工作，编辑他的书，渐渐成为一种期待与享受。从小说到杂文随笔，文体几变，不变的是文字里那股哲理的韧劲——小说中暗藏机锋，杂文里锋芒毕露，随笔则温润如茶，却都透着一种击穿表象的力量。

本书是一本文化旅游类散文集，保持着他一贯随性、质朴、重思考的文风，书中核心是“走”和“想”，而非单纯的“写景”。 作者对文化旅游类散文这一定位既谦逊又准确。谦逊在于，作者坦言“也许叫‘散文’是抬举了”，这种对文体规范的敬畏与自省，恰恰体现了一个真诚写作者的态度；准确在于，这本书确实超越了简单的游记记录，在行走与书写之间，架起了一座连接个人体验与文化思考的桥梁。

从伟明先生的经历中可以了解到，他在行走方面其实有着“先天性的不足”——出身农村，读大学前最远只到过县城，大学在离家最近的赣州就读，毕业后又留在赣州工作。这样的背景，与那些自幼便随父母周游各地的写作者形成了鲜明对比。然而，正是这种“不足”，反而赋予了作者独特的观察视角：他不是以旅游者的姿态去“消费”风景，而是以一个渴望打开视野的探索者的身份，去感受每一寸土地上的文化脉搏。

此书的成书过程也是一个关于坚持的故事，一段近二十年的创作坚守。2008年的柳州之行是一个转折点。彼时伟明先生作为参加中国报纸副刊学会年会的作者，按照要求写了《柳州那座祠》，记录下柳宗元带给他的触动。这篇小文成为这本书的开篇，也开启了作者有意识的行走写作。此后十多年，尽管远行机会不多，文章积累缓慢，但作者始终没有放弃，最终便有了这本书的面世。

阅读全书，我们会发现作者的行走不是走马观花的浮光掠影，而是带着文化意识的深度探访。他既关注柳宗元这样的历史人物，也关注普通地方的风土人情，比如侗族的迎宾酒风俗，这种将个人行走与历史文化相结合的写作方式，让人联想到余秋雨的文化大散文。他自己也坦承：“比如当年的余秋雨，便是典型的用‘脚’写作，曾经在散文界刮起一股旋风。”但作者并没有盲目模仿，而是走出了自己的路——更草根，更朴素，也更贴近普通读者的经验。

在编辑此书时，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在短视频和碎片化阅读的时代，为什么需要这样的行走之书？

“见多识广”这四个字无疑就是最好的注释。我非常赞同作者所说：“只有看到的东西、经历的事情多了，见识才能上去，否则就是井底之蛙，孤陋寡闻。”在这个信息过载却又让人足不出户的数字时代，真正意义上的“行走”反而变得稀缺。我们可以在屏幕上看到全世界，却可能对自己生活的城市知之甚少。作者的行走写作，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这种虚拟体验的祛魅——它提醒我们，真正的见识来自于双脚与土地的接触，来自于陌生街道上的迷路与找寻，来自于与不同地方的人交谈时的方言与微笑。

伟明先生更通过自身行走经历强调“游学”的价值：“走过之后就知道，游学，对于增长见识、开拓思维，确实是大有裨益的。只囿于校园甚至教室，培养不出有思想的学生。”这番话对当下的教育现状无疑具有启发意义。当我们的教育越来越偏向应试和分数时，作者用自己的写作实践，呼唤一种更开放、更具身体性的学习方式。

伟明先生是一位善于捕捉细节的写作者，从《桂山岛上说文公》一文中便可见一斑。当下的旅行者大多停留在对景点的浮光掠影式观赏，对其背后的历史与文化肌理往往浅尝辄止。而伟明先生对细节的关注可谓入微——他不仅对文天祥的生平事迹了然于心，还会在桂山岛上向导游认真追问：文天祥真的到过这里吗？导游的答复并未让他止步，反而触发了他对二者之间真实关联的深究。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个追问进而勾起了他与故乡赣州的情感联结——文天祥本是江西人，尤其在赣州留下了诸多抗元遗迹与民间记忆。两相对照，伟明先生不由心生感慨：赣州坐拥文天祥留下的大量历史印记，却未能如珠海一般将这张文化名片加以系统挖掘与传播，实在令人惋惜。从岛屿上的一个疑问，到跨省的文化反思，伟明先生的行走写作，正是这样从细节中破土、在追问中伸枝的。

伟明先生不仅善于捕捉细节，还擅长将景点中的人物故事与当下现实进行巧妙勾连，给人以启迪。《苏州况公祠》一文便是典型例证。文中，他并未止步于对况钟生平事迹的平铺直叙，而是在叙述中穿插了两重耐人寻味的对照。其一，将况钟与海瑞并置比较——同样以清名著称，海瑞好歹有个举人身份，而况钟连“第一学历”都拿不出手，却凭借实干从县衙临时工一路逆袭，官至正三品。两个“非典型”清官的不同路径，折射出明代仕途的复杂生态。其二，由况钟三任苏州知府的传奇经历，自然延伸到对当下职场的观照——况钟第二任届满时，苏州百姓“控舆卧辙”、万民联名挽留，与今时某些官员离任时被人拦车“讨说法”形成天壤之别；而朝廷创造性地让其“升职加薪、留任原岗”，又让作者联想到现实中因能力突出反被“贴标签”、困于一岗的职场困境。从历史深处打捞出的这些细节，一经与当下对读，便成为一面映照现实的镜子。我以为，这面镜子最值得凝视之处，恰在于况钟的为政之道——他既敢于碰硬，又心系百姓，放在任何时候都符合“好干部”的标准，这份穿越六百年的政绩观，无疑是一份生动而深沉的历史教材。

阅读本书，我们还能感受到一种与古人对话的趣味。如书中《桃花潭畔人家》一文，读后你会发现汪伦才是真正的“赢家”——一首诗让他红了一千多年，至今人们还在追问桃花潭到底有多深。伟明先生带着被“海参炒粉”式忽悠的觉悟前往，却发现皖南古村落的底子厚实得很，无需人工修饰，自有分量。古今对照之下，我们虽有了便捷的出行工具，却未必有李白说走就走的勇气，这大概就是行走的另一种意义。这种古今对照，既增添了文章的文化厚度和趣味，也让读者在阅读时不自觉地思考：在这个条件如此优渥的时代，我们是否反而失去了某种行走的勇气和耐心？

作为一本“走”出来的书，《东走西顾》记录了作者十多年的行走轨迹，涉及地方近七十处，也记录了一个写作者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成长历程。这本书扎实的质地、真诚的态度和对文化细节的关注，注定会赢得一批愿意安静阅读的知音。

书页合上，油墨的气息仍在指尖萦绕。 我不禁在想，在这个喧嚣的时代，一个愿意用十多年时间慢慢积累行走文字的写作者，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存在。《东走西顾》的价值，不仅在于它记录的那些地方、那些人、那些事，更在于它示范了一种 “慢行走、深写作” 的可能性。

世界这么大，条件这么好，为什么不出去走走？作者的这个反问，正是给所有读者的邀请——走出去，不一定是为了写书，但至少可以像作者那样，“每有所感，都尽可能记录下来”。若干年后回望，那些记录下的所见所想，或许就是一个人最珍贵的生命印记。而《东走西顾》这本“走”出来的书，正是这样一份珍贵的印记——它不仅属于作者，也属于每一个愿意在纸上与他同行的读者。在“东走”中开拓眼界，在“西顾”中守住初心——愿读者走下去，也回过头来，在出发与回望之间，寻得生命的厚度。（彭超）